“偷拍乌龙”和“指鼠为鸭”的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尽管这两个事件同样涉及官方权威的“评估错误”，但在舆论和社会影响方面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将“地铁偷拍”评论为“乌龙”事件，跟“指鼠为鸭”事件的当初调查结果为“鸭脖”一样，《人民日报》写评论的人与江西学院院长以及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为川大张某发声，却没有替江西的占同学撑腰，可见，都是在极力维护某种人们看不到、摸不着的“存在”。现在这两个“事件”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鼠头”事件学生虽然很少被媒体提到，但估计今后的人生很难走，至少在当前的学院学习生活会非常艰难；而川大的张某却未必会如此，或许还会“因祸得福”，当然前提是在相应的两所大学没有对她做出应该有的严肃处理的情况下，毕竟“人以类聚” ，张某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似已形成气候，或能呼风唤雨。至于那位被张某污称为“猥琐男”的农民工大叔，那就根本引不起社会的任何涟漪，事件最后结果无论如何，基本已经与他无关了。
在“鼠头”事件中，人们似乎已经忘记教育的初衷，忘记了鲁迅的名言“教育就是要把人从愚昧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把人引入愚昧中去”的含义被完全颠倒。因为当初错误的“鉴定”，引发“鼠头”事件的学生们不仅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表扬和赞许，而且还被强制要求写出书面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公信滥用”和“权力恶用”已成当今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特别让人难以容忍的竟然是出现在“教书育人”的殿堂书院，使人唏嘘不已，这个社会要把年轻人教育成什么样子，并把他们引往何方，是要让人们再回到无脑盲从的“愚昧”中去吗？。
与此同时，在川大张某的事件中，《人民日报》将其称为“乌龙事件”的定性式“评估错误”，结果迅速把张某推上了更难堪的局面，使得当初张某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希望的“成名之作”，却给自己带来了惨烈的后果。从她受到更多的所谓“网暴”中，人们隐约可以看到一种现在年轻人，特别是张某那样掌握了媒体流量秘诀的专业人士，常常会使用某些博“出位”和迅速“窜红”的损人“高招”，以牺牲别人，成就自己的所谓“技巧性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人们有理由合理怀疑，因为在所谓“偷拍”已经被警方确认为真正的“乌龙”之说后，张某竟然还是坚持将此事在网络上“曝光”，并将农民工大叔污称为“猥琐男”的所做所为不是简单之举，而是张某之类的人惯常使用的“技巧”性手法，只是没想到这次没有把握好“火候”，弄巧成拙，反把自己给架到了“火上”而已。
这两个事件的反差巨大，让我们不禁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为是可笑和可耻的，而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为是可赞和可嘉的？所有这些，似乎与当事人的社会地位和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
“鼠头鸭脖”事件前后两次的“权威调查”虽然结果翻转，但当事人学生的缺位，“地铁偷拍”事件中农民工大叔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在一个社会中，我们是否应该关注那些被社会忽视的人群，而不是仅仅关注那些引起轰动的社会现象或事件本身？或仅仅是关注那些有能力掌握或博取社会关注的人。
通过这两起本该普通的“事件”，我们应该深刻理解、认真反思那些所谓的“权威评论”或“评估错误”的后果，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学到和应该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