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一天，中纪委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工作人员照常拆开处理，却发现，信件赫然写道：“就华国锋同志，我想提三件事……”
声望愈高：“不要搞个人崇拜”
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华国锋无疑发挥了领导作用，当时普遍认为，粉碎“四人帮”是一件“拯救了国家，挽救了党”的壮举。
喜欢客套的人，一时嘴快，就会把这些功绩统统安到华国锋的头上，但华国锋总会一脸严肃纠正道：“是人民群众拯救了自己，这项行动是集体完成的，不是我一个人，我担不起。”
“接班人是君健，遗志继承果断……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郭沫若作词歌颂华国锋，后来，华国锋觉得不妥，兼之民间呼吁知识分子回归理智状态，郭沫若才将“君健”改为“俊杰”。
饶是如此，华国锋的声望仍然愈来愈高，各大报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复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下的那六字寄语——“你办事，我放心。”
就连小学教科书、文艺节目上也充斥着颂赞他的内容，甚至在十一届二中全会的分组会上，不止一人建议：我们可以将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写入宪法的序言。
70年代末10月下旬，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没有任何人组织，亦没有任何人要求，全国各地向华国锋发来致敬电，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
一些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电报、文件中把“华主席”放在了“党中央”的前面，华国锋看了气得头疼，工作人员只能推说“可能一些群众不懂”，华国锋只好对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说：“下边发来电报，不要直接写我的名字，抬头写中共中央足矣。”
后来又补充道：“也不要写英明领袖，只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之为英明领袖，那就是毛主席，一定要称呼我，我情愿大家说一句“同志好”。”
华国锋对这种礼颂现象保持着十足的警惕，他和党内的同志解释：“在主席说话已经很困难的时候，他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这是向我私人传递的，也是主席在那天晚上留下的三份手稿之一。”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并没有出示这份资料，他不是木桩子，知道这是选定他成为接班人的意思，但他“不认为自己可以担起这么重的担子”。
直到“四人帮”企图篡夺政权时，他才不得不拿出这份主席的手稿。“要师出有名，只能拿出它，但是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后，不止一次对宣传自己的这种情况表示不满：“要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老革命家的事迹，不要老是宣传我个人。”见这种现象劝不住，他才会端着点架子：“这样已经影响我的工作了。”
1978年的一封来信：“撤去所有陈列物品”
因为华国锋每每亲自下场，对自己的“颂歌”进行劝告和制止，民间渐渐有了“华主席不苟言笑”的传闻，而这一凭据，则来自一张照片。
他亲下基层，然而那却是在唐山大地震后，他收到委托前去看望灾区民众，“他平日里是最谦和的君子，逢人便是一张笑脸，只有那一次，是如何也笑不出来的。”
1978年12月末，华国锋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党校的来信，对方名为王立本，他反映道：“12月，党校组织学员前往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在一个特制的玻璃橱柜里，放着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茶杯、热水壶等生活物品。”
王立本认为，这些东西并不具有革命纪念意义，反而涉嫌个人崇拜，他对此事提出了批评。“谁敢这么说话？有心人看来，那不是批评养猪场，是批评中央党校，批评华主席。”
但华国锋看完了这封信后，却觉得心安，他提笔写下了回信：“王立本同志，我收到了你的来信，我已经委托市委的同志对养猪场做了思想工作，撤去所有陈列物品，希冀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都照此办理。”
后续，华国锋长舒一口气，对身边的文秘工作人员说：“我很开心，无论何时都有这种冷静、清醒、谨慎的同志，这样，我党的优良传统才能继承发扬。”
事后，这封信被送到了时任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手中，华国锋特意交代，要向全部学员宣读此信。
三个建议：一一回应，立刻整改
华国锋最常说的一句话：“功过功过，功是功，过是过，就怕只看到功劳，看不到问题。”1980年，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了三个关于华国锋的“问题”。
这件事，中纪委的同志没办法直接处理，只好反映到了黄克诚那里。
黄克诚看了这封信，信中点出了华国锋上任以来所犯的“三个错误”，一即华国锋前往江苏视察期间，外出沿途搞戒严，这严重影响了当地的交通，造成了许多同志上班迟到；二即有人将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坐过的椅子送到了博物馆，供人展览；三即山西地方政府给华国锋交城的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这在当地已经引起群众的注意。
黄克诚指示，先给华国锋写一封信，告知此事，与此同时，立即派人前往江苏、中央党校、山西三地调查。
黄克诚深知华国锋为人忠厚，善于采纳群众意见，更何况，华国锋此前严厉地反对个人崇拜，这三件事如果扣上这顶帽子，就不是小事，他认为，必须及时解决。
他对中纪委的调查人员说道：“你们尽管查，大胆地查。”黄克诚明白，必须要消除他们的顾虑。
果不其然，当调查组还在遴选小组成员，准备出发事宜时，华国锋就给中纪委附去了回信。
首先，他承认了三件事的存在：“我已确认，信中反映的三件事情皆有发生，我已作出处理。”
黄克诚早就听闻华国锋办事效率高，却未曾料想他如此迅速。针对江苏视察时，影响交通一事，华国锋打电话给了江苏省委，对他们封锁街道，四处戒严一事进行了批评，并叮嘱，以后不准这么做。
就中央党校将他坐过的椅子放到博物馆一事，华国锋再提王立本的那封信，让党校干部“千千万万警惕浮夸、警惕个人崇拜”，并扬言“那不过是一把椅子，谁坐过，都只是一把椅子。”随后，党校就将椅子从博物馆撤掉了。
至于影响最大的“华国锋纪念馆”事件，华国锋给山西省委书记王谦打了一通电话：“听说在建一个纪念馆？”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华国锋严肃道：“在交城，已经没有我的老屋了，你们现在修的，也不过是我哥哥的房子，请马上停工，这件事情影响很不好。”
就这样，三通电话，华国锋雷厉风行地处理了三件事情。
华国锋在任时间不长，但他一直赏识“直肠子”，当工作人员提醒他：“华主席，是不是毛衣太热了才不扣衬衣袖子扣子的？我给您换件薄毛衣吧？”
华国锋听了很是疑惑：“你有意见就要直接提，你是想说我不扣衬衣袖子的扣子吧？说白了，不扣钮扣只是为了透透风，而我自己一直都不爱穿西装，有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打领带。”
此后，工作人员有什么事情都会在第一时间和他说明。“华主席说了，早提出，早解决，才能早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