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在他的著作《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当中提到“宽恕与和解”的关系，认为在政治关系或是其他条件影响下的宽恕，都是不纯粹的。
而在宽恕与寻求宽恕之间，只有受害者本身有资格宽恕或原谅加害方，但是他淡化了“道歉”在宽恕过程当中的角色──德希达认为，宽恕本身的客体应该是“事件”而不是“犯错的人”，因此如果只原谅“加害方”，那也不是宽恕的本质。
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在我看来，宽恕与和解的开端，都应该是道歉。而在某一些例子上，受害者甚至要求的只是一个道歉──像是二战时的日军慰安妇议题，目前最受到讨论，以及在受害者访问或是许多向日本政府表达意见的场合，受害者或是受害者支援团体最大的诉求，也都是加害方──日本政府，诚心诚意的道歉。
在伦敦报告探讨“慰安妇”议题：日本政府真的想“道歉”吗？
我之前就读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后殖民文化与全球政策”硕士班，在后殖民理论课这周的课堂主题是“宽恕与和解”，刚好轮到我上台报告，于是我决定报告慰安妇议题。
报告时间是 6 到 8 分钟，因为觉得让受害者自己讲话，比我连讲好几分钟介绍主题更有力量。因此我用了两个影片：首先我用 Skynews 的网络新闻影片（South Korea's 'comfort women' demand apology from Japan for wartime abuse），来介绍“什么是慰安妇议题”。并用以中国籍、韩国籍和菲律宾籍慰安妇为主题的纪录片《The Apology》预告片来强调道歉在这个议题当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针对慰安妇议题，过去日本曾经试着道歉与赔偿，像是 1993 年的“河野谈话”，或是 1995 年日本政府曾经透过民间基金会的名义，对于受害者发放赔偿金。
然而为何受害者还是认为日本政府“从未道歉”呢？因为从近期的新闻来看，日本政府对于慰安妇议题是否真心反省，仍然令人质疑：
去年的 11 月，日本的大阪市与美国的旧金山市断绝“姐妹市”关系，原因正是因为旧金山政府接受当地民间团体捐赠的慰安妇像。如果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议题是一件重大的历史错误，并且应该要让后代有所警惕的话，又为何因雕像断了与旧金山市约 60 年的姐妹市情谊？
此外，2015 年，日本与韩国针对慰安妇议题达成了看似在和解上有重要进展的重要协议，日本官方正式向韩国受害者道歉与赔偿，但日方仍然要求移开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像。而这整项协议，亦被批评忽略了受害者的声音──有些报道与评论认为，此协议是在美国的施压下完成，因为美国不愿其在亚洲的盟友日韩关系恶化。
在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上任后，其也承认朴槿惠政府任内的这项协议有瑕疵，并希望与日方进行更深入的后续谈判。
然后我向全班强调，这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进展。但是身为慰安妇受害者不止韩国的妇女，日本如果真的有反省，为何只和韩国谈判？
如果只有受害者有资格宽恕，换句话说，如果受害者并未宽恕慰安妇经历的事实或是日本政府，并在日本政府曾经道歉与赔偿的背景下，仍然感觉不到日本政府真心的要求宽恕，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这些都过去了，日本政府已经道歉了，忘记吧！”
也许我们不能代替受害者原谅日本政府与这样的历史事实，但在大多数受害者已垂垂老矣的情况下，身为后辈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为她们争取她们想要的道歉。毕竟，战争中的性暴力，不只存在于二战时期的日军，一直到现在，性暴力或是战争性暴力仍然存在世界各地，世人仍然需要时时反省与警惕。
另一种观点：《帝国的慰安妇》引发的争议
2017 年 10 月，《帝国的慰安妇》作者补裕河，在韩籍慰安妇声援团体控告其“损害慰安妇名誉”一案中，一审无罪、二审则被推翻改判有罪的新闻，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补裕河在书中对于主流的慰安妇论述“被日本强行带走的少女”进行更多角度的分析，并认为在慰安妇议题当中，当时和军方合作的业者（可能是日人或朝鲜人）在诱骗妇女成为慰安妇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
同时该书也提出，自殖民地而来的“慰安妇”，因为和日军“同属日籍”，因此同样为战时国家动员下的牺牲者，有些人甚至因此产生情感关系，因而具有陪伴或是“战友”的角色。
她的说法，被韩国多数舆论，认为是淡化日本政府的责任，但亦有不少支持者。此外，许多认为日本政府“不需要道歉”的言论中，也有人质疑：既然慰安妇议题的加害者牵扯到日本士兵、慰安所业者以及日本政府，那么谁“真正需要道歉”？或是说“为何只要求日本政府道歉”？
我认为，如果用转型正义、还原真相与惩处加害者的观点，能够将业者与日军的加害者一一查出，要求道歉，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然而慰安妇议题在 1990 年代才浮上台面，战争与殖民都已结束多年，如要对私人加害者进行咎责，牵涉到跨国多方的合作，对于各国政府是否愿意配合，我并不抱着期待。
而日本政府为提出“慰安妇”政策者，过程当中让业者与士兵危害慰安妇人权，自然应该为此负最大责任──这也是受害者们的主要要求，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觉得这样的要求不具正当性。
而即使有慰安妇与士兵之间产生情愫的几个个案出现，也完全无法否认慰安妇们处在“无法自行决定一日接客数量”，以及“无法自由离开慰安所归国”，和在保险套不足等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仍然必须接客这样类同于“性奴隶”的处境。
老师和各国同学的回应
报告的班很小，不到 20 人，但是有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日本人、南非人、突尼斯人、土耳其人、奥地利人，罗马尼亚人。
课堂老师来自罗马尼亚，她说：“我觉得西方人对于战争的想象，多半仍比较容易联想到“男人上战场，女人去工厂”，听到此报告后我很震惊。罗马尼亚在独裁时期曾经将堕胎列为非法，那个时候迫害了很多女性，后来那一代因为这些事太创伤了，从没有被谈起，到我们这代才开始谈，但当然也不是多数。你列举的文本里面，提到日本对于殖民的历史向韩国道歉，但这让我想到，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即使道歉，也很少对女性道歉？”
日本同学在讨论时没说话，后来我私下问她，她说：“我知道这件事，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敢谈（日本）过去对亚洲做了什么事？”
突尼斯同学：“我们国家也发生过一些在独裁时期的性暴力或其他迫害人权的事件，但这些事情在社会上的能见度常常不够，或是人民不重视它，这也是很困难的问题。”
智利同学则说她之前不知道这件事，她很惊讶，然后分享了智利的一则新闻，她说一个男生在街上谋杀了一个女生，甚至还把她的眼球挖出来。但是刑案发生后，竟然有人问杀人犯：“你是她当时唯一的性伴侣吗？”（亦即为该嫌犯“正当化”其杀人之理由。）
“我们有什么资格，认为历史不关我们的事呢？”
这让我想到，一位认识不久的国内朋友，在我报告的前一天来到我家，看到我正在准备报告，他跟我说他念高中，没有上太多历史课，所以想问一下“什么是慰安妇？”
我听到时很非常震惊──或许从中学时代就是一个标准文组，大学念历史系的关系，慰安妇三个字对我，和长期所处的“同温层”来说是常识，但原来，还是有人不知道啊！
也不禁反思，当国内的教育在升学主义“标准答案至上”的思维下，是不是很容易让“慰安妇”三个字，成为另一个看似离我们这世代很遥远的“历史名词”？──我们忘记在国内和韩国等地，许多受害者们仍然活在世上，并且仍等待着日本政府的道歉。
在课本之外，如何在社会增加议题的能见度，确实是很困难的问题。而这也更加凸显这几年与慰安妇议题相关的电影如韩国的《鬼乡》或是国内的《芦苇之歌》，以及博物馆的重要性。
“慰安妇”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或是历史议题，背后牵涉到的是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纠葛，而性别的不平等关系与性暴力，更是不分国界的议题。
在课后庆祝学期结束的派对上，智利同学还在跟不同组没听到我的报告的荷兰同学，转述关于慰安妇的事情。然后在 party 上，也有好多同学、包含老师在内，对我说她们刚刚很想哭，或是已经流下了眼泪。
我没说出口的是──其实我也是呢。我常常在想，我们和慰安妇奶奶们的不同，大概就是我们比她们幸运，晚出生于那个年代几十年吧。
我们有什么资格，觉得这段历史不关我们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