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说乱世，便想到佳人，又想到爱情，倒像三毛的《滚滚红尘》，隔着银幕，乱世也够传奇。
正应了张爱玲那句抱怨：“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
这也不全是读者的锅。
张爱玲何尝不曾经营着传奇？李鸿章的曾外孙女，落魄贵族的家世，林林总总，都是她自己提出的卖点。
张爱玲一向坦诚，“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衣食父母的口味，自然要照顾。
近来，读了一本不太顾虑读者口味的《陶庵回想录》，对乱世又多了一分理解。
《陶庵回想录》一直放在作者陶亢德的抽屉里，似乎只是留给自己的一份总结，留给子女们的一份回忆。
当然，陶亢德并非真的不考虑读者，做过编辑、开过出版社的陶亢德考虑过回想录的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这一生，是非恩怨成败得失，总要给后世做个交代，尤其是他难以释怀的汉奸罪。
01 汉奸之罪
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陶亢德却在研究报上登出的惩治汉奸条例，他自认“不够惩治的资格”，然而到底也知道自己大约少不了汉奸的帽子。
陶亢德落水似乎事出偶然。他曾自悔1941年那张让给别人的船票彻底改写了人生。
1941年他从香港回上海，预计不久后返香港，船票已提前定好。取票时，订票工作者同他商量：有客人着急赶往香港，能不能延迟一班，他同意了。
此后，日本对英美宣战，开往香港的船只不复归来，陶亢德长留上海。
其实，对他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1941年，而是1938年。
那年，茅盾从武汉到广州，陶亢德请他吃饭，饭间茅盾谈到粤汉路上避日机轰炸下车躲避时的情景。“虽然没有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到底使我更无勇气去武汉了”。
那时候，老舍也在武汉，正在三信五函催促陶亢德赴汉，孟斯根也在约他同去武汉办刊物。
他到底拒绝了。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宇宙风》先搬往广州，后迁到香港。身为《宇宙风》编辑的陶亢德也就奔波于香港上海之间。他在香港还担任了《星岛晚报》副刊编辑，认识了一位朋友，属于汪精卫派的朱朴。
正是1938年或39年，他写了个条子为这位朋友介绍《时代文选》到中国科学公司排印，《时代文选》正是汪伪的刊物。
这次事情算是他正式落水前的尝试了，对他影响颇深，他在回想录里讲了两次。
两次细节有所出入。一次是讲朱朴请他做《时代文选》编辑被拒，主动拿出一百块请他介绍印刷所的。他收下后，写了条子介绍，那笔钱当夜就输了精光。后一次叙述是自我剖析，他和朱朴并非莫逆之交，当时汪精卫派的人面临被刺杀的风险，介绍印刷所，是因为他“赌‘沙蟹’输了一百多元钱，无处筹措，向朱朴借了”，要还人情债。
这两次叙述，因果关系是颠倒的，陶亢德的心理活动也不一样。
第一次描述暗含了朱朴的攻心战，先是提出一个你不可能答应的要求（当编辑），被拒后再提出一个含糊地带的要求（介绍印刷所），出于朋友情面，第二个要求就易被接受了。跟做编辑相比，陶亢德果然觉得介绍印刷所不算什么汉奸行为，这是他认知的误判。
第二次描述强调了陶亢德赌输借钱在先，哪怕明知不妥也只得硬着头皮做了，是借钱气短情非得已。
此事过后，陶亢德曾接到匿名信：“卿本佳人，奈何从贼！”外界舆论也视他为汪派。他深感羞愧，一时和朱朴断绝了往来。
孰料1941年他滞留上海后，竟主动打电话找朱朴帮忙，正式落水了。
个中原因，一字可尽：钱。
无论是举家搬往重庆，还是长住上海，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陶亢德是个有规划的人，每个孩子出生后都存了教育储蓄，买了人寿保险，害怕银行倒闭，对所存银行认真挑选，分散存款。《宇宙风》、《天下事》销量又好，就算现金投在重印书上，银行存款也有三五千。
不过战争一来，这些规划和存款变成了鸡肋。
托朋友徐訏帮忙，他拿存折支取了现金，因为心疼折损（伪币兑法币），他只支取了四百。
好友徐訏为他筹措旅费，陶亢德自己也写信给老舍，请帮忙设法找一工作。前者成功，徐訏借到了两千，后者遭到冰冷的拒绝。
陶亢德对和徐訏同去内地，顾虑重重，旅费虽已筹到，可工作未定，一家七口到内地何以为生？再者，当时他吃饭后经常肚痛腹泻，逃难路上车马颠簸，人群拥挤，对长途跋涉也心生恐惧。
他错过了和徐訏同去内地的时机，后来的事情也就不难猜想了。
留在上海，一家老小衣食住行自然是要钱的，他找朱朴，附逆，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抗战胜利后，陶亢德自认“不够惩治的资格”，毕竟他在伪政权担任的是储备银行调查处专员和《中华周报》的编辑，都颇为低调。
不过惩治还是来了。1945年10月左右陶亢德被捕，关进提篮桥监狱，1947年9月，他被释放。
他落水的牵线人朱朴反而逃过了牢狱之灾，“在日本投降前溜到北京，待风暴过去，向香港一跑。”
02 碎银几两
没有美女间谍，没有刀光剑影，陶沦为汉奸的过程颇为平淡。
他的儿女猜测也许有更多隐情，比如是否可能是“地下工作人员朱雯、吴凯声同意下”有条件地加入伪《中华周报》工作。
这些隐情已无从证实了。其实，陶亢德在回想录中不提这些已足够说明问题，都是讨生活的人，并没什么隐忍负重委屈潜行的戏剧性情节。
他心中给自己定了罪，从他放弃去重庆，担任伪政权里的储备银行调查处专员开始，就已经算汉奸了。
他有他的骄傲，就算落水了，也没有改名换姓。
他有他的委屈，认为自己“只是不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而实践了饿死事大失节事小的糊涂虫。”
对梅兰芳蓄须明志这样的千古佳话，他不无含酸：“在当时，最幸福的人是像梅兰芳这样的大人物，这类人只要不自愿做贼甘心附逆，是可以生活优裕、声明清洁的---他们有的是靠山保镖，足以庇护。就以梅兰芳为例，他的靠山之一冯耿光，谁能说他一清二白呢。总之一句话，那时候如有大力者庇荫，不但生活可以无忧，还能博得个坚贞不屈的美名。”
他也有他的抱怨，这些抱怨让读者穿透民国传奇的面纱，感受到了真实的民国。
他抱怨自己不够变通，当时法租界房子那么稀缺，若是不退租，做个二房东，“吃房子顶费无论你怎样生活，绝没有人口诛笔伐，而为一家老小生计挂了一个伪组织报刊的空名，却可以被人骂得体无完肤，而且祸延子孙！”不过他还是觉得“一个人怎么能以租来房子分租出去谋生活呢。”
那些与他往来的文化界名人，也逃不了他的小吐槽。
邹韬奋是他的伯乐，将他招进《生活》周刊做编辑，帮助他出版小说集，大加勉励。不过陶亢德笔下的邹有着更真实的另一面。
比如《生活》周刊批评胡适，是事先布置的围攻，先是发表一篇恭维胡适的，却又留下若干漏洞，接着便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痛斥胡适的文章。陶觉得此举不够光明正大，“革命和进步是要施用一些不光明正大的手段的，而且进一步思考，这样的进步能够有良好的结果吗？”
邹韬奋有些风流才子气，苏州一女中学生先是写信，后来又到上海拜访他。女学生的信起先写到社里，由邹拟答复要点，由陶答复，后来变成了邹亲启并答复。陶亢德和另一个员工黄宝珣偷开了邹的文具柜，私看了他们的书信，确认他们的情感纠葛后，当面劝告。
林语堂是他长期共事人，离开《生活》周刊后，陶亢德先是做《论语》和《人世间》的编辑，后来又和林语堂合伙开了《宇宙风》。这是相处时间着实不算短。
他对林语堂的评价是“人不高大，面目不可憎。”金钱上“他并不想占人便宜，但也不肯让人占他的便宜，这大概是种洋人癖气。”
不过占便宜这事，自我认定和他人认定往往相去甚远。林语堂和邵洵美就《论语》主编的公开论争，陶亢德和他就《宇宙风》的合作也最终破裂。少不得也是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账。
陶亢德和老舍的笔墨官司是重头戏，陶、舒两家后人至今还在为《骆驼祥子》手稿所有权各执一词。
当年陶亢德犹豫不去内地，经济是主因，“以老舍之名与才，在内地收入还仅够他一人糊口，我是什么人，能比他赚更多的薪金吗？”
后来陶写信给老舍，央求介绍工作，得到了冰冷的拒绝。
老舍在日后的创作回忆中完全抹去了自己这个“《祥子》的收生婆”的贡献，陶的不满可想而知。
回想录中，他亏欠的和亏欠他的一一再现。
比如苏青，帮助国民党指认抓捕他，在他出狱后也帮介绍过工作。他只记事，对人完全不评价。
比如巴金，“外面纷纷传论我是汪派，喝茶时谈起此事，我自然大为激愤，连声辟谣。巴金说，不必激动，以后谨慎小心些就是了（大意如此，话虽泛泛，但态度语气很是诚恳。”念念不忘巴金厚道，提了两次。
陶与徐訏算是一生之交，感情最为深厚。他讲到《人间世》徐訏“没有出过多少大力”，回忆起当初徐訏去内地不告而别自己的难以释怀，也提到徐訏患难中的相助，徐訏先行离开人世后自己的感伤。
至于丰子恺、郁达夫、鲁迅、周作人等交往过的名人，他都一一记录。
其实人至暮年，回想这一生聚散离合，那些相识相知的故人，那些终成陌路的旧事，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历历在目。
情也重，怨也深，生命中才会有深深浅浅的划痕，这些痕迹组成了岁月的年轮，勾勒出生命的风景。
作者： 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
主播： 锦书，喜爱文字、唱歌及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