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打仗为什么非得攻城？为何不饶过去，拿不下城池只能饿死？

从古至今，攻城战对攻方来说都是相当大的考验。再英勇善战的军队，在攻城时都要做好己方伤亡数字远超敌方的准备。

依托高耸的城墙以及城内的资源，守城一方往往能坚持非常久。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唐肃宗年间的睢阳保卫战。安禄山爱将尹子琦率13万大军攻打睢阳城（后又增兵五万），其中不乏游牧民族士兵，战斗力极强；

睢阳城内则仅有6800士兵，其中三千还是张巡刚刚带来的援兵。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睢阳城足足从公元757年一月守到了十月初，顶着敌人十八万大军轮番攻城，致敌伤亡十二万之多。唐军虽然全军覆没，但此战之英勇依然被载入史册。

攻城之难，从睢阳保卫战中便可以直观看出来。既然攻城并非易事，古代战争中大部分将领为什么都对着城池死磕，而不是绕过去攻打险关重城背后的土地呢？

城市与乡村在春秋战国时代才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被君主分封的“国”等同于城市，“国”四周的郊、乡地区是大小不等的村落。

这些村落并不一定归属于国，但会受到国主的全面管束，这是城市为核心、乡村为附属的雏形渐显。

随着各国变法改制的推进，特别是秦国商鞅变法后，对所吞并六国土地上的城乡进行较大规模重组与调整。

这些调整打碎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城乡，行政关系逐步占据主导。

秦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了乡、里的数量和大小，已发掘的秦简中记载“一里过百而可隔垣益为门者，分以为二里”。这些变革为城乡区分打下了基础。

汉代城乡差异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和作为邑居村落的乡村从形态和规模上均大相径庭。

以西汉都城长安为例，当时的城墙总长达到了25700米，最长的南侧城墙有7600米长；

小一点的县城墙总长也达到千米以上，如巨鹿郡宋子县，东西长450米，南北长400米。

乡村虽也有边界，却并不一定有城墙。古代筑墙一般都是为军事防备需要，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因而村落并不一定愿意筑墙。

大部分村庄在标明范围和边界时会使用扎篱笆的简便方式。如《后汉书》记载：“陈嚣与乡人纪伯为邻，伯夜窃嚣藩地自益”，讲的就是邻人移动篱笆增大自己土地面积。

城墙的保护让城乡的产业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乡村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只占据了很少的一部分。

乡村居民也多以种植田地为生，需要另建房或专门辟地实现的手工业，和大规模市场很难发展起来。

中央官府坐镇的政治保证，和城墙对外来者的筛选，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手工业在城内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市场的建立，西汉时长安城便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市场，《庙记》载其“长安市有九……凡四里为一市”，可见当时城市商业已经发展到了比较繁荣的程度。

产业结构的不同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结构。人口相对聚集的城市实现了资源和财富的聚集，城内一般集市林立，消费场所繁多，富裕者更多。

以耕种为主的乡村居民营脆弱的小农经济，只能靠天吃饭，解决温饱有时都成问题。

小农经济的恢复能力比工商业也差上不少。战争过后，被毁掉的庄稼只能来年再耕种；手工业则不受时间限制，可以尽快恢复。

因此，即便是王朝初年百业凋零，城市的恢复速度也比乡村快上一些。

多代积累下来，交通便捷，资源丰富的城市发展成为“超级大城”。因建设成本较高的原因，很少有乡村跃迁为城市。

古代大多数城市便如同滚雪球一样积累起远比乡村多的财富和资源。乡村不得不从行政上和商业上都成为城市的附庸。

因此，打下城市在古代战争中的意义非凡。

若只占领乡村而不占领城市，既无险可守称不上“占领”，也不知道自己所占领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农户，更无法行之有效地收税获取财富，只能掠夺。

相反，攻占城市后便可顺理成章获得周边乡村的统治权，同时拿下一整套完整的行政制度和人口统计，不必再花费时间精力从零开始配置不同地方官员，设置税额等。

作为战胜方，还可以拿到城市多年积攒的大量财富赏赐三军，激励战士们继续战斗。这就是攻城战的意义所在。

辛弃疾词中有“元嘉草草”一句，指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对北魏的北伐战争。

彼时北魏在位的是太武帝拓跋焘，平生最擅长亲征，军事能力比刘义隆高了不止一点半点，使得北魏屡屡占据上风。

不过，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的第二次宋魏战争，拓跋焘却犯了一个错误，使彻头彻尾的大胜变得虎头蛇尾。

北魏对南朝宋的兴趣向来排在其次，拓跋焘对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征伐欲望要更浓烈一些。

刘义隆倒是始终对“封狼居胥”抱有幻想，曾于公元430年率众北伐，却反被北魏攻下洛阳、虎牢等多座城市。

到公元450年前后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北魏方面，拓跋焘经过接连25年的战斗（公元424年至449年）后终于打得柔然一蹶不振，但国力也消耗极大；

公元445年前后，北魏又爆发盖吴起义，内政也有些许混乱。

此时经过二十年休养生息，特别是“元嘉之治”期间国力得到较大恢复和发展后，刘义隆北伐的心再次蠢蠢欲动。盖吴起义期间，盖吴的起义军背后就有来自刘宋的大力支持。

拓跋焘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对柔然的战争落幕，国内叛乱也被平定。他打算跟刘宋好好地算一算账。

公元450年二月，拓跋焘领军突入刘宋境内。来不及反应的宋军连续失守汝水、颍水流域多个郡县，只留下悬瓠城孤守。

坚守四十二天后，因援军即将抵达，拓跋焘便下令撤回北魏境内。

春季结束，夏季则到了刘宋占上风的时候。不过由于兵力动员较慢，刘宋真正出兵时已经是七月。

拓跋焘下令放弃河南地区，守住滑台以待秋季。《资治通鉴》载：“马今未肥，天时尚热……展至十月，吾无忧矣！”

果然，魏军秋季兵强马壮，一出兵便使王玄谟水师损失过万。至十一月，春季未攻下的悬瓠城也已经在北魏手中。

魏军西线退进到寿阳，东线已至彭城之下。拓跋焘在彭城停留一月未能攻下，便决定放弃彭城继续南侵。

彭城的刘义恭早被打怕了还好，北魏没攻下的另一个城市成为了一个巨大隐患。

彼时刘义隆派去增援彭城的军队由宋将臧质率领，这支约一万人的军队行军至盱眙附近时，得知了魏将拓跋谭已经渡过淮河的消息，便在盱眙城外分三营据守，结果被打到只剩下七百人逃回盱眙。

北魏这次伐宋直接从黄河打到了长江，纵深极长。因为北魏整体上来讲还不具备灭宋的条件，且魏军不适应南方气候，军中爆发疟疾的缘故，拓跋焘掳掠一番后下令北归。

北归途中，拓跋谭没有攻打的盱眙让魏军损失惨重。

当时的北魏还是游牧民族习性，打仗以掳掠为主，不重视后勤线，打到哪儿就以当地的物资作为补给。

北归途中路过的却都已经是被掳掠一空的地方，“春燕归，巢于林木”。粮草短缺的北魏决定打下盱眙，以城中物资作为补给。

臧质平原战打不过魏军，守城战却打得十分坚挺。在魏军切断盱眙水陆通道的情况下，盱眙守军面对百倍于自己的北魏军队坚守了三十天。

凭借坚固的城墙，他们抵挡住了大型攻城器械；他们砍人砍得刀刃都卷起来，破了北魏人墙登城。

三十天后，北魏军中的瘟疫已经到了几乎收拾不住的程度，刘义恭那边的彭城军队也终于要给盱眙支援了，拓跋焘不得不继续北归。

这是拓跋焘难得的败仗，是宋魏第二次战争中北魏最大的失利，就是因为漏了一座城在背后。

北魏孝武帝已经是难得的军事奇才，纵观中国历史也是可以排在前列的武将。但不攻下城市最终还能取得胜利，不仅需要非同寻常的谋略，更需要天时地利的配合。

史上最有名的奇兵，也是化不可能为现实的惊天奇迹，当属邓艾灭蜀时偷渡阴平时近乎神兵天降的这次。

当时的阴平道都不能算是“路”，全程都是陡峭的山崖。邓艾在最危险处率先裹毯从山上滚下，带领着一支伤亡不小的疲惫之师走完了阴平道。

走阴平最大的目的就是绕过当时姜维驻守的剑阁，钟会的主力军便是在此与姜维僵持了许久。邓艾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为建奇功，选择走一条九死一生的路。

这是一次豪赌，而邓艾赌赢了。当他出现在剑阁之后的江油时，江油守军完全懵住了，不战而降。

邓艾的绕城之所以顺利，是因为前方有钟会替他挡着。他一旦出现在城后，姜维就从据天险而守的有利局势陷入两面夹击的困局当中。

若非有钟会大军在正面相持，这支折损过半的疲惫之师怎是姜维的对手？老天帮助邓艾走过了这段险路，钟会则是他敢绕剑阁的最大底气。

一千两百年之后，朱棣也干出了类似的事情。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六月初，朱棣领着燕军兵临济南城下。

济南守将铁铉是建文帝至忠，坚决不投降。为避免朱棣引黄河水淹城，铁铉还曾用诈降之计诱杀朱棣，险些成功。

大怒的朱棣在城下围困济南三月，铁铉却总有办法治他。他将朱元璋的画像悬挂城头，让燕军不敢开炮轰击；他派人出城骚扰燕军，取得大胜。

朱棣在城下毫无办法，干生气了三个月。等到朱棣撤军，铁铉出兵收复了德州等城市，被济南军民称为“城神”。

在南下时，知道济南铁铉的骨头有多硬的朱棣便不再死磕济南。

1402年，燕军绕开防守严密的济南，沿东阿、汶上一路南下，直接攻占了南京城。在南京城内完成皇帝换代的大事业，朱棣这才反手将济南攻了下来。

朱棣敢绕开济南，是因为他所率领的两万军队都是骑兵，机动作战能力非常强。

他自己本身是军事能力非常强的大将，明朝其他的开国将军几年来要么大限已至，要么被朱元璋、朱允炆杀死，朝内能与他匹敌的将领已经没有了。

他还有另一大优势：他是朱元璋的儿子，抢侄子的皇位虽说不好听，但毕竟不是“改朝”，他当皇帝能接受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因此，只要抢下南京坐上皇位，朱棣不是很需要担心国内各股势力对他群起而攻之。

果不其然，他称帝后全国基本保持稳定，只剩下了铁铉一类的建文死忠。

这部分人极少，不耽误他当了皇帝后再用更多的军队、更强的后勤力量一点点收拾。朱棣的这次绕城战也有赌的成分，天命也站在了他这一边。

古代城市作为财富的主要集中场所，虽然整体面积不如乡村大，所拥有的资源却是乡村远远比不上的。

占领城市既意味着可以坐拥大量财富，也意味着可以从政治上轻易实现对周边乡村的统辖。

因此，城市在各方面的战略意义都非同凡响。

也正是因此，无论是为抢劫资源，还是为占领地方土地，城市都是战争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被称为“险关”的军事重镇，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绝对是兵家必争之地。

哪怕成为“绞肉机”也不能阻止攻城方前赴后继，只要拿下城市，从战略上就是获胜的。

强如北魏太武帝，也会因为没有攻打一两座城市而吃大亏，这还是在北魏无心真正占领，只想报仇和掠夺资源的情况下。

城市稠密的人口，更高的工业生产能力、高耸的城墙，都有使其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战争机器”的潜力。

而如邓艾、朱棣一样敢绕城不打得：

• 一是有信心自己不打这座城，这座城的军民也不会成为自己背后的刀子；
• 二是在仔细衡量之后认定绕城比攻城更有效率；
• 三是这两人治军也都极有一套，是同时代数一数二的军事奇才。

纵观中国古代战争史，能数出来的绕城不攻却取胜的例子也不多。唯有名将、天时与地利齐聚，才可能有这样有悖常理的胜利出现。

大多数将领与城市的“死磕”，以及想要出奇兵却失败的案例都证明：老老实实地攻城，才是正统的攻防之道。

不是谁都有能力、有运气可以绕城不打，又不被插刀子，最终还能取胜的。

《后汉书》

《资治通鉴》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