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故事的人
在被誉为“藏地新浪潮”领头人之后，万玛才旦仍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一天，正走着路，突然发现路上有本书，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好几张钉在一起的纸，破破烂烂的连封面都没了。
他捡起来翻了翻，书本里的文字一下子把小万玛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忘记了时间，尤其是书里那篇叫《白雪公主》的故事，他认为这是天赐的礼物。
“我小的时候，书面的文学作品不是很多，年龄小还没上学，也不识字，所以很多故事就来自老人们的讲述。”
在阅读文字之前，万玛才旦的文学启蒙是“听故事”，听村头的老人、家里的长辈们讲故事。
有句老话叫“藏人是听着《格萨尔王传》长大的”的，在藏地各处，人们都口耳相传着这个关于勇气的格萨尔王的故事。
由于藏族民间艺人独特的讲述方式，故事中各种鬼怪故事和梦幻世界都令小万玛心醉神迷。
初中毕业后，万玛到州上的师范念中专。他有一张那时的照片，穿着一身新西服，是用一种叫巴拿马的布料去裁缝店专门定做的。
他后来拍过一部电影《喇叭裤飘荡在1983》，在那时的藏区，他也是这样的时髦青年，穿喇叭裤，买买几盒空白磁带，去音像店里录流行音乐的磁带。
1987年，中专毕业后，万玛被分配回老家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学校只有两三个老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都得教。白天孩子们吵吵嚷嚷，晚上要批改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作业。
夜深人静之时，空下来的万玛就喜欢一个人看书、读报，每当抬头仰望星空，儿时听过的绘声绘色的故事便浮现在眼前——自己何不也写点故事呢。
1991年，小说《人与狗》就这样写下：山上有一只狗，三户牧羊人家。这天晚上，一家娶亲，一家有人生病，一家有孩子降生。狼来了，狗拼死看护羊群，叫得凄惨古怪，人们觉得不祥，抡起木棍，打死了狗。
“虽然是处女作，但写得很绝望。很多基调在那时就定下了。”万玛才旦说，“有人写评论，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许吧。”
万玛才旦最喜欢藏族作家德本加的小说，尤其是他的‘狗’系列的小说。
同年，万玛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的藏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州政府当公务员，过了四五年公务员生活后，他选择再度考入母校攻读硕士，专业方向是藏汉语言文学翻译。
除了古老的藏地传说，万玛也会翻译现代藏语小说。
他认为汉译藏可以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建设以及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藏译汉，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及其生存状况。
他说：拍电影是个“意外”
许多年前，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万玛才旦，在中关村的街上，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
“那个意象一下抓住了我，想起电影史上的一些作品，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也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地的事情，心里有了故事的雏形。”万玛才旦说。
2017年，他发表了小说《气球》。那一年，西藏成为影视圈的“热词”，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将11位藏人的朝圣之路投射在银幕上，凭借对现代都市人灵魂的想象性救赎，斩获1亿票房。
而在万玛笔下，圣洁的、神秘的西藏转换为上世纪90年代孩子玩耍时用避孕套吹起的气球。
《气球》剧照
《气球》里关于轮回转世的描写，曾是藏人精神世界的根基。万玛的爷爷就笃信孙子是自己舅舅——一个僧人的转世，所以对他特别偏爱，给他买来一箱子连环画和一个收音机，40块钱，在当时是笔巨款。
小时侯去山上放羊时，万玛就会带上收音机，在空无一人的旷野里，听里面播放的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那夹杂着电流的并不清晰的故事，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声音。
万玛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拉西瓦镇昨那村，一个半农半牧的村庄，离西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山上是草原，山下有大片庄稼地。帮家里放羊，是那个年代藏区小孩的必修课。
“我们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水力部门要来建一个电站，就住在我们村子里，晚上会在他们的礼堂放一些电影，我就跟着看了一些外国电影，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佐罗》什么的，都让我惊奇。中学到了县上，看了好多国产电影，到上初中时，我已经看了两三百部电影了。”
读硕士时，他在位于北京的国家翻译局实习。有一天，出于对电影的兴趣，他顺道去北京电影学院转了转，并询问了学费。
回去后，万玛意外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得以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在文学系学编导，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的第一个藏族导演。
凭借《撞死了一只羊》万玛才旦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从2002年编导第一部短片《静静的嘛呢石》开始，万玛先后拍摄了《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片，并获得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等诸多奖项，在海内外大放异彩。
著名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更是称赞“万玛才旦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
回顾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万玛总会用“意外”来形容自己与电影的缘份：“在我的人生中，电影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当时的成长环境，要直接创作电影是不太可能的，三十岁前也没有想过和电影会有密切的关联。是机遇改变了我，这是人生的偶然性。”
藏地，精神上的故乡
万玛才旦的家乡在青海贵德，属于安多藏区，距离拉萨2000多公里。没通火车、汽车的年代，人们就走着去、骑马去、磕长头去那座“圣城”。
和许多当地人一样，万玛从小在藏传佛教的熏陶中长大。第一次去拉萨是大学，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去到了历史书上常提起的“藏族的发祥地”泽当镇，还去看了历代的藏王墓，回来后写了一篇藏文小说《去泽当》。
回归大学课堂，他不仅要掌握多门课程，还要在藏汉两种文化体系中随时切换，常让他有一种撕裂感。
“一边是‘科学和‘唯物主义，一边又上唯心主义的古老学科。对现实生活的荒诞感受，可能就出现在这样一些情境里。所以挺有意思的。”
两个世界的交融，就发生在2002年，33岁的万玛才旦正式开始电影编导工作。好友松太加随他而来，进了摄影进修班。他还想培养一个录音师，便喊来曾是地下摇滚乐手的学弟德格才让，去念录音系。
三人在北电后的黄亭子小区租了一间房。电影学院附近是盗版碟的天堂，万玛就从盗版碟商手里补上了法国新浪潮、好莱坞黑色经典、伊朗电影等，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与万玛才旦一样,松太加来自安多藏区,两人多次合作。
2005年，万玛才旦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击败了顾长卫的《孔雀》，获得金鸡奖最佳处女作奖。
一个藏族导演将藏区的真实生活铺展于银幕之上。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这是头一遭。
在获奖后的采访中，万玛说：
“经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的故乡，赋予西藏神秘、蛮荒、与世隔绝或者世外桃源的特质。这些人常常标榜自己展示的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使人们更加看不清我故乡的面貌。我不喜欢这样的‘真实，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故事，故乡人真实的生存状况。”
一如贾樟柯之于汾阳、张猛之于东北。万玛才旦的创作，被认为开启了“藏地新浪潮”，团队中的松太加、德格才让，此后相继成为导演，进入大众视野。
并非大众固有映像里的蓝天、雪山、草原、湖泊，万玛镜头下的藏地是一幅幅徐徐展开、极具烟火气息的“人间”。
他说，藏地是一个精神上的故乡。
“我从小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之后又离开了那样的环境，所以再回看故乡的时候会有一种距离感，很多的东西可能更加新奇了，静客观了。我觉得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视角去呈现想要讲的故事题材。”
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万玛才旦的朋友、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曾说：“他总是微笑，但不意味着他没有想法。”
《塔洛》杀青当天，他带领剧组放生了影片里的小羊羔。藏人信仰万物有灵，夏天公路上很多蚯蚓跑出来，他会拿着盆在路上捡蚯蚓，放到潮湿的泥土上。上大学时，万玛的同学骑摩托轧死了一只狗，他就去大昭寺点酥油灯。
上世纪90年代，内地文坛的“先锋派”已开始撤退，反倒是一批藏地作家依然写着前卫的文本。
西藏有一部经典的民间故事集《说不完的故事》，有人说这是西藏的《一千零一夜》。万玛从小就读，长大后把它翻译成了汉语。
其中有一则故事，主人公背着如意宝尸，一路听它讲故事，不能说话，可到最后，总是忍不住诱惑，一旦开口，尸体就会飞回山洞。于是尸体一次次逃走，又一次次被捉回，循环往复。
他借用这个结构写了一个当代的“尸语故事”，起名《尸说新语：枪》。
“外面”的人总希望藏区没有变化，保持住它的纯洁原始。万玛不止一次地提出这种观点的“不人道”。
“一边享受现代文化带来的优越的生活，一边却希望另一群人停留在原来的生活方式上”。
但置身其间，却愈发感受到内在的分裂与撕扯。“欲求和攀比，已经从衣服、房子蔓延到宗教，这家盖佛堂，那家就盖一个更辉煌的。做法事也是，看谁更隆重。一面是信仰，一面是世俗、现实和利益，夹在其中很荒诞。”
带着电影《气球》走遍各大电影节后，万玛回到青海住了大半年，往返于西宁和贵德。家乡，用他的话说，也“只有山坡顶上没有变”。
土地还在，但人、事、物，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