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后,大批群众自发走上街头纪念这位伟大的国家缔造者。然而,江青、王洪文等人对这一场景感到不满,于是指示刘传新率领一批激进分子采取暴力手段,驱散纪念群众。这场暴力事件导致了流血惨案,给人民政权带来沉重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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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新是一个资深的革命家,他曾在新四军中担任中层军官,并在建国后被任命为副军级干部。他率领部队屯驻在华东地区,肩负着清剿土匪和海防等重要任务。然而,1967年,社会动荡加剧,党中央认为北京市公安局已经“不可信任”,因此决定从外地抽调一批可靠的干部进入该单位进行军事管制,以期将该单位从“错误路线”中拯救出来。刘传新因其优秀的素质被党中央选中,于当年2月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担任军管委的二把手,相当于副局长的级别。

刘传新上任后,他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批评公安局原局长、副局长以及其他政治干部的思想不端,作风有问题,并呼吁进行坚决的整改。那会,尽管社会动荡进一步升级,刘传新保持了冷静和理智,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行动,坚持以分寸为准则,不被“乱流”所控制。

但这一消息令谢富治甚感不悦。作为主要煽动者之一,他总是希望世间不太平,始终怀着不轨之心。曾经,他特意与刘传新会面,敦促他“加大火力”。在谢的强烈催促下,刘走上了一条歧路。到了当年年底,他撰写了一份报告,向毛主席表达了一份惊人的观点: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中的所有高级官员都是“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派”。毛主席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市公安局中层以上干部有一千多人,难道没有一个是不良分子吗?周总理也认为,刘传新的报告太过偏激,要求他“改正”这一错误观点。

然而,刘传新并不听从总理的指示。在谢富治等人的支持下,他擅自下令逮捕了许多老同志,包括彭真在内。接着,他又将贺润生等人的子女拘禁在少管所,以逼迫他们揭发父母的所谓“罪行”。很快,刘传新就成为了公安局长,迅速将这个单位变成了谢富治攫取利益的工具,不顾一切地犯下了众多罪行。在谢富治去世后,刘传新又转而支持江青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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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社会上传播着一些与江有关的流言蜚语。这些话题通常是人们在闲暇时聊天嬉笑而已,不值得引起过度关注。但是,为了讨好江,刘传新居然将这些谣言视为“反动信息”来追查,随后逮捕了数千人,这在北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晚上都要用胶带贴住嘴巴,生怕说错话被冠以不良政治性质。

当周总理去世后,江青和王洪文下达了禁令,禁止任何人悼念总理,否则将受到惩罚。这种不仁不义的行径激起了民愤,人们为了反抗江、王的极端行为,自发走上街头,通过向总理的遗像鞠躬和献上鲜花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位先烈的敬意。

江、王遂下令刘传新带人去驱散群众,破坏祭奠活动。刘传新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召集了一千多名地痞流氓手持棍棒,冲击了正在朗诵悼词的大学生队伍,随后抓捕了几个带头的志愿者,最后收缴了花圈、挽联等物品。

刘传新曾以为他的行为能让群众们胆寒,但仅过了一天,更多义愤填膺的人聚集起来发起抗议,高呼“正义”与“和平”。这个近十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也即将迎来大爆发。在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后,江、王随即开始阴谋窃夺国家权力。刘传新紧随江、王的步伐,秘密成立了所谓的“第二武装”,随时准备“闹革命”。很快,党中央意识到了异常情况,采取必要措施将江青、王洪文以及其他人逮捕,以雷霆之势结束了动荡。

1977年,陆续有人向相关部门举报刘传新的行为。不久之后,他被免职并受到隔离审查。面对审讯,他毫不悔改地表示,自己见识过了世间种种,吃过了各种好东西,这辈子值了!然而,中旬时,他因为害怕受到清算,畏罪自杀,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将刘传新的错误归咎于那个时代的环境。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去辨别是非和正确的方向,而不是跟随欲望和个人私利行事。他的错误最终让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是不容忽视的。他最终遭遇悲惨的结局,完全是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