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国泰航空的香港空姐歧视中国大陆乘客事件扰扰攘攘一个星期，暴露了香港的深层危机，就是语言的隔阂与普通话的水平低落，形成国安危机，加深了国家的分裂，容易被一些分离主义的论述趁机见缝插针。香港当局的应变之道不仅是对这家公司的严惩，也须从更宽广的角度，检讨香港的语言政策，要如何让全民学好中国的国语，而不是躲在方言与英文的背后，让政治上的敌对势力扩大裂缝，陷入更严峻的危机。
不可否认，早在二〇一九年黑暴期间，国泰内部就有不少员工参与暴乱，有些黄丝空姐甚至在机舱内贴上标语，一些机师还在街头丢汽油弹，因而在国泰内部的一些群体早就弥漫了一股反华的势力，这次“毛毯”意外，盖不住背后的反动思维，就是潜意识瞧不起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与物。语言是载体，但承载不住的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不文明的。而在她们看起来，西方的一切都是先进的、文明的。
语言的隔阂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当天执勤的是来自台湾﹑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华裔空姐，就会用流利的华语（普通话、中国国语）与这些乘客沟通，不会在“毛毯”（Blanket）还是地毯（Carpet）的问题上纠缠。事实上，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遇上国泰的台湾空姐都感到特别亲切，喜欢她们轻柔的、嗲嗲的国语，提供敬业的、细心的服务。
那些背后议论乘客英文不行、自视高一等的香港空姐也许会说一点普通话，但说得磕磕巴巴，这都因为香港教育的失败。回归二十六年，中小学还是无法全面落实普通话教中文。由于原来用广东话教中文的老师数以万计，在过去教协的支持下，形成了一股反对普通话的势力，因此让教育当局不敢彻底改革，导致今天香港的中小学教中文，大部分还是用粤语教授。
事实上，要在香港全民落实普通话，教育当局不但要全面推动用普通话教中文，还应该推广到其他所有学科（除了英文和第二外语课），确保学生进入一种沉浸式的教育，思考都用普通话，熟悉普通话背后的中华文化，具有钱穆所说的对中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不是学了一点英文，就以此来歧视中国人，应验了古人所说的“汉人学得胡人语，登上城头骂汉人”的悲哀。
这都需要香港教育当局从“心”变革，冲破很多障碍，不怕万难，但求“一语通，百理明”。特首李家超这次已经对国泰事件加以谴责，立场鲜明，但这不是一时的“口舌”之争，而是要追求永远的“语同音”基业，为中华民族万世开太平，为港人立命，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从大历史来看，这是迭代的挑战。二战前后出生的香港人被视为“婴儿潮一代”，他们都有很强的中国人观念，从李小龙到成龙，从漫画的财叔到金庸小说的郭靖，都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情怀，即便香港社会掺入了国共的党派之争，但民族大义不会有丝毫模糊之处。但到了90后与00后，受到很多台湾的分离主义的思潮，以及日本右翼对中华民族抹黑论述书籍的影响，都在描绘中国人负面的形象，而回归后开始的“通识课”，不少的老师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强调要有“批判性思维”，对中国只是看到黑幕，而看不到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巨大成就，日积月累，最后终于在二〇一九年的黑暴事件爆发，立法会被砸、又一城商场被烧毁、隧道被阻塞、公路被截断、几百组交通灯被破坏，很多警署和警察宿舍受到攻击，成为一场“准政变”事件。
香港的年轻人不能说流利的普通话，不懂中国历史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就是国家安全的危机。国泰事件是一个迟来的警钟，惊醒很多苟且的教育官员，为何不去彻底推动教育语言的变革，结果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大部分都无法用普通话进入思辨的层次，无法与全球的中文圈子对接。香港精英与西方和日本﹑韩国认真学习中文的精英比较起来，大多被比下去，成为国际的笑柄。这是香港教育的悲哀，也是香港人的悲哀。
香港特首李家超对于这次国泰事件的检讨，须立刻责令教育官员订下时间表，推动中小学全部用普通话教学，向北京、台北和东南亚的华校看齐，不要再用“保存广东话”来做挡箭牌。广州、厦门、上海、武汉等都是方言城市，它们都用普通话教学，但在家里和私人场合，可以用自己的家乡话交流。它们可以，为何香港不可以？国泰事件“坏事可以变好事”，让港人幡然醒悟，香港的变革，要从舌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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