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如僧律师，税务诉讼律师，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一般情况下，检察院与被告人或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经过协商，确定刑罚之后，法院都是照单全收的，但也有例外情况。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应通知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检察院拒不调整的，法院可以自行调整。
笔者通过公开渠道，总共找到了67篇，发生于近两年的，当事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法院在一审阶段，没有采纳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另行改判的案例。
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了如下规律：
一、改判程序
改判的程序有两种：
第一种情形，根据庭审情况，检察院自行或者经法院建议，检察院调整了量刑建议，法院采纳了检察院新的量刑建议。
第二种情形，根据庭审情况，检察院的意见与法院的意见不一致，检察院拒不调整量刑建议，于是法院自行调整，改判另一个刑罚。
从程序上，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在庭审阶段，想要促使法院判处一个比量刑建议书更轻的刑罚，要么是说明检察院自行调整量刑建议，要么是说明法院调整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只要检察院、法院当中的一方采纳了辩方的意见，就极其可能改判。
为什么只是极其可能呢？
如果检察院自行调整了，大多数情况下，法院都会采纳检察院的意见，但裁判者终究是法院，最终的量刑权还是在法院手上，也不排除法院不采纳检察院的意见的可能性。
如果法院采纳了辩方的意见，但检察院认为辩方的意见没有道理的，检察院就可能提起抗诉，一旦抗诉，就要进行二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当中，检察院抗诉的话，改判率还是挺高的。
二、改判结果
大部分改判的结果，都是改判另一个比较轻的刑罚，但也有少部分只改判一个比较重的刑罚，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没有补缴税款。
例如在刘某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检察院建议被告人刘某拘役三个月，并适用缓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刘某尚未补缴其所欠缴的税款，破坏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的法益仍未修复，于是撤销缓刑。
例如在另一起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当事人介绍他人虚开300多万，具有自首情节，认罪认罚情节 ，退出违法所得3万元，检察院建议量刑4个月，法院认为当事人没有补缴税款，改判五年十个月。
从改判结果上，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如果量刑建议书是在补缴税款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法院调整量刑建议书的可能性更小；如果没有补缴税款，法院就可能认为没有给国家挽回损失，没有修补社会关系，从而调整检察院的量刑建议。
另外，如果想要适用缓刑，你可以不退出违法所得，可以不预缴罚金，但必须补缴税款，至少要补缴相当一部分税款。否则，哪怕检察院建议适用缓刑了，法院也不会同意。
三、什么情况下，在一审阶段，会进一步调轻刑罚？
第一种情形，检察院认定金额错误，常见的情形是检察院指控当事人多起虚开，但部分指控被辩护人打掉了，多而降低了虚开的金额。
（1）例如在苏某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辩护人打掉了三起指控,从而将涉案金额降了下来，第一起指控中，检察院指控苏某以煜某公司的名义为鑫某公司虚开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额44万多元，但证明此指控的证据只有两个证人证言，并没有相关的物证、书证，法院没有认定。
第二、第三起指控中，检察院指控苏某以意某公司名义为荣某公司虚开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额16万多元，以海某公司名义为苏某公司虚开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额50万多元，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发票被抵扣了，从而没有被法院认定。
（2）例如在甘某平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检察院指控甘某平以立某公司名义为金某公司虚开2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一审阶段，辩护人提出其中有两份发票实际是作废的，作废票中的金额不应包括在虚开金额内，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观点，降低了16万多元。
（3）例如在李某德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检察院指控李某德从协某公司处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这起指控中，只有李某德的供述，没有协某公司相关人员的言辞证据进行印证，并且李某德明确表示这些发票当中，有一部分是虚开的，有一部分是实开，究竟哪些是虚开的，哪些是实开的，已经无法分辨出来了，法院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没有认定这起指控。
另外，还有一起指控中，检察院指控李某德从泰某公司处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2份，但根据税务局出具的证明却表明只有66份，人民法院也是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认为虚开的份数为66份，从而减少了10余万虚开金额。
如果关于协某公司、泰某公司的指控全部成立，那李某德涉嫌虚开的税款金额将超过250万，打掉了这部分金额，李某德涉嫌虚开的金额则小于250万了，这导致李某德的刑期从十年以上，变成了十年以下。
（4）例如在孙某龙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检察院指控孙某龙为陈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这起指控没有明确虚开发票的票号和数额，也没有查清现金交易数额，同时根据孙某龙的辩护人庭审后提交的银行进帐单、周某某证言，表明孙某龙与陈某某之间的资金往来，除了资金回流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性质，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法院没有认定这起指控。
第二种情形，检察院漏了一些对当事人的有利情节，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检察院没有意识到当事人具有自首情节，在一审阶段，经过开庭审理，确认了当事人具有自首情节。
例如在凌某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凌某是在2020年4月13日,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没有意识到这是自首，因此在与辩方量刑协商，没有考虑到凌某的自首情节，从而导致建议的量刑过重。法院在审判阶段，认定了凌某的自首情节，从而调整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
另外，在许某、王某大、李某等人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这三个也是电话传唤到案，检察院也是没有意识到这是自首，从而导致在审判阶段，法院对其量刑建议书进行了调整。
第三种情形，检察院认定事实错误，最常见的情形是检察院认为当事人是主犯，在一审阶段，经过开庭审理，法院认为属于从犯。
例如在陈某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陈某介绍刘某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王某，并从刘某处收取了0.5个点的手续费。检察院认为陈某收取了提成，同时介绍他人虚开是刑法规定的虚开类型之一，因此认定陈某是主犯。在一审阶段，法院认为陈某是从犯，从而调整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书。
第四种情形，出现了新的对当事人有利的情节，常见的情形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没有补缴税款、退出违法所得、预缴罚金，但一审阶段判决出来前，当事人补缴税款、退出违法所得、预缴罚金了。
（1）审判阶段，补缴税款改判。
在唐某旭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唐某旭是强某公司、威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唐某旭通过中间人，从宏某公司、普某公司购进了4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了186万多元。案发后，唐某旭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在一审阶段，唐某旭补缴了全部了税款。法院认为考虑到唐某旭补缴了税款，量刑建议书对其量刑略重，于是将其刑罚调整为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缓刑三年。
（2）审判阶段，退出违法所得（退赃）改判。
在蔡某容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蔡某容介绍洪某国从银某化工、滕某化工购买了2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达到21万多元。案发后，蔡某容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在审判阶段，蔡某容退出了违法所得28000元。法院认为蔡某容具有自首情节，属于从犯，在审判阶段又退出了违法所得，于是将蔡某空的刑期由一年三个月调整为十个月，缓刑一年。
（3）审判阶段，预缴罚金改判。
在熊某阳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熊某阳作为蓝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无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杉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9份,税款1893550.3元。案发后，熊某阳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退缴非法所得423264元。在审判阶段，熊某阳预缴罚金15万元。法院认为熊某阳在审判阶段预缴罚金，于是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调整为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
（4）指控公司犯罪的，公司补缴税款，也可以对公司的高管或负责人从宽处罚。
例如在张某达被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张某达是华某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鑫某公司、锦某公司接受了12份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共计人民币179580.31元。同时，张某达还介绍他人从上述两公司购买7份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共计108645.57元。案发后，张某达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在一审期间，华某士补缴了全部的税款，法院据此调整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书，改判张某达缓刑。这说明公司补缴税款，或者退出违法所得，或者预缴罚金，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
第五种情形，检察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法院认为量刑建议书从宽的幅度不够大，没有充分体现出罪责刑相适应或者量刑均衡原则，从而改判。
这种情形，法院的意思就是说，检察院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都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做到认罪认罚从宽，而是适度的从严了。
这种情况下，法院改判的压力比较大，检察院分分钟会抗诉。
从改判情形上，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要想法院调整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或者检察院自行调整量刑建议，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产生新的对当事人有利的量刑情节。如果没有新的有当事人有利的量刑情节，就说检察院从宽的幅度不够大；但这种做法，难度极大。因为当事人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同意了这个刑期，自己都同意了，现在又说过重了，检察院一句你是不是不想认罪认罚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撤销认罪认罚具结书，按普通程序审理本案，这样的话，检察院建议的刑期就是*年*个月，比量刑建议书的刑期多*年*个月，当事人就腿软了。
怎么才能产生新的对当事人有利的量刑情节呢？一般来说，有三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检察院疏忽了。
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存在一些对当事人有利的情节，但这些情节比较隐蔽，检察院没有注意到。
例如电话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的，属于自首，但检察院可能认为这仅是坦白。
例如当事人到案之后，配合办案民警到另一个同案犯的住所，指认同案犯，这是立功，但检察院可能认为这只是在辩认现场。
例如，当事人拿到虚开的进销发票后，认证了，但还没有抵扣，这部分金额其实不能认定为虚开金额，但检察院可能认为是虚开金额，至多只能算未遂。
第二个思路，检察院犯错了。
在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就对当事人的一些情节的性质产生了争议，但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
例如介绍他人虚开，收取了介绍费的，辩方提出来这是从犯，但检察院却认为是主犯。
例如对于某些金额，辩方提出来证据不足，依法不能认定了，但检察院却认为证据确实充分，可以认定了。
例如当事人知道办案民警要来公司现场搜查，但没有走开，在公司等办案民警过来，或者办案民警来到公司后，没有找到当事人，于是通过公司的其他人员打电话给当事人，叫当事人过来配合调查，当事人接到电话，就过来配合调查了，辩方提出来这是自首，检察院却认为不是自首。
第三个思路，当事人自己创造新的量刑情节。
在审判阶段，当事人可以创造的对其有利的量刑情节，主要是立功、补缴税款、退出违法所得、预缴罚金。
例如，当事人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譬如有哪些同行也在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被司法机关查证属实的，可以构成立功。
对于补缴税款、退出违法所得、预缴罚金，就要看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以及对自由的渴望程度了。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补缴税款、退出违法所得的金额往往非常巨大，又不知道补缴或退违之后，能够从宽多少，很多当事人就纠结了，担心人财两空。例如，我见过一个当事人补缴税款、退出违法所得的金额加起来，达到了7000多万，最后还是判了七年。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就是要想法院改判缓刑的，尽量补缴税款，具备适用缓刑的条件，但量刑建议书没有建议适用缓刑的，就大胆跟法院协商，提出自己的要求，法院不会给你明确的答案，但是你提出要求后，法院还是叫你去补缴税款之类的，潜台词往往就是答应了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