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一首著名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以骄杨比喻牺牲的妻子杨开慧，以柳指代故去的战友柳直荀，既是表达自己对杨开慧的悼念，也是对所有为革命牺牲的英雄致敬。
可是，身在台湾的胡适看到这首词的时候，却十分不以为然，不仅认为词的情感太过肉麻，完全无法理解，还在日记里讽刺“没有一句通的”。
面对这样的胡适，毛主席虽有些无奈，却并没有记恨，他与胡适分道扬镳多年，只是向来心胸宽广，始终记着当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功绩，还多次联系对方，希望他能回到大陆，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出力，可惜胡适油盐不进，不仅没有回去，还一直在外污蔑抹黑共产党。
其实，毛主席和胡适曾经还是多年的好友，那么他们的关系又怎么会变成这般模样呢？
两人的渊源还要从1917年说起，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其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更是成为了当时许多学生必读的刊物，一度引领思想潮流，就连当时的青年毛泽东也深受感染。
与此同时，年轻的胡适成为了北大的教授，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不少关于新旧文学的看法，让毛泽东也十分赞同。
不久之后，毛泽东应老师杨昌济的邀请来到北大学习，毛泽东欣然前往，只是他囊中羞涩，除了前往北京的路费后已经身无分文，与蔡和森等八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睡觉时也只有一张炕，翻个身都得先和身边的人打招呼才行。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勤工俭学，手不释卷，杨昌济还帮他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以此减轻生活的压力。
彼时的毛泽东还不是日后成就新中国的伟人，而是贫穷且地位低下，经常被人看不起，即使想要和风云学生们聊聊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人耐心听他讲话。
不过毛泽东没有因此自暴自弃，依然经常独自坐在一旁看书，也会找机会去旁听一些教授的课。
毛泽东第一次去听胡适的课时，就差点被赶出来，但他坚持想要听课，胡适也没有办法。
之后，毛泽东经人介绍结识了胡适，两人的交流才多了起来，毛泽东求知若渴，经常向胡适等一些教授请教新文化新思潮的问题，收益颇丰。
也是在北大的这段时间，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并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
那个时代，各种主义和思想泛滥，毛泽东想要找到真正能救国救民的理论和信仰，于是他放弃了自己准备多时的法国留学计划，离开北大，决心再去多看一看祖国与人民最真实的模样。
正逢五四运动爆发，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发声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此时的胡适也很看好毛泽东，两人时不时便会互相交流自己的主张和看法。
然而，就当毛泽东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和路线，加入共产党之后，一切就开始有所改变。
胡适本就胆小怕事，从来只主张思想文化方面的事情，不太敢公开且激烈地谈论政治，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大量共产党人与工人群众惨遭国民党的屠杀，但是，毛泽东仍旧坚持自己的思想路线，两人逐渐分道扬镳。
后来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了东三省，并且开始了残忍的侵华战争，毛主席主张国共联合抗日，要与侵略者抗争到底。
胡适却提出中国应当向日本求和，甚至还在自己的演讲中宣扬秦桧批判岳飞，并与汪精卫和周佛海组织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专门在里头表达投降日本，反对抗日的想法。
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适又发报劝说毛主席放弃武力，向蒋介石投降，毛主席并没有回复这封电报，因为没有多久，解放战争正式打响。
之后，胡适也一直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不遗余力地鼓吹国民党，抹黑共产党，甚至1949年前往美国居住后，还在异国不停地造谣抹黑中国，1954年，他就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
光听这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了，有了蒋介石的支持，胡适更加肆无忌惮。
终于，大陆也无法忍受他的小人行径，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
然而，即使胡适引起了众怒，毛主席依然认为不能定论胡适，毕竟是新文化运动作出过贡献的人。
毛主席的大度和宽容非常人所有，他不在意自己的个人恩怨，一心只希望能有更多人来共同建设新中国，这也是毛主席没有下令枪毙许多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将领，而是让他们改造思想，为国服务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