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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争权的目的,江青竟然将让林彪和孔孟扯上了关系。

1974年1月12日,在江青的建议下,毛主席同意转发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所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自此,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浪潮,又席卷了全国上下。

此时距林彪去世已过去三年,把孔孟和林彪联系到一起,形成批判运动,其根本是为了什么,二者如何产生的关联,江青和四人帮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批林整风运动

其实早在林彪去世后不久,党中央就曾开展过批林整风运动

1972年,周恩来同志在批判林彪等反革命团体的同时,也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错误,主张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但实际为正确的做法恢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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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拨乱反正”的行为,自然让江青等人不喜,因为他们将无法再浑水摸鱼获取利益。

最终,也是在这些人的从中作梗下,首次的批林整风运动草草收场。

只是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等老革命家,也断然无法容忍四人帮的胡说非为,双方一直保持着针尖对麦芒的状态。

随着林彪的故居被彻查,里面发现了大量与儒家有关的书籍,而江青适时地联想到,毛主席曾有过关于“尊法反儒”的言论。

毛主席表示,相比起儒家,自己更喜欢法家,历朝历代有所建树者无不是以法治国,反观儒家的那套道德理论,就过于假大空了。

毛主席的意思自然是没有错的,但江青却故意歪曲主席的说法,将“儒家”的孔孟之道,和三年前的批林风潮结合起来,又搞起了思潮运动的一套

然而不论是“批林”还是“批孔”,都只不过是四人帮搞政治斗争的障眼法,批斗老干部,争夺权利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

1974年1月25日,在一场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直接表示,所谓的批林批孔,实则为批判“走后门”问题。

这南辕北辙的两种东西,都能让江青等人拉扯到一起,无非就是利用人民群众对于“走后门”这一行为的厌恶,混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而且这一次他们的野心不小,矛头更是直指周恩来,因为周总理在文革后期为很多老干部恢复身份,令四人帮之前的诸多“努力”化为泡影。

在他们心中,周总理就是他们行动上最大的“绊脚石”,但周总理为人谦和有礼,位高权重,也不是他们轻易就能找到借口打击的

这一次好不容易扯上一面大旗,说什么都要给周总理泼上一些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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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四人帮的咄咄逼人,此时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总理知道,在自己倒下后,必须有能够取代自己、继续与江青等人斗争。而他所看好的接班人,便是邓小平同志。

于是周总理抓紧时机,为邓小平同志安排实际权力,扩大其声望,在取得毛主席的同意后,将邓小平同志安排进中央军委,使其能够进入军队领导的核心。

做完这些,总理便是完成了让邓小平同志接替自己的第一步。

同时,对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周总理也亲笔致信毛主席,知道此事的主席痛斥江青等人的做法。

毛主席的态度,也表示四人帮在同周总理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失败。

然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知道此时的主席和总理都已身患重病,抢班夺权就要趁现在。

同年三月,在讨论由谁代表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时,四人帮坚决反对外交部提议的邓小平,甚至在会议上直接向邓小平同志发难。

大会期间,江青更是不顾形象,大闹会场,举出种种强词夺理的理由,想要阻止邓小平同志成为代表。

可他们却不知道,这份方案并不只是外交部的提议,还是周总理和毛主席共同商讨的结果。

可想而知,当毛主席得知江青的做法时,自然是为之愤怒,于是立刻亲笔写信给江青,言道:“决定让谁代表,是我和恩来共同决定的,你不要反对!”

就这样,周总理又赢得了第二回合的较量。两次失利也让江青等人不得不略有收敛,但并未死心。

“儒法斗争”

1974年6月1日,周总理重病住院,江青等人则认为是新的时机已到。

此时社会上,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依靠这股风气和舆论,江青提出“儒法斗争”言论

她说,自古以来,儒法两家之间便争斗不断,即便现在也是如此。

社会是前进还是倒退,复辟还是反复辟,就取决于有没有儒。之前的林彪是儒,陈伯达是儒,而现在,党的内部还有很大的儒。

随后,江青跑遍四方宣扬起“揪现代大儒,揪党内大儒”的论调。其用意,就是在影射周恩来,想让周总理成为人民眼中的“大儒”,进而将其打倒

自此,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彻底成为四人帮攻击老干部的武器;但这完全背离了毛主席当时同意这一运动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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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之所以同意这一运动,是因为他认为,林彪犯的是“右”的错误,林彪是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打算重走封建主义的老路。

而毛主席想要批的“儒”,并非指的是孔夫子本人,实则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惯用的那一套圣人言论

正如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喊的口号“打倒孔家店”那样,后面还有一句,救出孔夫子

纯粹的儒家言论经过这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们的曲解和篡改,早已变为维护统治,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

毛主席所批的“孔”,便是这几千年来吃人的孔,他想要打的“儒”,也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之人。

然而江青等人的恶意利用,甚至把这一运动发展成为政治斗争,丝毫看不出毛主席的本意,这实在是令他愤怒不已。

1974年7月7日,因白内障眼病加重,要赴外地休养治病的毛主席,叫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

会议上,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颇为愤怒,严厉批评他们几个所弄出的“四人帮派”,不要搞“小团体”。

此外,还点明了江青就是这个四人小团体的头目,让她多把精力放在国家事务的处理上

慑于毛主席的训诫以及他对批林批孔行动的不满,从7月中旬直到10月,江青等人暂停了之前的行动。

野心不死的他们此时如一条毒蛇一般蛰伏,伺机等候下一次机会。只是,事情的发展远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

9月29日,经过周总理的提议、毛主席的批准,党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义的通知,同一批还有一些老同志追开了追悼大会。

虽然只平反了少部分老干部,可却是四人帮一伙极其不愿看到的。

9月30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的周总理,亲自主持起建国2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

他的出现受到在场5000人的热烈欢迎,几句简短的祝酒贺词,竟然被全场雷鸣般的热烈掌声打断多次。

由此可见,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对周总理的污蔑完全是失败的。

现场众人对总理表现出的热情,就是群众对他们污蔑总理是“周公”,批总理是“大儒”等丑恶言论最有力的回敬。

不仅如此,10月4日,人在武汉的毛主席向中央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有了毛主席亲自发话,邓小平同志成为周总理的接班人一事,已经算是板上钉钉。

乱扣帽子

197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意见,发出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

对于这次大会,江青一伙人早就虎视眈眈,他们要将尽可能多的“自己人”塞入大会的席位,从而夺取更多的权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组阁”的权利就必须抓在自己手中,为此江青集团一直打着“文革”的旗号,大肆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好让自己手下的“新生代”能取代他们的位子。

这是他们这些人在那段时间的惯用伎俩。搞政治斗争,搞舆论压迫,煽动民众,污名化革命功臣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他们那颗早已被权力欲望熏陶的野心

这也是四人帮的最终目的,解释了他们为何要在此时大肆宣扬批林批孔。

把已经去世三年已久的林彪拉出来,用污蔑的方式给更多无辜的老干部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其本质都是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对手。

10月13日,着急的四人帮终于又抓到了一个机会。“风庆轮事件”成了四人帮新的进攻支点

风庆轮号是我国自行建造的远洋渡轮,可由于当时技术还不成熟,出于安全考虑,周总理最终决定租用外国轮船代替风庆轮号执行远航任务。

就是这样一件事,被江青一伙人加以利用,开始给周总理等人扣帽子

并发言表示,有些崇洋媚外、具有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进入了中央高层。

在江青的示意下,她的同伙随后也异口同声地指出此事件的“严重性”将其定义为“路线问题”,要求立刻展开整治,进行“路线教育”。

面对四人帮这无理取闹的行为,国务院两位领导人都对此是不屑一顾。邓小平同志草草地看了遍材料后随手打了个圈,周总理只简单地写上“已阅”二字。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预谋许久的江青等人抓住机会发难,他们将风庆轮事件与洋奴思维联系起来,又将这屎盆子朝国务院扣过去,话里话外,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自1973年恢复身份后的邓小平,第一次与江青爆发了正面的争吵

面对咄咄逼人的江青,邓小平同志给予了严厉地回击。见对方敢顶撞自己,一时没反应过来的江青愣了一会儿,似乎不敢相信对方是怎么敢的。

紧接着,反应过来的江青竟直接摆出泼妇骂街的方式攻击邓小平,气得后者愤然立场,会议也随着争吵不欢而散。

气不过的江青随后又叫来她的小团体商议,决定让王洪文去毛主席那里,告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的状。

见到毛主席的王洪文说起江青和邓小平因风庆轮事件爆发的争吵,并添油加醋地表示,近来国务院正副两位总理与革命老一辈等人见面往来频繁,这一切似乎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此时毛主席虽已年迈头脑却清醒,一听便明白了王洪文的真实意图,这是关于第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双方谁都想把持大权。

主席最不愿也不想看到中央内部势力分成两派相互攻击和诋毁,这样一来,和两党政治又有什么分别。于是主席狠狠地批评了王洪文,之后也给江青发出警告。

告状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的王洪文终究还是没能理解主席对自己的劝告,要是他能多琢磨琢磨毛主席的这一年的态度就能明白,主席是认可邓小平同志的。

邓小平同志是主席和总理共同定下的人选,四人帮却还想套用之前的方式再度给人家扣反革命的帽子,实属痴心妄想,他们一次次地向毛主席状告邓小平,却换来的是邓小平接二连三的升职。

而这些行为也加剧了主席对江青的不满,面对后续江青上信要求“组阁”的批示,和江青暗示自己是吕后、武则天等言论,毛主席更是直接批评道:“人贵有自知之明。”

完全失去毛主席支持的江青,自然不可能与邓小平等革命老一辈们相争。

1974年12月,这是决定未来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总理不顾病重的身体,开始为大会做准备。

12月中旬,总理审阅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又提议增加老干部名额若干,并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予以批准。

而四人帮方面,知道他们要将自己那些“新生力量”安排到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

对此,周总理表示教育乃重中之重,不可由他们染指,文化和体育方面则可做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之口。

接下来半月,周总理先后同各层人士会谈,终于确定了大会的一切事项,并保证这次会议于1975年1月正式召开。

这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可谓是多灾多难,来之不易。

曾经的林彪一伙,就妄图在会议上通过新宪法,从而使得自己可以称为国家主席,为此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现在,又有江青等人想借批林批孔运动密谋组阁,夺权夺利。

然阴谋终究是阴谋,终是无法同正义一起站在阳光下。

公者千古,老一辈革命家生平与功绩绝不是这些诋毁就能抹除的,他们思想与精神更是值得我们中华儿女学习、传承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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