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cott Lincicome
来源：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
如今，几乎很难让人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尤其是在华盛顿，但是，如果说美国经济——以及更广泛的“西方式”（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处于糟糕的状态，肯定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正如Jonah刚指出的那样，一大批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家和权威人士（包括白宫的人）已经对美国经济的几个长期支柱——开放性、活力、冒险精神、有机增长等——感到失望，并转而拥抱内向型规划和保护主义，这些理论认为，传统的经济做法在国外造就弱势，在国内产生痛苦。
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和问题，但美国经济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烂摊子，事实上，从各种指标来看，美国经济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为什么没有人这样认为呢？
美国经济主导地位概览
引用Jonah在上个月《经济学人》指出当前美国经济主导地位文章中的图表，我们先来看下美国经济产出的情况（经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GDP）:
美国经济也比其他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例如，美国GDP在七国集团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很大了，但最近几十年还在大幅增长。
除去石油国家和避税天堂（这两者都扭曲了GDP数据），2023年的美国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远远领先：
《经济学人》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相对许多其他国家不断提高的生产率：
美国人变得更富有，因为他们比其他富裕国家的工人更快地提高了生产率。在1990-2022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工人每小时生产的产品）增长了67%，而欧洲增长了55%，日本增长了51%。自从200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回落到约1.5%的长期平均水平，但它仍然比大多数其他富裕国家要快，而且仍是由技术部门推动的。
这篇文章指出，这些收益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美国开放、具有活力、灵活和独特的体系。
《国家评论》的Dominic Pino提供了一些其他有意义的数据：
l1990年，美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约为25%。今天，尽管中国崛起、日本衰落，但这一比例基本保持不变。
l美国最贫穷的密西西比州，平均收入比法国还高。
l今天，美国的工人数量比1990年增加了近33%，西欧和日本只增加了10%。
l拥有研究生和博士学位的美国工人比西欧或日本的工人多。
l在海外注册的专利中，超过20%属于美国公司，超过中国和德国的总和。
l研发支出排名前五的公司都是美国公司。
l如果在1990年将100美元投入标普500指数，今天你就会有2000多美元，这比投到其他富裕国家股市的回报要多四倍。
l自1990年以来，扣除通胀因素，美国收入最低五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增长了74%。
《经济学人》还有更多的数据：
l美国在教育方面的生均支出大约比OECD成员国的均值高37％，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国生均支出是平均水平的两倍。
l在其工作年龄人口中，大约有34％的美国人完成了高等教育，只有新加坡的比例比美国更高。
l在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上，全球排名前15的大学中有11所是美国的。
l美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具深度、最有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为企业提供了高效、尽管偶尔不稳定的融资渠道。股票市值达到GDP的170％左右，在大多数其他国家，这一比例低于100％。对潜在高增长初创企业的资助尤其慷慨：全球约一半的风险投资流向美国企业。
l疫情期间的封锁政策激发了美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再创造：2021年创办了540万家新企业，创下年度记录，比2019年增长了53％。
还不止这些，在《大西洋月刊》上，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Jean Twenge指出，千禧一代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经常被用来表示美国的衰落，但实际上，如今他们过得相当不错——只是他们的收入和财富改善遵循了前几代美国人在这方面的的缓慢且不均衡：
到2019年，经通胀调整后，以千禧一代为户主的家庭，在同一年龄段的收入要高于沉默一代、婴儿潮一代和X世代为户主的家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当前人口调查”，按2019年美元计算，千禧一代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比同龄X世代家庭高出约9000美元，比婴儿潮一代家庭高出约10000美元。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这个故事：25至44岁家庭的收入在2021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1967年以来，尽管有一些显著的下跌和停滞，但这些家庭的中位数收入总体有所上升。就像之前的每一代人一样，千禧一代也从这种上升趋势中受益。
Twenge补充表示，“个人收入基本上显示了与上面家庭收入相同的情况”，并且这些收益已经跨越了种族群体（尽管水平当然有所不同）。她接着描述了千禧一代如何获得更多教育（“千禧一代财务状况相对较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购买房屋（“仅略落后于同年龄段的婴儿潮一代和X世代：50％的婴儿潮一代在25至39岁时拥有自己的房屋，而千禧一代为48％”）；以及积累财富（“美联储最近的分析，包括截至2022年中期的数据，显示千禧一代的平均财富与同龄的X世代相当。”）：
其他人也发现了大致相同的情况。总的来说，大衰退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接受更多教育）可能推迟了千禧一代的经济上升，但毫无疑问，千禧一代今天的经济上升，与以前的美国世代类似。
其他数据——收入流动性、单亲贫困、低于中位数工资（特别是最近的）、已婚夫妇收入（成本调整后）、社会支出等也令人印象深刻，我在过去的时事通讯中涵盖了更多关于美国工资、不平等、消费和其他热门政策话题的内容。我最新的论述中国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张关于美国企业和科技实力的图表：
总体而言，美国的情况相当不错。
正如《经济学人》、Pino和Twenge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一切都很美好。你当然可以找到不好的数据——吸毒和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较低男性的就业前景、千禧一代的低生育率、不断的政治纷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的关注，并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政策改革。
但正如Pino所说的那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比美国经济更好的了。从日常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自由市场体系明显做对了一些事情，而管制更多的欧洲和日本做得就没那么好。”的确，这足以让《纽约时报》的David Brooks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感到“惊讶”（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社会支出在1990年至2019年间从GDP的14％增加到18％）：“我们经历了一个糟糕的政治时代，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都正在分崩离析，但美国的资本主义仍在滚滚向前。”
确实如此。
为什么如此痛苦？
尽管如此，左翼和右翼的政策企业家没完没了地宣扬经济末日论，这至少表明了一定程度上自下而上的需求。虽然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工人历来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但其他有关美国经济的民意调查并不那么乐观。例如，皮尤研究中心一项广泛讨论的新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高达72％的共和党人，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人”的生活比上世纪70年代中期更糟：
同样的民意调查还发现，两党对国家未来表达“有些”信心的比例正在下降：
许多其他民意调查也显示，许多美国民众持有类似的悲观看法。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美国经济相对于全球同行表现出色，为什么有很多人怀念上世纪70年代？为什么两党的政治家们联合承诺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我在过去已经探讨了一些可能导致经济悲观主义盛行的原因，今天我要再提供一些。
最明显的是，美国人对经济状况的看法反映了他们个人优先考虑的众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或者是他们希望被优先考虑的），但不一定会体现在类似人均GDP这样的广义、不完美的经济福祉指标中。例如，正如我去年所讨论的那样，2022年选举调查显示，尽管当时美国经济正在繁荣，而且许多人过得还不错（或者至少未下滑），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通胀的不满左右了他们对美国经济的看法。
同样，如果某人刚失去了工作或家庭成员，担心当地社区或社交圈，或者重视宗教信仰的下降而不是物质财富的增加，那么他说2023年的“生活”很糟糕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这类民意调查问题往往非常混乱，其结果可能与调查人们具体财务状况（而不是更广泛的“经济”）的问题的结果截然不同。事实上，《国家评论》杂志的Noah Rothman在研究最近一项对Z世代的深入调查结果时，描述了这种确切的二元对立：
年轻人认为国家处于混乱状态，但七成人高度评价了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年轻人对未来持悲观态度，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将会改善，尽管未来比较黯淡，但他们认为将会在自己选择的社区拥有房子。尽管有大量年轻人表示他们感到焦虑不安，但多数人表示他们不孤独、不沮丧、不绝望。他们不担心被枪击或袭击，他们也不会在夜里想着“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情”而失眠。
这并不新鲜。调查经常发现受访者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和他们对经济、经济政策或更广泛的美国社会的看法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个人经济情绪是由什么因素驱动的，其中包括媒体报道和选举结果等与整体美国经济不相关或完全脱离的因素。
其中之一就是相对地位：一个人可能比他的父母或他在十年前过得更好，但是如果他的同龄人比他过得更好，他可能仍然会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Twenge解释了这种心理结合现代媒体对千禧一代的影响：
人类天生关心地位，并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评估它。在给定的任何时刻，我们都会环顾四周，看看与我们的同龄人相比表现如何。我们也会反思我们自己过去和未来：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吗？我们比我们的父母过得更好吗？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过得更好吗？这两种形式的地位都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现代社会内在的许多因素可能导致许多千禧一代对这两种形式的情况产生扭曲的看法。
在社交媒体和真人秀广泛普及之前，大多数人所接触到的富人都来自于他们所在城镇中特别富裕的家庭。现在，富人（或至少那些看起来很富有的人）充斥着我们的社交媒体和屏幕， 让我们对其他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一种扭曲的看法。事实上，我们无法追随卡戴珊家族的脚步。在网上，每个人的生活看起来都比我们自己更加光鲜亮丽，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无疑影响了各个年龄段的美国人，但千禧一代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他们整个成年期，并且比老一代人上网时间更长。
同时，新闻中的负面情绪——研究表明，近年来变得更加明显——影响了人们对于代际进步的看法。众所周知，似乎无尽的文章和新闻片段都在重复一个观点，即千禧一代在经济上受到了冷落，而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个观点（当政府经济学家担心千禧一代可能在财富方面成为“失落一代”时，这会成为新闻；当他们后来说千禧一代的财富差距大大缩小时，这就不值得大肆报道）。
也许这种现象对今天的来说真的很糟，但Virginia Postrel最近记录了几个世纪前伊莉莎白时代英格兰发生的同样事情：在现代商业的早期阶段，几乎每个人都迅速地变得更加富裕（以他们家中物品的数量来衡量），但许多人仍然感觉比以前更差，因为他们的邻居过得更好。现在回到今天：
同样地，在20世纪中期，如果一个美国家庭稳定地属于中产阶级（比如收入的前60%-40%），并且他们的孩子上了大学，他们现在很可能属于收入的前40%-20%。如果他们没有上大学，他们很可能没有上升，与他们的父母相比相对较差。但无论哪种情况，他们拥有更多的东西，包括50年前难以想象的商品和服务。但是，与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人一样，当代美国人觉得比他们以前的同龄人更加贫穷，他们对于相对衰落感到不满，而那些向上流动的人则将他们的上升视为个人的优越。这两个群体都容易忘记最近的过去是什么样子，而评论员们谴责事态的糟糕。
正如Johan Norberg几年前在《理性》杂志中解释的那样，这种遗忘是怀旧大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什么每一代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都会怀念前一两代人所处的光景：
记忆是出了名的不可靠。当学生们被要求说出假期里的好事和坏事时，清单几乎一样长，但几个月后重复这个，好事的清单变长了，坏事的清单变短了。到年底，好的事情已经完全挤掉了他们对于坏事的记忆，他们不再记得他们的暑假，只记得他们理想化的假期形象。任何版本的当下，都很难与之抗衡。
再加上坏消息对人类普遍的吸引力，难怪许多人认为今天的美国经济糟糕；或者，正如Postrel在20年前所写的那样，当时美国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亚当·斯密在两个世纪前也曾警告过这一点：
“英格兰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肯定比一个多世纪前查尔斯二世复辟时要高得多，”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虽然现在，我相信很少有人怀疑这一点，但在此期间，出版的一些书或小册子声称国家财富正在快速下降，国家人口正在减少，农业被忽视，制造业正在衰落，贸易正在崩溃。这些出版物并非全部是党派小册子......其中许多是由非常坦诚和非常聪明的人写的，他们写的只是他们相信的东西，没有其他原因。”
最后，许多选民对于美国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可能来自于他们最强烈支持的政治精英。几年前，我在研究特朗普时期的美国贸易民调时曾写过这种现象，并且一份全新的论文证实了我的许多结论。Randall Holcombe在他的新书《跟随领袖：政治偏好和公共政策》中扩展（并改进）了这个讨论。他展示了数千万美国选民如何基于某些核心问题锚定自己到一个候选人或政党，并出于政治便利性而采纳该党/候选人的其他立场。Kevin Corcoran总结了Holcombe的发现以及选民为什么这样做：
霍尔科姆回顾了大量文献，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的政策偏好是衍生的，其中一些相关因素是禀赋效应——人们仅仅因为拥有某个政治身份而重视它，并且会不愿意有所改变。还有从众效应——当你的身份群体、同龄人群或社交圈中的大多数人朝着某个方向前进时，大多数人会跟随，特别是当反对对你没有任何实际利益时。这种现象的背后也存在着减少认知失调的愿望。
由于两党都由年迈的领袖掌控，他们悲叹我们现代经济的状态，并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或其他）。因此，无论经济实际处于何种状态，数千万美国人都会告诉民调机构同样的话，这不足为奇。
总结
总而言之，美国经济始终会面临挑战，美国经济政策也始终需要更新，但是该系统的支柱——经济、法律和政治——已经产生了一种“永久的国家财富机器”，虽然有时会有些磕磕绊绊，但最终总会比以前更加强大。我们可以就美国的税收、监管、再分配和其他方面进行辩论和调整，但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虚假的观念认为我们正在落后于全球同行，进而放弃或“从根本上改变”其核心要素。避免这种灾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怀旧的力量强大，而且动态经济使相对地位的变化不可避免，而且总会有政治精英渴望抓住和操纵这些和其他力量，为自己谋取私利。是的，经济会有不景气的时候，但对长期的美国繁荣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于体系，而是来自于那些现在试图放弃它的人。因此，无论当前的“共识”声称什么，无论在选票上奖励什么，都必须坚持强调美国的经济现实。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