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还要从1997年说起。当时，中国银行在内部清理账目时发现了一笔神秘的账目——以周恩来总理为名义留存的1.2万英镑。
工作人员查到这笔英镑是1967年存入银行的，按照当年汇率，折合人民币8万多元。这个在今天看起来"中等意思"的金额，在当年可是属于一笔巨款。
要知道，周总理每个月的薪水也不过是400元，去世后又把主要存款捐做公益，身后根本不可能留有这样的数目的钱款。
那么，这笔钱究竟是如何出现在周总理名下的？它的背后潜藏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这其实和一对跨国夫妇有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来自海外的华人华侨、国际友人为襁褓中的新中国建设事业出钱出力，不求回报，与中国人民并肩奋斗，书写了一章章令人感动的故事。
这其中，就包括了本文所要提到的一对跨国夫妻——刘本昆、刘道蕊。
（英镑）
一、神秘人士匿名汇巨款；周恩来批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
1967年，周恩来总理收到了一封匿名寄来的信件。除了收款人姓名以及1.2万英镑外，上面只留下了这样简短的一句话："捐献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
这封神秘的信件令周总理及在场工作人员完全摸不着头脑，是哪位同志有这么高的觉悟主动将财物上交给国家？主动义捐也罢了，连名字也没有。
面对这笔来历不明的烫手资金，周总理并没有直接如寄信人所愿收入国库。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精神可嘉。但个人的收入交国家，国家不能收！"
当时，要在短时间内查清寄款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周总理便托中国银行代为保管，准备等到查清了寄信人，再原封不动地返回。
光阴似箭，这笔钱安静地躺在了银行之中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 1997年，在中国银行内部的一次审计工作中，这笔以周总理名义存放的巨款得以被重新发现。
经过多方打听才终于知道，英镑的主人竟然就是中国银行的两位干部——刘本昆和刘道蕊夫妇。
通过汇率折算和利息相加，银行打算将四十六万七千元的人民币物归原主，交到这对夫妇手中。
而使工作人员感到震惊的是，这笔足够刘本昆和刘道蕊夫妇安度晚年的资金，竟被对方郑重明确地拒绝了。无论工作人员如何劝说，他们都坚决不肯接收。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对夫妻为何捐献巨款给国家？又为何屡屡推却返还请求？
要说清这两个问题，就得从刘本昆和刘道蕊在英国那段充满传奇的工作经历说起。
二、身在伦敦 心向中国；发动起义 保全外汇
刘道蕊这个名字，一听起来是像是标准地道的中国姑娘名。但实际上她却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英国伦敦公民，本名多莉。
她出生一个贫困的家庭里面，从小就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她对于不平等的社会充满了憎恨，对左翼思想心驰神往。
1940年，二战的硝烟弥漫着英伦三岛的上空。22岁的刘道蕊进入了伦敦的中国银行工作，在这里，她一方面担任柜台出纳，完成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要为上百名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办理汇款。
由于这些海员处于国民党所管理的俱乐部里面，耳濡目染上了种种赌博恶习。一向节俭的道蕊十分看不惯这些海员。
为了帮助海员戒掉恶习，她劝说这些人只要不再聚众赌钱，自己就在职权范围内帮助他们减免足够多的手续费。
也是在中国银行工作的这段时间内，刘道蕊因为一件"捐款风波"，结识了日后与她共度一生的爱人——来自中国的刘本昆。
刘本昆比道蕊大了5岁，20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当他顺利毕业正要一展拳脚之时，却赶上了七七事变。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多次辗转上海、南京、重庆等地，并在1943年外派到伦敦的中国银行。途中经过地中海时一度遭遇飞机袭击，差点命丧大海。
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为了帮助那些抗战将士，民国政府和红十字会在中国银行设置募捐箱。
令刘道蕊感到愤怒的是，不少民国官员通过募捐箱大肆敛财，暗中盗取募捐款项。
于是刘道蕊自作主张，将民国的募捐箱撤到柜台底下，只让捐款通过正规的红十字会渠道。
对国民党而言，毁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国民党官员转而向银行污蔑道蕊私藏了募捐箱，迫于压力下的银行经理本想就此将她辞退。
没想到的是，同事刘本昆及时站了出来向领导力证道蕊的清白，这才使她勉强保住了这份工作。
身上洋溢着绅士精神的刘本昆将刘道蕊深深吸引住了，两人的爱情之路也就此开启，并在1949年步入了婚姻殿堂。就此，多莉给自己起了刘道蕊这个美丽的中文名字。
（刘本昆、刘道蕊）
此时已经是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最后时刻，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正要在全世界各地接收前政权遗留下的各类资产。其中，伦敦的中国银行里面的大量外汇成为了国共争斗的焦点。
刘本昆、刘道蕊等员工早就厌恶腐朽透顶的国民党，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唯一能够带领中国走出国弱民贫困境的政党。因此他们对新政权向往已久，打算将银行交给新政权接收。
而另一边，支持国民党的员工不但拒绝接受中行新总处的领导，还妄图将外汇转移到台湾。一旦得手，后果不堪设想。
刘本堃（左五）、刘道蕊（左四）
刘本昆等5人决定先下手为强，联络其他人发动起义。根据北京的指示，他们数人以中行的名义，在伦敦汇丰银行另外开设了一个英镑帐户，并规定使用这个帐户必须有其中五人中的一人签字方为有效。
就这样，一笔数额巨大的外汇成功被保护起来。
由于刘本昆此时已经在英国落地生根，北京方面便安排他和刘道蕊继续在伦敦工作。刘本昆被任命为襄理，他妻子则在旁协助。
三、不顾反对 加入中国国籍；游子归国 支援经济建设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银行工作，刘本昆夫妇感受到了完全不同于旧银行的工作氛围和风气。无论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组织上总会尽力关心帮助，上级和下级之间也没有过去那样森严的等级之分。
在业余时间，使馆人员经常邀请他们参加了解国内形势的相关活动，甚至在1953年安排他们回国参观，让他们对如火如荼的国内经济建设有了直观的接触。
尤其是工人农民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政府官员廉洁守法的工作作风，给刘道蕊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刘道蕊发现，原来报纸广播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党的宣，传完全是恶毒的抹黑和攻击，共产党是切切实实在为人民服务！
（建国初期宣传画）
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夫妇的脑海里——放弃英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
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五十年代，这一想法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了。当时的英国已经从二战的创伤中走了出来，经济生活条件极其优越。
刘本昆一家在伦敦也并不属于贫困阶层。作为银行管理干部，他们一家收入不菲，房车兼备，儿子也已经上了小学，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舒适小家庭。
而他们所要前往的国家，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产业百废待兴的地方。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放弃在英国的稳定工作，他们能够在中国忍受单调朴素的艰苦日子吗？
俗话说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刘本昆离开祖国的漫长时间里，无时不刻牵挂着祖国的一草一木。
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抗美援朝的胜利大大提振了全世界华人的自信心。他看到了共产党确实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鞠躬尽力。
于是，留藏在大脑深处的家国情怀彻底碾压了待在英国过安稳日子的念头，他决定举家搬迁前往大陆支援国内建设。
（社会主义建设宣传画）
多年来对共产党有深入了解的刘道蕊不出意外地尊重了丈夫的想法。尽管家里人不停地反对，可她仍然决定放弃英籍，加入中国籍。
不过，刘道蕊加入中国国籍、夫妻俩回到国内的过程却几经波折。
首先是英国政府拒绝刘道蕊修改国籍。移民管理人员要求她，必须先出示中国政府愿意接受她成为中国公民的证件，否则不予办理。
在同大使馆再三交流之下，北京方面很快颁给她一张入籍证明。移民办事机构这才正式注销了她的国籍，刘道蕊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由于种种特殊原因，国内有关负责人一直未能安排夫妻两人回国工作。1967年，经过了夫妇俩多次申请，有关领导才最终同意回国的请求。
由于走得匆忙，夫妻俩来不及彻底处理伦敦家产，在廉价变卖值钱的财物、换得1.2万英镑后，两人便回到了久违的中国，刘本昆又一次闻到祖国泥土的芬芳。
而这1.2万英镑正是开头所捐赠给国家的那笔巨款。
初到中国，对一切都显得陌生，使得夫妇俩不知道该从哪些正规的渠道捐给国家，于是便打算直接把这些钱寄给最信任的周总理手中，就这样出现了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四、遭遇排挤 不改初心；年近古稀 光荣入党
由于是长期在西方工作，所以两人来到中国后并没有像原来一样被委以重任，而是被分配到了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做着最基础的工作。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这是地地道道的"流放"，可是这两人并没有就此心生抱怨、后悔离开英国。
（刘道蕊在总行工作期间与同事合影）
一方面，即使是简单基础的工作，他们也能够孜孜不倦地认真完成。根据当时周围同事的回忆，刘道蕊工作时间从不"摸鱼"，一进办公室就是工作，一直到下班走人。
其他上班闲聊的同事想拉她一起"下水"时，总是被"我很忙"给推辞，甚至多次忍受不了办公室里闲聊的氛围，直接当面怒斥这种"摸鱼"行为。
原中国银行职工赵宇真这样描述刘道蕊，"打错一个字，一个字母，老太太毫不客气，就给撕了，让年轻人继续重打。"
在同事眼中，这样的工作风格快要近乎偏执，以至于当时不少刚入行的小年轻被这样对待后，常常斜着眼看着她，敢怒不敢言。
刘道蕊却认为，一丝不苟完成工作是一个员工的本分，我相信那些取得成绩的年轻人终将会理解我的做法。
（刘道蕊晚年）
另一方面，刘本昆也在框架之内向上级反映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当时有一部分归国技术人员不受信任，被放在了相对偏僻的岗位上，真正的工作才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刘本昆认为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歧视。
刘本昆便向行长乔培新如实反映了这些情况，上级领导慎重考虑之后，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大批归国同志纷纷得到了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岗位。
刘本昆被安排到了研究所，道蕊也被安排在教学岗位上面。
（乔培新）
在以后的这段时间里，两人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回报了组织上的信任。刘本昆凭借优异的国际金融经验、出彩流利的英文水平在中行日益得到重用。
在升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际部副总经理后，他多次受派遣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 同志、姚依林同志当翻译，经常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经济金融研讨会。
刘道蕊在教学岗位上同样兢兢业业， 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在工作上屡获佳绩的同时，越来越强烈的入党心愿也始终萦绕在心间，在业余时间不断认真研读《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党章》等马列著作。经过了组织上漫长的考察，夫妻二人先后于1979年、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艳的党旗，他们终于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许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入党后，夫妻两人时刻践行发下的誓言。尽管两人腿脚不便，却仍然长期坚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每当党组织关心慰问老人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时，夫妻总是回答没有，不向组织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
有一次，刘道蕊因重病入院治疗，经过医生们及时抢救总算化险为夷。当护士门用"奶奶"亲切地称呼这位老人时，道蕊却有那么一丝不愉快，这令医护人员感到不解。
直到一次换药时，老人才用她那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出了原因："你能称呼我'同志'吗？我是共产党员，我喜欢你们这样称呼我。"
五、一生清贫 矢志不渝；设立基金 激励后人
刘本昆、刘道蕊夫妇的经历，可以堪称中国金融界的白求恩。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即使是余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也要燃烧自己奉献给中国人民。
在中国银行得知那笔周总理名下的英镑是他们所捐赠、打算连同利息一起如数返回时。这两位老人拒绝了！"一个人如果将个人所得全部用于享受，那么这笔钱就失去了意义，我们捐赠了这点钱，没有什么值得表扬的。"
虽然说两位老人担任过重要职位，但生活过得一直十分拮据。他们常年在食堂吃着窝窝头，身着一身深蓝色的长裤套装。退休之后，两人靠着退休金简单过活。
尤其是刘本昆在90年代长期患病，需要经常入院治疗。可就算如此，他们仍未曾想取出这笔钱款补贴家用。
两位老人认为，与其将这笔钱留给自己颐养天年，不如帮扶那些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在老人持续的坚持之下，中国银行以这笔款项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用来激励内部那些有着突出贡献的员工。直到今天，这笔钱仍然发挥着作用。
在一些以"移民跑路"为追求的人看来，两位老人放弃发达国家的优越生活，主动投身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建设，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
然而，这世界上总会有那些道德高尚的爱国者，用自己的烛光照亮了国家和民族前进的道路。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到如今的工业大国，恰恰是这样刘本昆夫妇这样千千万万愚公移山式的爱国者，用双手铸就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