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2年，广东籍贯的两院院士共148人。
那广东籍的两院院士到底来自什么样家庭经济背景，毕竟人们常说“出生成长的环境会决定一个人”。为了验证一下这样的一个社会假说，这次，我们将广东的两院院士出身背景进行整理，看是否符合。
当然囿于资料的缺乏，以及是以“根据父亲的职业决定家庭收入”为前提来进行调查的，男女平等、职业地位等这次暂且不计。所以带着笔者不少的个人主观性，请谨慎参考。
首先我们从广东籍两院院士的家庭背景做个统计。
其中家境清贫者有35人，占比23.65%。
其他多数家境不错，还有一些不乏父辈为知名爱国人士如梁启超、彭湃。以及金融家如东亚银行创始人简东浦、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郑铁如。当然后者这类高收入的富裕家庭的占比较少。
更多还是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家庭，总之可能服从正态分布。也就是说，社会健全的条件下，如果家庭收入能建立正态分布，会发现中产阶层出现相当多的厉害人物。
像职业为商人的有16人。
职业为教育工作者的有15人。
其他职业不一一列出。
必须明确的是，并没有办法能明确量化其父辈的实际收入，只能按照“一般”的印象将其简单分类。
绝大多数的两院院士多是本人非常努力，且多会提及他们的父母很重视孩子的教育。这是这些科学家们的共同点。像陆启铿院士患有少儿麻痹症，行动不便，加上家境清贫，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学完小学跟初中的全部课程。
也有一些是个人才华被人赏识而资助上学，比如马大猷院士15岁时其父亲去世后，他靠北京潮州会馆的潮汕同乡接济上学。莫伯治院士12岁在其父亲去世后，在东莞慈善机构明伦堂的资助下转学入读广州南海中学。
接下来我们从他们的出生地统计来做个分析。
这个数据直观上有些嫌贫爱富，如果按照现在一二线城市的划分，出生在一二线城市的有76人，占比51.35%，如果算上汕头9人，当年汕头是广东的第二大城市，在近代史上也算著名的港口商贸城市，即使当代落魄，其基础教育依然很强，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数量，在广东省长期仅次于广深两大一线城市。以及出生于在海外的6个人。那就是91人，这个比例将达到61.49%。
一二线城市的教育资源，以及周围的学习气氛，相比三四线城市而言，要强了许多。出生于一线城市的成材率看起来更高。
而剩下38.51%的份额留给广东剩下17个地市去分。
而这又被超级bug梅州拿走了超过三分之一。梅州，作为广东粤北一个山区城市，经济长期较为落后，教育资源较为有限，近二十年，一本率更是常年位居广东仅次于粤西四市而排末五六位的尾部。但梅州本土出生成长的两院院士人数，却能跟全国精英汇集而成的广州出生长大的两院院士人数一样多。
另一方面，梅州20个本土出生的两院院士，家境清贫的有11个，占比55%。
梅州的事例好像又在表明，并非出生于经济较发达，教育资源较好的地方，成材率才高。传统耕读传家，科举教育较为昌盛的地方，即使经济落后，也有能与国际大都市相抗衡的优异表现。
而剩下的份额，又被广东侨都江门拿走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金山阿伯有钱的形象，在广东人是形成认知惯性的。江门11个本土出生长大的两院院士，家境清贫的只有2人，占比18.18%。
最后剩下17.58%的份额留给广东剩下的15个地市去分。
最不容易还是粤西四市湛江、茂名、阳江、云浮，2300万人口，仅有8个两院院士，其中7个是本土出身，且都是来自清贫的家庭。而这7个本土生长的院士里，丁颖是家喻户晓的农业院士，傅廷栋为“油菜花”院士，麦康森是水产院士，辛世文是农业生物院士。一大半与农渔有关。
两方面的统计综合来看，广东籍的两院院士，和其父亲的收入职业基本上无关，优秀的人才能脱颖而出是家庭重视教育，以及他们非常认真的结果。当然如果出生地点选得好，会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