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被杀后，东汉朝廷的政治权威，再次跳水一波。所以，王允、吕布把持的东汉朝廷，实际已经沦落为一方诸侯，也就是军阀。皇帝和朝廷的命令止步于长安，关东地区事实上已经各自为政。
但皇帝和朝廷也不是啥用没有。
继董卓之后，第二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王允、吕布组合，明显占着道义优势。这里的“挟”，不应该恶意理解成胁迫，也可以理解为协助。所以，权且可以看做是一个中性概念。
但乱世之中，“挟天子”的道义优势能有啥用？
只要利用得当，即便不能重振朝纲、恢复汉室，也能在乱世博弈中占尽便宜。这一点，看后来的曹操就会清楚。单凭曹操，很多事情根本办不了，但汉献帝出面，就能办；很多资源根本无法染指，但汉献帝出面，就能染指；很多困局根本无解，但汉献帝出面，就有解。
相比曹操、袁绍这些枭雄，王允、吕布这俩人的危险系数和野心指数要低得多。
王允是豪族名士，而且忠于汉朝，最后也算以身殉国。所以，他有恢复汉室的愿望。这种愿望的强度和纯度，甚至能超过刘备。
吕布是军事强人，但比之袁绍、曹操这些人，他对献帝的忠诚更纯粹。献帝沦落洛阳，本就想让吕布来迎驾。
所以，这俩人既能充分利用汉献帝和东汉朝廷的合法性资源，又不至于架空皇帝、反噬东汉。
既然是这样，那王允、吕布这对新军阀为何会昙花一现、转瞬成哀？
首先是局面非常凶险。
杀董卓是一场政变。无论这场政变是正义还是邪恶，但肯定是蠢。为啥皇帝不能一剑捅死权臣？因为皇帝可以捅死权臣，却接收不了权臣的权力，也解决不了只有权臣才能解决的问题。权臣董卓的确死了。但献帝和王允无法接收董卓的权力。
其中最硬的权力就是凉州兵。
并州兵可以接收。吕布是并州军事集团的代表。有吕布在，并州兵不会闹事。王允是并州名士。有王允在，并州兵与有荣焉。但丁原死后，并州兵集体加入董卓军事集团，成为凉州兵的配角。所以，真正的权力是凉州兵。
那凉州兵在哪？
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
董卓逼着朝廷迁都关中。然后，他自己在洛阳跟关东诸侯打了一年仗。最后，打累了、打烦了，董卓也就返回关中。但是，凉州兵没有跟董卓一起回来，而是还在东方前线对付讨董联盟，具体来说就是今天河南的三门峡地区。
所以，董卓被杀后的局面是：洛阳以东是关东诸侯，洛阳以西和关中以东是西凉兵，关中长安是东汉朝廷和王允、吕布。
凉州兵成了关东诸侯和东汉朝廷之间的一支孤军。
如果凉州兵战斗力一般，那就会在东西两方的合力绞杀下灰飞烟灭。但问题是西凉兵的战斗力堪称顶级。往东关山东诸侯肯定没戏，一是关东诸侯不好打；二是洛阳一带烧成无人区。所以，他们一定要往西打，也就是攻打王允、吕布这对新军阀。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往往都是局面使然。在当时的这个局面下，西凉兵肯定要造反，而且造反之后就会往西打朝廷。
其次是平衡彻底打破。
桓灵以来，东汉朝廷的统治权威不断跳水。但是，皇帝一直都在，所以跳水有限。内部皇帝跟豪族打、外部朝廷跟胡人打。虽然皇帝居中调度、朝廷有所作为，但主要赏罚，而很难靠权威。罚就是党锢，豪族不听话，那就得打屁股；赏就是花钱，劲卒拼命沙场，那就得给钱花。但是，纯靠赏罚的统治成本太高。不令自行，就是权威。但朝廷既不能对东部豪族不令自行，又不能对边地将领不令自行。
黄巾起义后，皇帝和朝廷不仅要继续加大赏罚力度，而且还要批量放权。于是，允许地方州郡自行招募士兵平叛黄巾起义。汉末军阀几乎全都参加过平叛黄巾起义之战。在平叛的过程中，州郡建立了地方武装、官员建立了私人武装。所以，军阀时代的形成，跟黄巾起义密切相关。如果之前的权威仅在上层失效，那此时则是在基层失效。因为老百姓不仅不听话，而且敢造反。
这时候，朝廷的权威只能依靠传统的惯性维持。何进被杀后，连惯性都没有了。东部豪族和西部将领在朝堂上剑拔弩张，最后董卓胜出。这时候，帝国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已经彻底撕裂，皇帝成了傀儡、朝廷成了摆设。
但董卓时代，东汉还能维持脆弱的平衡。
董卓时代已经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但是分裂中有平衡。朝廷的权威虽然没了，但董卓的权威可以反哺朝廷。董卓给名士封官，同时压制西凉将校，所以赢得了部分名士的支持。比如王允和蔡邕等人，不管喜不喜欢董卓，但都给董卓办事，而董卓也给这些人官做。并凉劲卒集体倒向董卓，董卓又一直把持朝廷，所以朝廷也算有了一支暴力武装。
但是，董卓被杀之后，平衡被彻底打破，各种矛盾瞬间爆发。
听说董卓被杀，而且是被并州人杀的。于是，东部前线的凉州兵立即屠杀军中的并州人。王允和吕布都是并州人。当并凉矛盾爆发，这对并州组合不仅无法控制凉州兵，而且也不会被凉州兵信任。
凉州兵内部也出现分裂。上层中郎将一级的军官，比如徐荣、胡轸，与基层校尉一级的军官，比如李傕、郭汜，完全就是两种反应。前一种犹豫着依附朝廷，后一种则直接造反。
关键是董卓死后，没有产生能够取代董卓的军事强人。吕布完全不够格，所以成为王允的附庸。而王允与吕布组合的紧密程度，远低于董卓与王允组合。这一点最要命。军事与内政无法和谐，都不是不能一起解决问题，而是会被问题解决掉。
第三是王允愚蠢透顶。
局面凶险、平衡打破，那王允、吕布是不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办法是有的，而且不难想。
吕布建议王允发布赦令，让凉州兵安心。但王允认为“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
如果发布赦令，那就是先认定了凉州兵有罪所以才赦；如果是这样，那不是让凉州兵更加自疑吗？所以，发布赦令不行。王允把自己的书生逻辑套用到耿直的凉州兵身上，也是一种书生误国。
吕布又建议那就把董卓搜刮的财宝给大家分了，起码先让内部团结一波，然后才能一起解决外部问题。“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这是老大一笔巨款。但王允还是不同意。
可以说吕布的这些建议很有见识。在揣度心理、笼络人心方面，吕布比王允有经验。但秀才遇到兵有力说不通，兵遇到秀才同样有理说不通。因为这两种人不是一个讲理、一个不讲理，而是讲的不是一套理。
有人建议派皇甫嵩接手凉州兵。皇甫嵩也是凉州人，而且还是当世名将，名望、出身都比董卓好。凉州兵更愿意跟着董卓。但董卓死了，这时候，让他们选择跟着皇甫嵩也不是不行。而且，东汉朝廷一直就想让皇甫嵩接手董卓的军队。但王允仍旧不同意。
“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关东诸侯才是自己人，让皇甫嵩接管凉州兵，然后屯兵陕县，那关东诸侯怎么安心？但当时的问题是凉州兵最不安心。
之前专门讲过王允的履历。简单说就一句话：王允这种人没啥本事，也不可能有啥本事。
名士官员不是基层行政中炼出来的，也不是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而是靠家室、靠籍贯、靠行为艺术、靠互相吹捧评出来的。这类奇怪物种能有啥本事？
他们垄断社会资源、拥有强大影响力，甚至承担起组织社会的功能，但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位置。风平浪静的时候，谁都能掌舵。但风不平浪不静呢？
面对董卓被杀后的凶险局面，王允不仅没能左右逢源，而且一直昏招迭出。
在内部关系上，他没能团结长安朝廷，而且日益固执、日益骄横，“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甚至，不顾众人反对杀了大名士蔡邕。蔡邕是一个让董卓和曹操都器重的名士，却被王允杀了。对于吕布，王允仅是把他当成杀死董卓的工具人。等董卓死了，他对吕布只剩下鄙视。“而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布亦负有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所以，吕布的建议，不管有没有用，王允统统不听。你就是个匹夫，所以全是匹夫之见，我凭啥要听。
在外部关系上，王允对凉州兵的处置堪称火上浇油。这是最错的一步。对于凉州兵，他连个赦令都不肯给。不给赦令，还要罢兵，也就是把凉州兵遣散回家。但这伙人前有诸侯、后有朝廷，还怎么敢回家？于是，“当悉诛凉州人”的谣言也就传到军中。一群武力值爆棚、恐惧到极限，而且还没了退路的人，剩下的也就只有攻击性。
“傕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恐惧在凉州人中广泛蔓延。等到李傕杀到长安的时候，自发而来的凉州兵已经多达十万。这支力量是王允、吕布无论如何都无法抵挡的。
王允被杀、吕布逃亡，而关中大地则迎来一场巨大浩劫。因为杀死王允、赶走吕布后，凉州兵还要互相厮杀。
董卓死后，大的平衡打破，小的平衡也被打破。凉州军事集团也发生了分化。上层的中郎将，要么直接造反然后直接死掉，比如牛辅，董卓的女婿，领兵造反却死于乱军；要么归附朝廷而或死或亡，比如徐荣、胡轸，带兵去打李傕，结果一死一亡。还有在当时置身事外的，比如段煨，李傕郭汜在长安杀来杀去的时候，这家伙却在华阴种地。
所以，李傕、郭汜这些人，都是凉州兵中的小角色。他们在士族眼中啥也不是，而在凉州兵眼中同样啥也不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董卓重新整合凉州兵。所以，大家只能杀来杀去。这时候，最倒霉的就是关中百姓。
公元192年，四月，李傕兵入长安。公元193年，关中洪水泛滥。公元194年，关中连月不雨。公元192年，关中还有几十万户人家；公元195年，关中已经荒无人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