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根据政府统计，如今韩版“三和大神”有33万人，而要知道韩国一共的总人口也才5182万。
在老龄少子化的趋势下，多达三十余万的青年人成为了“蛰居隐士”，这让韩国政府和社会不得不思考，他们对于青年的政策、家庭和社会定位，是否出现了问题？
| 蛰居
自2019年以来，柳承奎时隔5年，第一次走出了，自己曾经“蛰伏隐居”的单间公寓。
这位已经年届30岁的轻熟青年人，在和他的兄弟一起清理了他“宛如垃圾堆的公寓”后，他选择跟他的兄弟，以及其他走出“蛰居隐士”生活的韩版“三和大神”们，一起出海捕鱼。
“在隐居生活后，重新回到海上是一种奇怪的感觉，非常清爽之余。又感觉不真实，但我肯定我在那里，我存在在于这个社会之间。”柳承奎如此说道。
在内卷严重，20岁-29岁年龄段的青年失业率一度高居50%左右的韩国，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选择退出一个完全不符合自己最低期望，且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社会。
在狭小的房间里，蛰居生活，甚至不和同处一个屋檐的父母兄弟有所交流。
这些青年，在韩国被称为“蛰居族隐士”——蛰居族，这个词于在上世纪90年代，首次在日本创造，用来描述严重社交退缩的青少年和年轻人。
而如今，“蛰居隐士”在韩国则被代指为19岁-39岁不工作，不社交，避居隐居的青年人。
同时，这些人也被韩国华人称为“韩版三和大神”——当然，由于韩国版“三和大神”有父母的提供支持，所以他们大部分不需要通过“打工后”再躺平，如此往复循环。
可能这个时候，就有读者会有疑问请教于阿球了，不是说韩国父母以严厉鸡娃著称，怎么还有多达三十三万青年人，堂而皇之躺平摆烂呢？
因为韩国的中老年人开始能够理解年轻人的生活处境。
由于韩国房价在新冠大流行时代狂飙突进，创下历史新高。
引发了全韩的舆论关注。而在中老年人本来就更关注社会时政新闻，尤其是在韩国掌握家庭财政和话语权的男性父辈，所以他们通过媒体，能够更多的共情年轻人。
既然了解，就会共情，继而理解，所以就会包容，选择提供经济支持。
柳承奎是幸福的，有一个包容的父母，有更为理解他的兄长。
所以，在走出隐士生活后，柳承奎不仅重新振作，甚至开设了一家为蛰居隐士，提供生活支持的服务公司。
韩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由于社会的极致内卷，韩国当代年轻人背负着过重的生活和社会责任压力。
尤其是低收入的年轻人，他们身处在贫穷、社交退缩和困顿的绝境之中，如果置之不理，这些贫穷的年轻隐士可能真的会一蹶不振。
| 妥协
在人口繁盛的年代里，自由国家的公民，自然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然而韩国是一个老龄少子化严重的国家，甚至在数百年后，面临着“人口消失”的巨大风险。
因此，韩国政府决定为隐士青年们提供支持，用金钱打破他们自囚的天地，让爱和温暖伴随着户头金额的增长，送入每一位绝境的年轻隐士胸怀之中。
韩国性别平等和家庭部，宣布给予来自低收入家庭的24岁以下的人，每月高达65万韩元（490 美元）的生活津贴。以鼓励他们走出房门，参与社交，回到工作岗位上，并最终结婚生娃。
而除了这一笔生活津贴之外，年轻隐士们还可以享受所有韩国年轻人都能享受到的福利津贴支持。
根据相关方案，韩国政府将为青少年提供的其他补助包括，每年198万韩元（约合1500美元）的医疗支持津贴、每月最高76万韩元（577美元）的学杂费、每月36万韩元（277美元）的工作支持服务，以及每月30万（230美元）的心理健康服务。
韩国青年人的福利，从全球来看，其实很不错了。毕竟排除直接给青年发钱津贴的西欧国家（但如法国的青年失业率也常年在20%左右），大部分国家提供的青年支持基本形同虚设，现金鲜少。
而韩国年轻人的福利这么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族群已经成了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争夺的关键票仓。
虽然说不上得年轻人者，得执政权。
但失年轻人者，肯定是与议席、总统等位置无缘的。
事实上，如今韩国尹锡悦和国民力量党政府，之所以向33万隐士青年示好，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韩国老龄少子化形势严峻，劳动力相对匮乏，需要这些青年出来工作，尤其是结婚生娃。
但这33万人的选票，无疑也是尹锡悦和国民力量党意图拉拢的。
可如今韩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于，金钱可能并不是驱使年轻人隐居的主要原因。
“隐士青年们来自不同的经济背景。”
“我想知道为什么政府会将隐居与经济状况联系起来。并不是每个隐居的年轻人都有经济困难。”
“而且迫切需要钱的个人，可能被迫去适应社会，以挣得金钱缓解窘困。每个隐士青年的情况都是不同的，是复杂的。”隐士青年朴泰洪如此向来访的媒体说道。
朴泰洪和柳承奎的隐居生活都得到了父母的经济支持。
| 不欲
韩国的隐士青年们，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他们没有达到韩国社会或家庭的成功标准。
更有人觉得自己跟韩国社会完全不相融，这是因为隐士青年们，不愿意去追求传统的职业和学业道路，譬如成功公务员、检察官、大企业员工。再如考上父母心中的那所大学，并选择职业未来清晰的专业。
“上大学让我感到羞耻。为什么我不能自由选择，我想要的专业？我感到非常痛苦。”
“有一天，我断定我的生活是错误的，并开始与世隔绝。”
“而韩国的羞耻文化和长辈权威，让大部分隐士青年们，更难谈论他们的问题。”
“除非长辈们，能够了解现在青年人的处境。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父母了解现在韩国青年人的处境。”已经成为一家公司老板的柳承奎，如此说道。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像柳承奎这样的开明家庭环境。
如朴泰洪虽然得到了父母的经济支持，却并没有赢得父母的理解，以至于他在家庭住宅生活隐居时，因为巨大的无形家庭压力，他连洗手间都不去，因为他不想见自己的父母和家人。
“有一天，我希望韩国社会更能理解年轻人，给年轻人更多的包容，更多的经济支持，让我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不是沿着考名牌大学，考公务员、考司法考试，成为大企业员工这样的路径，无趣生活。”
如今韩国政府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或者基于所有目的，已经迈出了理解青年、支持青年、爱护青年的第一步。对于韩国这个“礼教所固”的小“礼仪之邦”，总算是一件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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