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花，初名丰瑞花，早在唐代即为蜀中珍品名卉，尤以剑南道青城山中“宝仙”、“醉太平”、“玉真”诸品种为胜。五代后蜀主孟昶，为讨爱妃花蕊夫人欢心，下令在成都“尽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此间，也将青城山中的丰瑞花，移往成都种植，夏初开花，繁密似雪，与秋季姹紫嫣红的芙蓉花，隔季相映，成为妙景。北宋初年，程蕴之任成都知府，见此花冰清玉洁、高雅脱俗，遂“绘图以奏”，被宋仁宗赐名为“太平瑞圣花”，并移植汴梁，名震京城，在宋祁、陆游、范成大等宋人的诗文词章里，多有吟咏。后，金灭北宋，太平瑞圣花被劫至金中都（今北京）。金灭，皇城里的太平瑞圣花被毁，只有京郊少许躲过劫难，保留下来。元、明两代，太平瑞圣花被移入紫禁城御花园内。清初，又移植到畅春园和圆明园。清中叶，嘉庆帝崩，谥号仁宗睿皇帝，因“睿”与“瑞”同音，为避讳，继位的道光帝下令将“瑞圣”二字去掉，只称“太平花”，沿用至今。然，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毁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里的太平花尽皆被毁，只余长春园两株幸存。几年后，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将幸存的两丛太平花移到排云门前。不料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太平花再遭劫难，只余一株幸存，尤显珍贵，慈禧太后常以此花赏赐王公大臣，京城权贵皆以种植此花为荣。这时，远在河南的开封（北宋汴梁）、四川的成都和青城山，名声远播的太平花，却销声匿迹，踪影难寻。直至2017年，青城山下的都江堰市，才设法与故宫联系，将一株枝繁叶茂的太平花迎归故里，种植在离堆公园内。
离堆公园里的太平花（图源网络）
这就是太平花的真实故事：两次赐名，六次迁徙，纵越大半个中国，又与唐宋以后上千年的中国历史紧密关联，很精彩，也很离奇。故在迎归仪式上，有专家一语道破：一朵太平花，半部中国史！
我也亲历了那次隆重的迎归，当时就在座谈会上昂扬表态：一定要以太平花为名，写部小说！话说出去了，我才发现，究其题材，太平花当属地方性质。而地方性题材的写作，极易落入窠臼：照搬故事，敷衍成篇，很难在文学空间里腾挪。同时我也知道，历史上或生活中的故事再精彩、再离奇，也难以成为小说。小说需要更多的东西。写小说，是用一根针去挖一口井，需要作者从细小处出发，穿透故事的外壳，去发现更深的蕴涵、更广阔的世界。
此后，我便开始对“太平花”进行苦苦的“探究”与“穿透”。
由太平花的命名，我想到了生活中一些熟悉的事。比如青城山下有座小山，叫太平山，山下有个小镇，叫太平场。都江堰城里，原有一条街，也叫太平街。我上网搜索了一下，更是在全国各地，发现了很多与“太平”相关的地名。由此，我又想到了唐朝的太平公主、宋代的《太平广记》、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等等。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从古至今，都喜欢用“太平”二字来描人状物，且将和平静好的岁月叫做“太平天下”，将繁荣兴旺的时代称为“太平盛世”？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性里，早就深植着“太平”因子？早就充盈着对和平的强烈向往与渴望？太平天下、太平盛世，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古来有之的人文观念和社会理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在回观中国历史，回观世界历史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自从原始社会解体，有了私有制，有了部落、城邦和国家等权力意识形态后，人类就在不断地频繁地进行战争，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个专门以“战”命名的时代：战国。从某种意义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于是，一连串的问题随之出现：人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战争？战争的根源在哪里？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战争与和平又有着怎样的哲学关系？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奇怪的现象：中国自古以来出了很多兵法家，产生了许多兵法著作，但所有的兵书，都在讲如何布阵、如何施计、如何杀敌、如何取胜，就是没有一部兵书，讲人类应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追求并享有和平。德国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我也看了，它同样在讲如何利用各种条件、调动各种因素，以确保己方在战争中获胜。我还在网上搜看了古今中外一些著名战役，比如巨鹿之战、昆阳之战、官渡大战、赤壁之战、十字军东征、滑铁卢战役、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后来的一战、二战，我发现，尽管战争爆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都与人类的欲望有关，与人性的贪婪、残暴和侵略性有关。战争的本质，是对社会生产力及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也是对人这个特殊、脆弱的生命体的最大伤害。伴随人类成长不断进行的战争，是人类最该警惕、最该反省、最该讨伐的“旷世魔鬼”。战争是有罪的。战争中的人，同样有罪。但人类渴望的和平，却又不会轻易到来，更是祈求不来的。有时，人类为了和平，还不得不拿起武器，参与战争，甚至陷入战争的泥沼，循坏往复，难以自拔。人类用来战争的时间，远比人类安享和平的时间更长、更久。这未免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残酷悖论，一种巨大悲哀，甚至是人类用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终极困境。人类在和平的路上，走得太艰难，太悲惨了。但人类最终还得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往前走。前方是否会有曙光出现，在世界格局异常复杂、核武战争阴云密布的当下，仍是一个十分让人忧心的问题。
经过这番穿透性的探究与思考，我终于发现了“太平花”下面掩藏着的那些“深刻蕴涵”与“广阔世界”。但反观太平花原有的故事，我又发现：它无法承载如此庞大的主题。写小说的人都有个经验：故事必须与主题匹配。不然，孱弱的故事就会被沉重的主题压垮，根本站不起来，立不起来，小说自然难以成功。
我再次陷入困惑与茫然中，甚至开始静静地等待。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一个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大多命中注定。既然太平花让我不期而遇并参悟其“秘密”，自然会有一个与之匹配的故事，同样让我不期而遇的。我相信我的运气。
后来，我签约阿来工作室，对四川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进行搜集、整理和影视转化，阅读了近千万字的文史资料和大量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我突然发现，1934年冬天的成都，竟牵动整个中国的神经，处境非常离奇，非常微妙。彼时，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战略转移，经过湘江血战，已到达湘西地界。当时中共中央有个考虑：将部队拉进四川，与川北红军在广袤富庶的川西地区汇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并通过秘密渠道，指示四川地下党，予以配合。成都进入红军视线。与此同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也开始关注四川，关注成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令身边的军事专家分析、研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未来动向，得到的结论是：日本军队迟早会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战争一旦爆发，日军会迅速结集力量，对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发起进攻。南京因无地险屏障，将很快失守。这时，国民政府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尽快迁都。迁往哪里？军事专家们给出三个建议：一是陕西的西安，二是四川的重庆，三是云南的昆明。蒋介石则倾向于重庆。但盘踞在四川的地方军阀，却对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猜疑颇深，他们虽在1926年北伐期间，就将手下军队归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却又极力阻止中央势力进入四川，以便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确保手中的权利不被削弱、损害。蒋介石只得想法通过各种途径，予以渗透。1934年冬天，国民政府专门派出一个地质考察大队，来到四川，表面上调查地质、矿产等资源，实则为今后迁都四川搜集资料，作规划、准备。而这时，日本陆军部及外务省，已通过潜伏在南京、上海等地的情报网，探知到国民政府的迁都计划，也派出间谍，潜入四川，搜集城市、道路、河流、桥梁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情报，以便在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后，对抗战大后方实施精准打击。于是，两国四方势力，即在偏居西南腹地的成都，展开一系列的紧张博弈。后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下党接到延安指示，联络军政学商各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促成四川军队出川抗战。八年抗战期间，四川共出兵350多万，伤亡64万。此间，日军还不断派出飞机，连续数年，对重庆、成都、乐山等地进行无差别轰炸，造成大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其中最为惨烈的，便是重庆“大隧道惨案”，一次就窒息、死亡居民近万。战争的残酷和本质，暴露无遗，和平的艰难与迫切，同样显现。这无疑是反思战争、书写和平的最佳历史事件，是完全承载得起我要表达的主题的，但我很快又发现：它与原来的太平花，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如何将两者融合，使之成为小说的有机体？经过反复思考，我虚构了一个叫竹下秀夫的日本植物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竹下正在写作《东亚植物志》，因慕太平花之名，从日本来到四川，来到成都，寻找其标本。但竹下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作为与日本陆军部合作的间谍，前来搜集军事及经济情报。于是，竹下对太平花的寻找，就有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意义。为了更好地反思战争的本质，我最终让竹下也成为了他为之服务的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他儿子在中国战死，他妻子在东京轰炸中遇难，他女儿在广岛被原子弹烧成黑炭！深陷痛苦与绝望的竹下，放弃了《东亚植物志》的写作，蛰居在北海道老家，含泪搜集古往今来残酷的世界战例，准备写一部《世界战争罪恶史》，借以反思反对战争，呼唤吁请世界和平。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思考与艰难构思后，我在2018年8月1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终于坐到电脑前，开始了《太平花》的写作。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八十多前的成都，眼前出现了一片寒风凄凄的阴郁景象，小说开篇的那段文字，几乎不加思索地流泻出来：我无法确知1934年12月的成都天气。但在我的想象中，这肯定是个十分阴冷的季节，因为我的小爷爷黄海晏从浣花溪边那间爬满枯藤的小屋里走出来时，浑身都在战栗……
《太平花》是我在地方性题材写作中的一次掘进，也是一次探索。我在努力发掘、书写它的“深刻蕴涵”与“广阔世界”的同时，还在文学空间里，尽量腾挪，尽量作些艺术与形式上的追求。比如，我用具体的时间和季节来谋篇布局，在章节安排上，特别明确了“1934冬”、“1935年春”、“1936年夏”等标题，这样，就将繁复的人物与故事，框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时间与空间里来集中叙述，使得整个小说更紧凑，更凝练。小说中有三组人物，一是“我小爷爷”黄海晏——我“小奶奶”许琳——蛰居在浣花溪边的“上级”，他们代表成都地下党，为抗战与和平，努力奋斗，英勇牺牲；二是“我爷爷”黄河清——日本植物学家竹下秀夫——后来长大成为植物学家的“我父亲”黄和平，他们身上承载着太平花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并对象征和平与美好的太平花，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苦苦追寻；三是“我舅爷爷”李沧白——中央地质考察大队负责人王培源，他们代表南京政府，为迁都四川，建设抗战大后方，艰苦工作。我利用他们之间的血缘和亲戚关系，让三组人物与故事时有交集、穿插，甚至同一个场景、细节，在不同的人物故事中，有着不同视角的描写。这种织毛衣似的穿插编织的写法，我还是第一次在小说中使用，觉得很有意思，也让三组人物关系紧密交织，不至于疏松、游离。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部小说，让它首尾相衔，即开篇与结尾，完全闭合，形成一个自洽的圆环。这种结构方式，是我在读博尔赫斯小说时得到的启发，这次也在小说中作了初浅的尝试，效果如何，我不敢往下断言，只有留待读者来评议。
总之，我在这次地方性题材的写作中，尽我所能，作了一些努力与探索，也得到了一些经验和体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当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性题材时，千万不要急于动笔，照搬故事，敷衍成篇，一定要把这个题材，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场域去观察、思考，努力突破题材自身的局限，努力发掘它背后的复杂性、深刻性，并尽量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关联。有个作家朋友说：小说写作要有母体意识。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上个世纪，文学界曾经长期流传着一个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认为，要将“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必须经过一个提炼、升华与超越的过程，即在独特的民族性中，发现更多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东西。如此，“越是民族的”，才可能“越是世界的”，否则，就会陷入为民族而民族的狭隘里。地方性题材的写作，也同样如此。二、虽是地方性题材的写作，但在艺术形式上，也要尽力考量、多作追求，比如结构上的安排，要打破陈规，要有新意；叙述语言的把定和整个小说的腔调，要与题材贴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还有人物关系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的铺排与转承，都要精心考虑、细致书写。只有这样，地方性题材的写作，才有可能成功。
其实，世界上大多数文学创作，都与地方性题材有关，比如美国作家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县世系”小说，中国作家莫言写“高密东北乡”，阿来写“嘉绒藏区”，苏童写“枫杨树故乡”，等等。地方性题材，无疑是中外作家的一个创作富矿，也是中外作家不约而同的一种历久弥新的书写载体，且在其中展现自己的创作抱负，营造自己的文学世界，我们切不可轻视之。
BOOK
《太平花》
黎民泰 著
2023年5月
四川人民出版社
《太平花》是一部长篇谍战小说，以民国时期的老成都为背景，以太平花颠沛流离的千年故事为底色，以隐蔽的叙述人“我”为角度，以植物学家“我爷爷”黄海清、地下党人“我小爷爷”黄海晏、四川省政府地质所所长“我舅爷爷”李沧白为线索，讲述了日本苦心谋划侵占中国，用各种阴谋手段制造各种苦难，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迎来“太平盛世”的故事，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党组织的英勇无畏、智慧灵活和各方爱国人士的牺牲奉献表现得淋漓尽致。
黎民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院第21 届高研班学员，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主席。曾获第六届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第七届、第八届成都市“五个一工程”奖，第九届四川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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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王 雪
复审：王其进
终审：黄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