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蒋兆和的水墨人物画艺术——以中国近现代名家大红袍画集为例

自新文化运动开始,“民众艺术”成为艺术家广泛关注的主题。鲁迅认为只有当艺术为公众所欣赏时,艺术才有了真正的意义和潜能。1927年,艺术家李朴园倡导:“一名艺术家必须首先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并能把握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的所有节点。”[1]渐渐地,“为人生而艺术”的理念被许多艺术家接受,蒋兆和就是坚持现实主义的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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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名家大红袍画集

1904年蒋兆和出生于四川泸州的一个书香名门,祖辈是秀才。然而,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幼小的蒋兆和只能跟随父亲学习中国传统诗文书画,临摹古典人物画、山水画为其打下了坚实的水墨画基础。家庭没落后,他只身来到上海,开始了艰难的谋生学艺之路。他从事过许多有关绘画的工作,包括在照相馆为游客画像、设计广告牌、设计橱窗服装、创作商业油画雕塑等。蒋兆和有这样的经历,自然更为关注劳苦大众,并能真切地理解他们内心的苦痛,所以,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走上写实的道路,并能将这样的真实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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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兆和认识了留法归来的徐悲鸿。同样坚持走“写实主义道路”的徐悲鸿,在看过蒋兆和自学而成的素描油画作品后,评论道:“时代在变化,艺术也应该随着时代发展。可是许多画画的人脱离现实,不从真实的人出发,对人物观察得很不够,连形体结构也画不准,像你这样从真人写生出发的,在中国还少见。”[2]于是,蒋兆和被推荐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并暂住于徐悲鸿家中。在这里,蒋兆和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中外绘画作品,并受到徐悲鸿所提出的“改良中国画”艺术观点的深远影响。他开始对中西方绘画进行深入研究,进入其综合艺术探索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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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历时一年之久,蒋兆和创作完成《流民图》(图1),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颇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画作之一。《流民图》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生离死别和被迫流亡的场面,通过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像的刻画,表现了画家对侵略者暴行的控诉和对战争的不屈。他曾自述:“人之不幸者,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之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间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我虽不才,但面对遍野灾黎嗷嗷待哺的大众,我要站在大众之前采集些人生现实的资料,所以就制作了些粗陋的作品来抒发心底的苦痛、愤懑和感受,感于中,形于外,这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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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0多个真人大小的人物群像构成了令人震撼的画面,中心一组大人和孩子抱在一起,绝望地望着天空,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妈妈们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小生命。而左右两侧的前景一边是去世的母亲,怀中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边是憔悴的母亲怀抱着去世的孩子。其他人物有的在逃亡,有的在哭诉,有的在祈祷,这一幕幕让观者深刻感受到战争年代社会的残酷和人民的疾苦。艺术理论家刘曦林评述:“我认为蒋兆和是一位悲剧艺术家,并不是说他是一位莎士比亚式的悲剧作家,而是说他在造型艺术可能的范围之内,以诉诸视觉的形象,把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给人以悲剧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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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法上看,《流民图》在人物塑造上既采用了西画崇尚的素描手法,适当采用光影效果以突出真实感,又以中国画白描线条的造型手段增加水墨画的沉稳之风。蒋兆和利用传统国画的散点构图法,巧妙安排人物关系的呼应开合、高低起伏。每一组人物都蕴含着一个悲伤的故事,整幅画又以长卷方式产生从局部到整体的和谐之感,将沉郁、哀伤的情绪犹如乐章一样展现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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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50年代,中华民族开启了新的时代篇章。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全国上下一片祥和气氛,文艺主题和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此时期蒋兆和虽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教育事业中,但是他还一直关注民生,在群众中选取创作素材。其艺术风格从之前的忧伤沉闷转为明朗喜悦,画面主题从逃亡难民变成充满生机的孩童和慈祥的老翁。1953年创作的《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图2)以及1956年创作的《给爷爷读报》(图3)皆是蒋兆和人物画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是他一生的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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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物造型上,蒋兆和学习油画素描的绘画方法,以写生为基础,准确抓住人物的神态和形态,如《给爷爷读报》,老人与孩子在笔法上显示出了素描中明暗的对比。细观老人的脸部,画家利用线条的粗细变化表现出岁月的沧桑,不论是额头、眼角还是面颊的皱纹,都在深浅相结合的用笔中恰到好处地呈现出来。边上的孙女,画家用单线勾勒出少女的侧面,对其眼睛、鼻子、嘴巴的部位用实与虚相结合的线条刻画,强化了整幅画的真实感和现实感。蒋兆和认为西画中的造型方法符合现实主义的审美需求,所以他摒弃了照抄古画的作画方式,从实际写生出发,用科学的画法解决中国画中的形似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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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人物画创作的灵魂,是人物画创作的主导因素。”[6]在蒋兆和的人物画中,他以形写神,对人物的性格、气质和精神状态进行深度研究。《给爷爷读报》中爷爷深邃而慈祥的眼神,少年微微上扬的嘴角,说明《人民日报》中国家的好消息令人民喜悦,这样的和平也来之不易。《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展现的是两位少先队员对朝鲜战场的英雄们的敬爱,女孩拿着毛笔认真书写,从她们的神情中可以感受到真诚的情感和期待。这些神韵的表达得益于蒋兆和笔墨气韵的相互融合。

国画研究“骨没用笔”,笔墨须从形象的具体结构出发。这两幅人物画,画家对人物面部的刻画细致入微,衣衫则采用不同墨色简单勾勒出衣纹以显示人体结构,勾线和皴擦的使用相得益彰,皴擦产生的墨色弥补线条的不足,又产生了丰富的律动效果。蒋兆和在笔墨繁简、浓淡的交替中展现传统国画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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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年,蒋兆和的创作大多以历史人物肖像为主,其目的是让大众更加重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赋予青少年更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1981年的《杜甫》(图4)在用笔的藏露之中和线条的圆方之间,表现出这位伟大诗人大气磅礴的精神状态和忧国忧民的内心世界。在其笔下,这些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得以重生,这些作品也流露出蒋兆和对历史和人生坚定不移的美好信念。

综上所述,蒋兆和以传统为基,选择性地接受西画。他超越了对中国画和西画素描的纠结,着眼于整个艺术对人生密码的探究。他超脱了具体细节的论争,发出了对中国历史观和思维方式的叩问,故意味深长[7]。他的艺术创作一直坚持以人为本、为民众写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国美术馆藏有的珍贵画作,是蒋兆和直面人生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扩大了现实主义题材在世界美术画坛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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