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明两天，带来中篇小说《大肉》连载。
这篇小说的背景发生于1942年的河南：一位国际主义医生来到了苦难中的中国，将他对一次怪异事件的所见所闻、他对战争的悲悯思考记录了下来。
蔡建峰 | 1994年出生，福建泉州人。小说《尼伯龙根之歌》获未来科幻大师三等奖。《记忆捕手》收录于“中篇科幻佳作丛书·科幻剧院系列”《未来往事》，《汇流》收录于同系列《未然的历史》。
大肉（上）
全文约15000字，预计 阅读时间 30 分钟
酿成此次悲剧的怪异事件，发生于1942年的河南，该省居于中国北部，素来以“中原粮仓”和“粮食大省”闻名。1938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笔者在导师费正清的推荐下，有幸于次年4月10日抵达重庆，担任《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并于1942年前往河南，调查当地灾情。回忆是可怕的，尤其是回忆起诸多地狱般的惨象。死亡统治着河南。应当承认，河南的饥荒既是由日本人发动的战争导致的，却同样和汤恩伯的暴政摆脱不了干系。有关这一路上发生的事，笔者不愿在此赘述，相关事件我已在《大地的惊雷》中叙述过了，那是一部报告文学，是笔者与贾安娜女士合著的。贾安娜原名安娜莉·贾科贝，与笔者以及笔者的导师一样，她有一个中国名字。1950年，麦卡锡主义兴起，笔者被自己的国家列入黑名单，我的女儿在法国长大，直到四岁都不知道自己是个美国人。不过，笔者今天要讲述的事件，却与我们这些记者的生活无关。记者讲究公正，报道要不偏不倚，《时代》的编辑曾多次删改我们的文字，故笔者宁愿以小说而非报道的方式，向你们揭露隐秘的历史的一角。笔者于1942年在河南一座被人遗忘的小村庄里，采访了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医生，他是此次怪异事件的亲历者，一度参加了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同海明威一样是国际纵队的一员。在当时，他并不愿对此事透露太多。多年后，我们两个异乡人在中国重逢，他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瘦得吓人，但看上去放松不少。有关“大肉”的悲剧，笔者正是从他那儿打听来的，如今只需稍作润色。
——白修德，
一九七二年二月底。
写于北京
一、噩梦的征兆
爱情从不吝惜自己的魔力，直至有人慑服于它，直至有朝一日死亡和遗忘使这光芒黯淡。魏连德从不敢忘却那个女人的死，正如他不止一次回忆起一九四二年的秋冬，河南自开春以来不曾下过一场雨，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人们管活着叫运气，说死人是运气不好，但谁也没见过坏运气会传染似的。魏连德记得那年发生的一切，不仅是因为伤痛，还出于一种有害于良善的怨恨。这件事发生在十二月的最后几天，但或许要从更早之前的夏天说起。魏连德或许是第一个察觉到灾难征兆的医生，那一年是他待在中国的第四年。一九三八年，他与朋友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香港，于三月三十一日抵达中国延安。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件刚过去不久，人们的心头仍有梦魇。这一年本是他心生退意的一年，因为对永不停息的战争感到厌倦，大洋彼岸的妻子又在等待着他，然而，七月，一听说河南有许多人需要救助，他却又磨蹭起来了，把此事一再往后拖延。
魏连德在拍给妻子的电报中说：
“等此间事了，我就回去。”
妻子没有给出下文，他便索性当她默许。
后来，他又拍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向她请求原谅。电报中一些温存的话就暂且不提了，他托妻子向法兰西丝问好，承认是他对自己的家庭太漠不关心了。妻子拍回电报的时候，魏连德已经离开了医院，后来国际援华委员会的人把信交到他手上时，已临近十二月，他拆开信封，看见的是一张皱巴巴的信纸，每一处段落都有几个字洇开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时间退回到七月，魏连德离开山西，前往河南，一路上看到的是百姓流离失所的景象。这幅图景他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见过，但远不如今天惨烈。百姓们都是饿死或力尽而死的。在铁路沿线，露宿着一批又一批面黄肌瘦的农民，老人在毒辣的日光下头晕目眩，妇女的怀中抱着娃子，却没有男人，确切地说，看不见任何一个青壮年男子，因为年纪小的都被拉去打仗了。魏连德悄悄把自己的干粮塞给一个孕妇，他给不了太多是因为逃难的人太多，那时河南的饥荒还没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人们背井离乡更多是因为日军的多次轰炸和大规模进攻。日军驻扎在黄河北岸。一个从郑州来的女人说，他们已经走了很远了，有点使里晃，他们沿着铁路走，是在等待下一列火车把他们带到西边，那帮有食物，有救济，有希望哩。他跟他们待了一阵子。人群中弥漫着臭气，隐隐夹杂着一股屎尿发酵的酸味儿。毛孩儿们在哭。裹了小脚的老太婆们根本无法走路，便把毛孩儿交给年轻的，叫她们快抪住，走上几圈，这赖爪孩儿就不哭了。他替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看了病，注意到他们的眼睛像两个黑窟窿，没有光，脚上没有鞋，用破布包着，衣裳原来不是灰色而是蓝色的，上面粘着鼻涕、尿液、油污和一些难以辨认的奇臭无比的东西。他替他们布拉了几下。
中午的时候，火车果然来了。百姓们乌泱泱一片，头顶是充满敌意的天空，他们争先恐后爬上火车，有的抓住车厢，有的爬到车顶，这些火车都是被日军偷袭过的，有的车厢连盖儿都没有。他把老人送上车，目送着这一批人离去，亲眼看着有几个黑影掉下来，倒在钢轮子下面，不知是力竭还是被挤下来的。每往前赶一段路，魏连德总能看见类似重复的景象。百姓们往着相反的方向跑路，沿路留下仓促的简陋的坟冢，但更多的却是抛尸于荒野，任凭豺狼、野狗和秃鹫啄食。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和入土为安，因此看到这一幕，魏连德的内心是不安的。他没有细数过那些死去的难民的数量，不是不在乎，而是不可计数。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魏连德抵达洛阳，在当地天主教会的关照下，吃上了热的东西。主教是一个叫梅根的美国人，他在这一带待了很久了，因此知道的更多。饭后，他们坐在一起聊天。梅根先是聊了会儿广东江门教区的布拉伯医生，又大力称赞卫辉教区的玛利亚修女，然后话锋一转，忽地问起对麻风病的看法。
“这是一种慢性传染病，”魏连德说，“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今天它的威胁相较过去已经小了许多，但仍值得重视。”
梅根主教又温吞了半天，似在斟字酌句，此刻，他并不提高音量，丝毫不像那个时常在礼拜堂里布道、侃侃而谈的神父，而仅仅是一个难为情的普通人。
“人们正在因怪病死去。”主教吞吞吐吐，最后才告诉他，前些日子，他听卫辉教区的修女说汲县正在闹瘟疫，瘟疫……当然，这一概念，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了，最好还是慎用，毕竟那只不过是几例小小的死亡，何况情况也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如今自然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不过后来他又补充说，还有一点是有待商榷，那就是得了这个怪病的人，表现得像一只野兽，据说有几个还长出了兽的部位。梅根絮絮叨叨地说着，魏连德自然能看出来主教是想让他放心，又或者是想让自己放心。
告别梅根主教时，魏连德答应会去汲县看看。他的第一目的地是郑州，听说那是战争和饥饿这两头猛兽最为猖獗的地方。汲县就在郑州的北边。主教给魏连德备了马，他计划去过郑州后便赶去汲县。从洛阳到郑州，骑马要数天的脚程。魏连德精心照顾着这匹马，不仅因为它是一件礼物，更因为他还指望着靠它赶往汲县。他是在黄昏时分抵达郑州的，沿途所见，皆是荒废的田地、凋敝的农舍和垒垒的坟冢。他一心想着，等到了城市，情况也许会好一点，可是真到了那一刻，他走进郑州，这才发现这并非历史上那座被誉为“天地之中”的城市：郑州没有灯光，房子没有屋顶，郑州仅是一个巨大的白色的坟冢，灰色的瓦砾堆下埋葬着数万的死人。魏连德牵着马走在断壁残垣间，他看到的是被炮火轰炸的房屋，薄暮下倾颓的城墙，以及一沟渠又一沟渠的满是鲜血和枪眼的死人。城市是重点打击对象。郑州没有笑容，街道没有活人，郑州不会用它数千年来的饮食和文化招待旅人，因为支撑它的脊梁和满腔热血已被人碾断并抛洒在月光下。野狗在沟渠里逡巡。他总觉自己听见了婴儿恐惧的啼哭，但怀疑那是晚风的呜咽。
天黑了。整座城市都有一种大寂静，那是死灭降临后绝望的一种表象。魏连德牵着马走过几片废墟，终于在城里找到一处看上去是难民所的地方。这是民间自办的救济处，也是整个城市唯一有声响的所在，但不过是一些苦难的集合和疼痛的呻吟。负责施济的人告诉他，城里年轻的、强壮的，能跑早就跑了，留下来的都是老的、弱的、生病的。地上倒着几个因为饥饿而肚子鼓鼓的的人。魏连德轻轻推了一下，这才发现他们还是活的。可是，负责施济的人说，他们快死了，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像他们这种虚弱到连东西都吃不下的，已经算个死人了。
野狗在附近徘徊，挖着坟冢。
魏连德送给那人一小包大米，说出自己的担忧。
那人用手指沾了点儿米，加入锅中，随后笑道：
“那些畜生才不敢过来哩，要是俺们还有劲儿，不和撒，早把它们宰了吃。”
可是到了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粥里面却忽然有了肉。医生发现粥铺前少了一人，问起那人的去向，施济的人也只是说他死了。魏连德不敢吃肉，尽管人们一再声明那真的只是狗肉。人们都说，那是一只老狗哩，老到路都走不动了。
当天下午，魏连德收拾好东西便动身了。他不愿在此多留，倒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出于一种无法备述的恐惧。那恐惧不针对谁，那恐惧是对死亡这位暴君的敬畏，它的权杖它的疆域它的无限魔力已经深入百姓的精神世界，进而使人从内部分裂，彼此间丧失信任。要是有熟悉他的人在这里，任谁看到他的背影，都会说：“医生准是伤心了，他像热爱自己的同胞一样热爱这片土地，可是尊严正从这片土地上流失。”不过，现实并不讲究英雄主义。医生是个体面人，宁肯为了理想而死，所以他注定无法理解老百姓的生活。世人如此凶狠，大抵是受苦太深。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有太多的例子说明，尊严在死亡面前往往不值一提，也许，这是因为对社会的底层人士和广大老百姓来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罢。
魏连德赶到汲县时，已是七月底。途中，他在隘口遭遇一伙劫匪，对方要走了他的马。经过郑州一事后，医生对这匹马已经看得很轻了。他料想它到头来还是难逃被人分食的命运，不免感到悲哀。魏连德在失去自己的马后，耽搁了几天，终于抢在八月前抵达汲县。河南自开春以来，还从未下过一场雨。起先是旱灾，地里的庄稼都蔫了，然后到了六月份，蝗灾爆发，铺天盖地，如同乌云，最后连那仅剩的粮食、最后的希望，也被上头收走了，理由是不以粮资敌，饥荒便爆发了。等魏连德来到汲县，他看到的是一片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惨象：老人躺在院子里等死，女人在路口用镰刀剜着树皮，娃子们——已经懂事了的——跑到地里拾雁粪，不懂事的呢，则伏在母亲的怀里，而他们的母亲总是悄悄死去，她们那干瘪的乳房里永远挤不出一滴奶水。他来到这里第一天，甚至连午饭都没赶上，便被乡村诊所的修女叫去救治一个吞食大量观音土的老人。等他赶到那里，老人躺在床上，手足浮肿，肚皮圆滚滚的，犹如孕妇，显然已死去多时。
“他死了。”魏连德说。
修女为他阖上眼皮，很明显他是被活活撑死的。她告诉医生，在河南，在这里，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因此绝大多数人宁肯被无法消化的观音土撑死，也不愿做个饿死鬼。
“各界提供的粮食呢？”他问。
修女只是说，中国人太多了。她领他去看那些粮食，发现比想象中的还要少。修女接着说，之前有个西奥多·H·怀特的记者来过，说是会到四川向重庆国民政府反映此事，可是到了今天粮食都迟迟未来，也许永远都不会来了。
魏连德暗暗把西奥多·H·怀特这个名字记在心上，他帮着修女把老人抬到运尸的担架上时，摸到死者的背后拖着一条细细短短的绳子。这是什么，他问修女。修女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魏连德不知对方是有意隐瞒，抑或是当真不知情，他索性把老人的破布杉裁开来看，却发现死者的尾骨末端稍稍向外延伸，形成一截滑稽的像是猪尾巴的东西。医生哑口无言。修女脸上烧得厉害，她看了一眼房子里的其他同伴，一边在胸前划着十字，一边祷告，祈求上帝原谅这世间的罪孽。魏连德不信上帝，以前或许信，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九死一生后，就再也不信了。在死亡的冲击下，人们要么抛弃信仰，要么抓住信仰。如今他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相信，这截尾巴是一种返祖现象，因此倒没往心里去。
是夜，月明星稀，天气闷热，魏连德躺在炕上，睡不着觉，不知怎的想起了梅根主教。与此同时，梅根远在洛阳，却也梦见了他。很少人知道，我们的这位主教大人在数个月前曾陪同一个叫西奥多·H·怀特的记者到过汲县，他瞒着怀特，听取了那个叫玛利亚的修女的告解，知道她和当地一个男人有染，并且双方都不幸地长出了一条丑陋的猪尾巴。色欲是人类的原罪之一，修女在告解室里一边哭泣一边忏悔，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然而，一直到魏连德来的那天，亲眼见到另一个无辜的老人身上也长着尾巴，这个叫玛利亚的修女这才意识到此类现象绝非孤例。于是，这天晚上，当魏连德还沉浸在各类纷杂的念头中时，修女已悄悄从她的同伴中爬起来，带着往日偷尝禁果时的那种敏捷，无声无息推开了医生的门。医生吓了一跳。玛利亚却跪了下来，她以一种虔诚的姿态讲明了事情的缘由，恳请医生替她摘除那条难以启齿的猪尾巴。
如此一来，长尾巴一事便不是返祖现象。魏连德琢磨着，同时请修女站起来。他注意到她的手布满青筋，是一双很适合干活的或者说被日积月累的劳作改造了的手。医生的职责是神圣的，修女的身心从属于上帝，然而，对病人的检查无可避免地要触及人体隐私部位，因此出于对双方的尊重，检查的过程我们一笔带过，总之魏连德发现尾巴与人体浑然天成，不似外物，这倒使他又一次想起了梅根的警告。可以肯定的是，主教一定是知道了什么，故而又隐瞒了什么。于是他问起汲县里有尾巴的人的数量，玛利亚对此一无所知，而当他又说起梅根的担忧时，修女却说汲县从未有传染病，更遑论瘟疫。
“上帝作证，”玛利亚发誓说，“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饿死的。”
魏连德决定展开一次为期三天的免费体检，并要求修女们配合。第一天，来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一个无书可教的私塾先生和几个胀气的老人。借着检查脊椎的名义，他察觉到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玛利亚说，当务之急，是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而非健康。魏连德不同意她的看法，但仍从她的观点中得到启发。他决心拿出自己的全部干粮。次日，当人们听说参加体检的人均能得到一小口食物，汲县诊所的门口便挤满了老弱病残。到了第三天，医生已对事情的全貌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恰逢梅根托人从洛阳送来信件，更佐证了他的推断。
原来，数个月前，当梅根主教陪同记者怀特抵达汲县时，不止听取了一个修女的告解，还有她的同伴的告解。告解是一种圣事，神职人员有保密的义务。然而，梅根在信中不得不透露，汲县的每一个修女，不论是清白的抑或有罪的，皆长出了猪一样的尾巴。主教试图从圣经的角度解释此事，最终发现他只能求助于科学。彼时，T.H.摩尔根已于1910年在果蝇身上发现基因突变，而H.J.马勒和L.J.斯塔德勒则分别于1927年和1928年使用X射线在果蝇和玉米中诱发了突变。主教从修女玛利亚那里听来了进化论，又查阅了相关文献，认定这是基因突变无疑。他在信中请求医生查明诱因，随信还附上了一笔经费。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魏连德在汲县一边替人看病，一边暗中进行调查。然而，人们都对猪尾巴一事忌讳很深，绝口不提自身的变化。事情真正取得进展是在八月中旬，当时他出诊回来，恰好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儿前来看病。在凄清的诊所间，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魏连德时隔多年还保留着对这段往事的有限的记忆，倒不是因为这闺女生得比别人俊俏，而是那天是他来河南头一次听见哭声。回想起来，此前他竟从未听见人哭，好像中国人都麻木了，流干了泪。他从未想象自己在河南听见的第一道响亮的哭声，竟会属于一个对这世界无知无畏、充满好奇的婴儿，可是这世界偏偏不值得期待。玛利亚说，这个女的是十分钟前来的，当时她步履蹒跚，挺着个肚子，两腿间流着血，大家就知道要遭。陪这个孕妇来的是一个老人。起先，他以为他是她的长辈，后来才发现此人仅是县里一个热心的有名望的人，县长跑路后，此人便成了这里的代理县长。修女们为这个姑娘接生，这是医生所不擅长的。他和那个老人坐在诊所门口，望着夕阳，听见了哭声，有很长时间一动不动。
后来他们一起进了屋，母子好歹是平安了，但修女们一脸恐惧。玛利亚抱着那个婴儿转过身来，他的屁股长着一条短短的还没发育完全的猪尾巴。他的母亲见着这一幕，神色冷静，近乎高深，仿佛早有预感。起先，她还推说这不是她的娃儿，但修女们一再相劝，老人又喊着恁怕啥嘞，她的脸上反倒流露出了释然的表情。她告诉众人，这是日本鬼子的种，因此怎样都是可以料见的。母亲抱着自己的娃儿走了。老人留了下来。他告诉医生自己的猜测：过年的时候，县里的屠户宰掉最后一头猪，全县的人都分到一小口肉糜，尾巴也正是那之后不久长出来的。
“猪是从哪来的？”魏连德问道。
代县长说，恁哩去问屠户李七。
“屠户呢？”魏连德又问。
代县长回答，当初上头来征兵征粮时，李七和其他几个人逃上山去了。
魏连德要老人保密，同时回去告诉修女，猪尾巴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和县里的屠户有关。修女们惊疑不定。医生只好接着解释，他担心这和日军的生化武器有关。在当时，731部队的存在还是一个秘密，它的前身是关东防疫部或称防疫给水部，一直到1941年才有番号。然而，同一时期，民间也早有传言，有关日军在华进行活体实验，研究伤寒、霍乱、结核、鼠疫、冻伤、赤痢、炭疽，大打细菌战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医生从1940年鄞县、衢县和金华地区爆发的鼠疫与霍乱中汲取教训，担心猪尾巴是一种灾难的征兆。对此，玛利亚欲言又止，但最终目送着医生进了房间。
天在七点后黑了下来。魏连德吃过晚饭，上了炕，一个修女过来告诉他，诊所里的大米快吃完了。夜里他睡觉，做梦，梦见汲县正在下雨，地里长出了庄稼，醒来却看见熊熊火光。三十年后，回忆起那个残忍的悲剧性的夜晚，魏连德不止一次痛恨自己的疏忽，白天的时候他就隐约有了预感，那时他看见那年轻的母亲的脸庞，从她平静的面容和有如深渊般的眼神中，又一次瞥见了不详的死亡的阴影。只是这一次死亡并未降临在她身上。医生下了炕，从外头回来的一个修女告诉他，那个婴儿死了。医生的肠道因便秘而纠结，他闻言披上衣裳，一头闯进茫茫黑夜。
河南的，或者说，中国的农村，不过是一堆砖屋和茅棚的集合，在夜里如同迷宫，人们晃着火把，大声嚷嚷，形似一头头绝望的兽。医生循着火光，来到现场。在一栋东歪西斜、早已被风雨侵蚀成黄褐色的破屋子里，人们把那女人绑起来，而在一旁，在那口滚烫的足以把树皮和野草根炖得烂熟的锅里，一个小小的白白的东西上下翻滚、浮沉，厨房里充满了浓烈的肉香味。
人们几乎都是被这香味勾引来的，等发现了真相，却又为自己的食欲感到寝食难安。我的个老娘唉，一个妇女一边哀叹着一边把那白肉捞出来，现在大伙儿都看清了那东西的样子。没人敢去看那东西的眼睛，但每个人都悄悄吞咽口水。“恁娘里个歇比。”有人吐了口唾沫在那个女孩脸上。所有人都义愤填膺。那个母亲在火光下脸色潮红，面带微笑，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恼，因为她一个劲儿地辩解这毛孩儿早死了，她是迫不得已才去吃死者的肉的。可是，诊所的修女都能作证，孩子刚出生时分明还是健康的，没有理由会死。
“她疯了。”代理县长最后下了结论。
魏连德没有插嘴，他看得出来女孩儿已趋于疯狂，人们也趋于疯狂，心中满是悲哀。待到后半夜，大家伙儿商量了半天，最后一合计，决定先把女孩儿关进马房，待到明日再押到官府进行审判。他最后一次听说这姑娘的消息，是在数个月后，据说她在牢里自缢身亡，但彼时人们已对此事漠不关心，他们的心思被更大的灾难占据了。
然而，在那灾难降临之前，汲县的人民总归还是因为医生的努力，过上了一小段相对安稳的生活。没人能否认魏连德给这个地方带来的改变，他带来的粮食和药品，在某种程度上，竟使一些孤寡老人产生了可以拥有幸福的幻觉。那段时间，或许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宁静吧，修女们量入为出，严格按人头发放口粮，魏连德有时无事可做，便坐在门口，看着一群野孩子从他面前跑过，后面时常跟着一个小不点儿，边哭边喊：“你们带俺一块玩唉！”每逢这一刻，医生便招呼来孩子们，一边替那小不点儿擦干鼻涕，一边给众人变戏法。有个孩子告诉他，小不点儿是个孤儿，他的爹娘在地里被征粮官打死了。魏连德看着那黑不溜秋的娃子，心里头产生了无限的同情。此后一有机会，他总是陪着小不点儿玩。
九月，医生带来的粮食已悉数耗尽，汲县的人又回到了挖野草啃树皮的野蛮生活。魏连德不得不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不止一次写信给梅根，抱怨自己因营养不良和长期饮食不规律而患有便秘。为此，梅根也不止一次回信说，雨是一定会下下来的，他已尽力为他们筹措粮食，相信不日便能送达。可是粮食迟迟未来。九月中旬，汲县又爆发了一波蝗灾。这期间，家中的锅、碗、瓢、盆、床铺、墙壁，所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蝗虫出没，它们一边吃一边拉，整个汲县的上空都响彻着簌簌的振翅声，一亩半的谷地，里面种满了生的希望，此刻悉数毁于一旦。待它们离去后，产下的卵又孵出蝗蝻，四下蠕动，人若不慎踩上一脚，便是汁水四溅。
河南本是个丰饶的省份，农民在晚秋种麦子，五月中收割，而在麦子收获之后，又紧跟着种下小米和玉蜀黍，等待秋收。先后两波蝗灾，一次是在六月，另一次是在夏秋之际。两次蝗灾夺走了河南农民的全部希望。魏连德提出，若是人们实在没什么可吃，便吃这些蝗虫和蝗蝻好了，它们的本质是蛋白质，再怎么也比树皮强。他带头做出表率，在诊所门口架起一口大锅，当天便熬了一锅蝗虫汤。然而，事实是，真正愿意来吃蚂蚱的人是很少的。人们有自己的理由。在当时的河南，经常会看到一支队伍吹锣打鼓，其中有两个人抬着轿子，轿子里是一座神龛，里面供奉着蚂蚱老爷之神位。这支队伍所到之处，人们无不纳头叩拜。一个私塾里教书的先生告诉医生，他们不吃蝗虫，是因为怕惹恼了蚂蚱老爷。就这样，饥饿熬走了一批人，蚂蚱老爷又送走了另一批人，更多的人死去是因为绝望而自杀。
到了九月底，整个汲县已变得十分冷清了。人们把自己关在家里，终日躺在床上，不过是为了稍稍节省一点体力。据此，魏连德推断，若是到了冬天，重庆方面仍不肯救济，人吃人的惨剧便会在河南再度重演。于是到了十月，魏连德决定再跑一趟洛阳，联合梅根主教号召社会赈灾。蒋公是个爱面子的，比起团结中国广大的农民，他更在乎的是自身的国际名声。一九四二年二月，《大公报》的记者张高峰报道了河南的灾情，竟遭到了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另一个记者，西奥多·H·怀特，是在察觉到此事另有蹊跷后才来的，他与《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先于魏连德抵达河南，拍了照片，但等事情真正发酵起来，传到重庆那边，却是十月了。
十一月，两个视察员匆匆来到河南，回去证实了灾情。然而，赋税是减轻了，却仍旧很重，两万万元的救济金也是真拨了，但层层克扣，发到河南时，亦不过杯水车薪。也许，在那些高举三民主义旗帜却背叛人民的权贵眼里，河南的饥荒不过是一种谎言，人吃人仅是一种虚构的想象，最可悲的事莫过于此，他们身居高位，大腹便便，因此绝对想象不到，也绝对无法共情，在河南，这个曾经的粮食大省，还有许多人因为吃不上一口粮食而死去。于是，当统治阶级与它的老百姓出现隔阂，甚至对立，暴动便发生了。一九四四年，日军决定扫荡河南省，国军节节败退。农民为此已忍耐许久。他们用镰刀和铁耙武装自己，缴械整连整连的军队。
二、猪与疾
中国素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在工业革命以前，其经济总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要研究一个国度，尤其是关乎到这个国度的人民，最好的办法便是率先从它的地理环境说起。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它的本质是一种海洋文明，由于地形地势和耕地面积限制，人们更乐意发展商业，出海冒险，以寻找新的财富。与这类文明不同，中国地大物博，是典型的大河文明，要谈论它的滥觞永远离不开长江和黄河，这种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要求人们守时，本分，关注季节和天气，自然也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讲究君臣、父子和宗族观念，一切都是循规蹈矩而罕有变革的。
从洛阳再次返回汲县，魏连德带回来一骡车的粮食、药物和各类生活用品，却仍旧难以缓解局面。十一月，这批物资又一次消耗殆尽。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的河南，一个人口十五万人的县里，有十一万人是吃不上东西的，而濒死的人数维持在每天都有七百左右，死去的人也在每天七百左右。魏连德第三次讨粮，未能再为汲县带回物资，洛阳亦陷入困境，不过当地的长官还是隆重款待了他。医生在宴席上吃到了牛肉、莲子羹、辣子鸡，还有两道汤和三个馅饼，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对那些河南灾民感到心中有愧。
这一次西行注定是徒劳的、无功的，不过为汲县的百姓带回来各界人士的许诺，以及廉价的虚无缥缈的希望。然而，当魏连德第三次从洛阳返回汲县，正愁着如何向挨饿的百姓解释，汲县却以一副热闹的甚至可以说是欢欣鼓舞的景象迎接他。起先，他以为是政府的粮食来了，因为人人脸上都有笑容，人人手中都捧着个大白馒头不忍吃，但一直到了诊所门口，他才发现原来来的不是政府的官员，而是山道上的劫匪。魏连德认得这群劫匪，他们曾打过照面。一个当地的妇女告诉他，这帮人就是前些日子逃上山的那帮人，他们埋伏在山里面，不劫商队，不劫路人，一心只想抢回军队从他们这儿夺走的粮食。
魏连德担心事情败露，整个县的百姓都遭到严惩。然而，劫匪的首领却摆了摆手，他说眼下最要紧的却是别的事。他们一起进了里屋。在诊所的病床上，躺着一个消瘦的年轻人，骨头仿佛要从他的关节处刺出来。“他瘦得像只蚂蚱。”修女玛利亚说。此时她正在床边照顾病人。在洛阳的时候，梅根主教不止一次向医生称赞她，说在成为修女之前，玛利亚一度是医学院里前途最光明的学生。在病理学知识方面，玛利亚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她所欠缺的是魏连德那样丰富的行医经验，据说她是因为在医院实习时亲眼看着兄长身中数弹流血而亡才受到感召的。医生走上前去。他的病人躺在那儿，眼睛流泪，眼睑粘连，一副神志不清的模样。他要玛利亚说说自己的看法，但后者犹豫不决，似乎无法做判断。
“病人高热稽留，眼部分泌物增多，畏寒，发颤，嗜睡，并伴有黄褐色水样腹泻及呕吐，光凭这些症状还不足以下定论。”她说。
“除了上述症状之外，病人还有表现出其他异常吗？”医生问。
一旁观看的同伴纷纷摇头。
又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才迟疑不决地补充道：
“他吃不下东西。”
至此，其他人才回忆起来，七嘴八舌地说：发病前几天，病人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到后面竟什么都吃不下；病人是夜儿个发烧的，当时他们成功劫了粮，甚至还为此开了场庆功宴，但病人却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开始呕吐，那时哥几个尚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甚至反过来嘲笑他，可是到了今天早上，病人却是一睡不起了，他们几乎是把他放在骡车上，一路运送过来的。
魏连德听了众人的描述，心里头琢磨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开了一贴退烧药，令修女们妥善照顾病人。当天晚上，病人醒了过来，眼球突出，双腿麻痹，不能站立，偶见抽搐。很快他又陷入了昏迷。到了后半夜，魏连德在屋中睡觉，忽地被门外的咳嗽声惊醒。他披上衣裳，走到外面，发现他的病人滚到地上，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扶着椅子，正不断往外吐一些黄色的含胆汁的液体。魏连德叫来修女，在对方的帮助下，两人一起把病人抬到床上。此刻病人正卧在那里气喘吁吁，充血的双眼一个劲儿地盯着医生。医生不忍直视。病人的耳鼻、腹部、四肢均有红色或紫色的出血点，并逐渐扩大成大片大片的血斑。病人喘着粗气，嘶哑着声音，肺部有如破旧的风箱。他问医生自己是不是快死了，魏连德无法回答。他说一切都会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转。但病人双目盲瞽，双耳聋聩，对外全无反应，他在高烧不醒的谵妄中一遍又一遍地问医生，自己是不是快要死了。医生不敢否认，也不敢肯定，他轻声细语的，只一个劲儿徒劳地哄骗病人，而他的病人，一整夜都艰难地喘着气，感到五脏六腑有一种巨大的撕裂般的痛苦。
一整个晚上，魏连德都待在病房里，听着病人的呼吸，没有睡。一整夜，他都忙着关心病人的健康，安抚病人的情绪。天快亮的时候，病人的体温好不容易降下来了，在喘息稍定的间歇里睡去。也许是太阳出来了罢，这个小伙子的脸上难得有了一丝红润。医生最后一次量完体温，吩咐说要是有什么情况，就直接叫醒他。然后他躺到床上，满足于以抽象的观念去想象战后那个衣食无忧的世界。可是谁也想不到，拂晓时分病人的好转竟是回光返照，到了中午，医生被一声惨叫惊醒，出来一看，那人却是一命呜呼了。
“通知病人的家属和同伴罢，”魏连德叹说，“让他们过来收尸。”
半个钟头后，病人的家属和同伴都来了。
还是那一群弟兄，在他们的簇拥下，为首的那个面色苍白、身形消瘦，他扶着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妪走进诊所，后者一进门，便伏到尸体跟前说起了悄悄话。有人解释说，这是死者的母亲。但她没有哭。她的眼神是很冷静的，她的表情也很柔和，她的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岁月的刻痕，很深，积满了盐分。后来有一天，魏连德带着修女去看望她时，老太太正在阳光底下嚼花生壳。那天他们一群人坐在一起，听她讲了很久儿子小时候的故事。
下午两点钟，尸体被死者的家属收走了，但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却留了下来。他告诉医生，他们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他们只是农民，没庄稼种没庄稼吃的农民，他们迫不得已。魏连德理解他。当初在隘口遭遇的时候，他和这群劫匪都自觉仁至义尽。他们并不能交心。然而，究其原因，倒不是说这是一个洋人和一群中国人的隔阂，而是广大的社会底层力量和一小撮精英人士之间的矛盾。这是后话，暂且不表。读者们只须知道，在1942年的河南，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水旱蝗汤，河南四害。”这里的汤指的便是汤恩伯。更有一种说法，当时的河南人认为：“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人们把仇恨的矛头指向汤恩伯，但比他更坏的却是他的上司蒋鼎文。应当承认的是，河南的饥荒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两个人的横征暴敛导致的，不能把什么都推给敌人。
男人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告诉他，劫来的粮食虽多，分到每户人家手上，也撑不过个把月。魏连德算过粮食的数量，他比谁都清楚这一点，然而此刻他却不愿操心此事。“就随他们去吧。”他说，“他们已经很久没这样笑过，吃饱过了。”饿昏了头的人是不会在乎未来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不再挨饿仅是一种奢望，但所有的人都乐意在心中留有几分幻想。“还有一件事。”那男人说。他欲言又止。后来，还是在玛利亚的介绍下，他告诉医生自己正是他要找的屠户。
魏连德看了看玛利亚，又看了看李七，看了看李七，又看了看玛利亚，他从两人的脸上看到一抹相似的红晕，这使他感到匪夷所思。他不理解，又好像能理解，理不理解无所谓，眼下有更值得关心的事。他正想问李七，猪是从哪儿来的，可李七却也好像有很多话和很多问题要讲似的，逼得医生止住了话头。
“恁瞧见他哩耳朵哩？”李七说，“我心思着这是猪瘟呐。”
魏连德表示不解。
李七这才解释，如果要说人类的病症，他一个杀猪的自然一窍不通。可要说猪，这里却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熟悉。然而，一开始，他毕竟还是不能确定，一直到病人死的时候，浑身都有成片成片的血斑，双耳尖也由于出血、坏死，枯竭成紫黑色，他才笃定这正是猪瘟的症状。
“人不是猪瘟病毒的宿主，又怎会在人身上流行？”玛利亚问道。
魏连德琢磨，这或许是一种病毒的新变种，但更有可能的是，猪尾巴使人染上免疫缺陷病。毫无疑问，除医生外，在场所有人都长出了尾巴，然而真正使人感到忧虑的却不是尾巴，而是瘟疫。屠户率先提出，倘若他的同伴真是因为猪瘟死的，尸体就该烧掉，这也是人们处理病猪的方式；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荒谬的，把人当作猪来看，即使这是正当的也泯灭了人性。
“猪是从哪儿来的？”魏连德问道。
李七说，邻县下面有个养猪的村子，猪正是从那里买来的。
魏连德立刻同他协商说人们应该烧掉尸体，并在县里建立隔离机制。为防瘟疫扩散，他主张人们不要外出（实际上该跑的也早跑了），但等到真正实行下来的时候，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风俗，中国的丧葬礼仪向来讲究入土为安，这儿的人在地里出生，在地里长大，最后也把自己归入土地；其次是迷信，老太太坚持要让尸体在家中停放七天，因为这里的人都相信，等到第七天，死者的灵魂会回到家中，向他的家人告别；最后则是成见，尽管魏连德起了个中国名字，关心这里的人民，但他毕竟是个洋人，中国的老百姓是不信他能理解自己的，要不是李七心生一计，双方各执己见，也许争论一辈子都不能使对方屈服。
于是，有关瘟疫的消息，与其说是压制不住，毋宁说是为了让百姓听话而故意散播出去的。人们很快便都知道，病人是得了瘟疫才死去的，但真正知道猪瘟的却很少。对此，魏连德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但同样赞成在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人都在谈论瘟疫，人人都在称赞或指责医生的措施。那些没有染病的、无亲无故的，显然是乐意把病人隔离起来的，他们主张烧掉死者的尸体，但等到事情真正发生，降临到他们或其家属头上，却又唱起了反调，掉过头来指责医生的冷漠与不义。
接下去几天，县里陆陆续续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修女。魏连德眼睁睁看着他的病人死去，却因缺少药物和治疗手段而无能为力。他能给予的，不过是所谓的临终关怀。有一天，他做梦，梦见的是一座普通的村子，村民却因感染了瘟疫要统统被烧死。他是那个放火的人。在梦里面，他手持火把，活生生把人烧死。一座普通的村庄，在白天是那么不起眼，但着了火却能烧一整夜。他烧毁一栋栋房屋，一户户人家，火势很旺，亮堂堂的，比森林还耐烧，最后连天空都燃烧起来了，从远处看还怪叫人着迷的。他站在山上看着这一切。梦中他曾得到顷刻的宽慰，醒来后却对自己的想法感到震惊。他翻开自己带来的书，试图释梦。可弗洛伊德说，梦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压抑的欲望；这种说法使他很不高兴。
十一月的河南，天气已渐渐转凉。自入秋以来，医生一有空闲，便搬出凳子，坐到诊所门口，晒一会儿太阳。和以往不同的是，打从猪瘟爆发并流行以来，家长便不允许孩子们到诊所附近乱跑了。诊所是危险的，收容着许多感染瘟疫的病人。每天准点来看望玛利亚的李七大概是唯一不避讳此事的人，医生曾多次要求他离开，然而他却不止一次地宣称，见不到心上人的痛苦是远远大于世间一切病痛的。在一次常规的体检中，医生意外发现李七患有结核病（俗称肺痨），或许这正是他不惧死的理由。李七不知玛利亚是否有所察觉，但仍要求医生保密。魏连德同意了，条件是要他和玛利亚保持距离，以免传染。与此同时，医生决定尝试用人工气胸疗法给他治病。午后两点钟，是李七约好来看望玛利亚的时间，因为结核病人的脸色在午后总是泛起一股异样的潮红，使他看上去健康不少。两人会在院子的角落里说些体己话，有时禁不住笑出声。这是两个长着猪尾巴的人类的爱情。每逢这一时刻，医生总是一言不发，他为这段没有出路的爱情感到揪心。
一天，魏连德像往常那样，坐在诊所门口，晒着太阳。午后两点钟的日光，稍稍驱散了医生内心的阴霾，换来的不过是些许聊胜于无的宽慰。他突然想到自己已有一阵子没见到小不点儿了，恰逢此时李七前来拜访，告诉他小不点儿的家就在曾经的菜市场附近。三人约好一起去看望他。隔天中午，他们各自带上点儿吃食，便走小路赶到那地方去了。一点钟的时候，他们经过冷清的菜市场，远远看见一栋破落的房屋。李七说，到哩。
这栋屋子是用泥巴和碎石糊成的，顶上没有天花板，只有椽子搭成的屋顶；房屋的后方是一亩田地，由于长期没人耕种，地里已是杂草丛生；屋子的前方是一进院落，茅棚下方放着几条栖木，养鸡的地方却没有鸡。门扉紧闭。三人一翻进院子，便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臭味。玛利亚在门外大声呼唤小不点儿的名字，这时魏连德和李七从另一边走来，手里拎着一把铁锹。他们合力砸开门，顿时从屋里吹出一股可怖的温暖的微风，空气中夹杂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魏连德和玛利亚都熟悉这股气味，它属于那些卑微的不幸死去的病人。其实打从他一开始走进这栋屋子，医生的内心早有预感。可是他不愿相信。他宁肯欺骗自己，这是久不流通的空气的霉味，这是十一月份即将到来的恶冬的预兆。然而，无可避免地，在屋子的内进，在无人供奉的先祖灵牌旁，他又一次瞥见了死亡的阴影：死亡并不如何张扬，死亡静默不语，死亡像一条细细的扎进心脏贯穿你我的丝线，死亡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织造了一件薄薄的小小的寿衣。
魏连德停下脚步，他让李七和玛利亚待在外面，独自一人走进房间。片刻后，他回来了，脸上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
“多久了？”玛利亚问。
他说，四天，考虑到天气已经变冷，可能还要更久。两人都沉默不语。李七想进去，被他阻止了。他无法向同伴描述自己看到的事物。他知道，在床上死去的那个青灰色的东西，甚至不能称之为一种存在。他唯一能做到的，不过是烧掉它，埋葬它，铭记它，然后遗忘它。随火焰一起被吞噬的，决不仅是记忆，还有无以为继的情感。
回去的路上，三人看到成片成片荒废的田地，地里面杂草丛生。李七轻声告诉魏连德，中国的农民，向来是把土地视作自己的命根子的，而今地枯了，绝后了，一个地方的希望就快死灭了。魏连德没有吱声，他知道不计其数的中国人都向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在河南，在河北，在山东，在山西，在中国许许多多的地方，出生、死亡、播种、耕地、结婚和生孩子，几乎都是同时进行的，可是战争来了，饥荒来了，人们挤在一起，就像地窖里繁衍的一群蟑螂，最令人伤感的不是物是人非，而是时过境迁，物非人非。
“我们应当结婚。”玛利亚突然说道，“愈是这个时候，就愈要坚定信念。我不必当修女，也可以在这里当个好护士的。”
李七拒绝了，理由是爱情必先让位于事业。玛利亚听了也只是笑笑，并不恼。她只道是对方希望自己能够专心，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人等着救治。可是，同样一番话落到医生耳中，却有了另一番含义：未来都没有的人何谈事业？魏连德想起有一次，李七私下对他说：“俺要使她什么都不缺。”魏连德转过头去，从对方紧绷的脸上，看到了夕阳投下的很深很长的阴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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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孙薇 题图《1942》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