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汪曾祺
写字总得从临帖开始。我比较认真地临过一个时期的帖，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大概
写 字
文_汪曾祺
写 字
文_汪曾祺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写 字
文_汪曾祺
是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暑假。我们那里，那样大的孩子“过暑假”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读古文和写字。一个暑假，我从祖父读《论语》，每天上午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 ，小字写《闲邪公家传》 ，都是祖父给我选定的。祖父认为我写字用功，奖给了我一块猪肝紫的端砚和十几本旧拓的字帖：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褚河南的《圣教序》。这些字帖是一个败落的世家夏家卖出来的。夏家藏帖很多，我的祖父几乎全部买了下来。一个暑假，从一个姓韦的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他让我临的却是《多宝塔》。一个暑假读《古文观止》、唐诗，写《张猛龙》。这是我父亲的主意。他认为得写写魏碑，才能掌握好字的骨力和间架。我写《张猛龙》 ，用的是一种稻草做的纸——不是解大便用的草纸，很大，有半张报纸那样大，质地较草纸紧密，但是表面相当粗。这种纸市面上看不到卖，不知道父亲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用这种粗纸写魏碑是很合适的，运笔需格外用力。其实不管写什么体的字，都不宜用过于平滑的纸。古人写字多用麻纸，是不平滑的。像澄心堂纸那样细腻的，是不多见的。这三部帖，给我的字打了底子，尤其是《张猛龙》。到现在，从我的字里还可以看出它的影响，结体和用笔。
唐 裴休《圭峰定慧禅师碑》（局部）
明拓本 29×30cm
朱翼盦旧藏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元 赵孟頫《闲邪公家传》（局部） 墨拓本
左：北魏《张猛龙碑》（局部）/ 右：北魏《张玄（黑女）墓志》（局部）
2020年浙江美术馆“岭上多白云——纪念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展”中展出的汪曾祺书法作品之一
临帖是很舒服的，可以使人得到平静。初中以后，我就很少有整桩的时间临帖了。读高中时，偶尔临一两张，一曝十寒。二十岁以后，读了大学，极少临帖。曾在昆明一家茶叶店看到一副对联：“静对古碑临黑女，闲吟绝句比红儿”。这副对联的作者真是一个会享福的人。《张黑女》的字我很喜欢，但是没有临过，倒是借得过一本，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张黑女》北书而有南意，我以为是从魏碑到二王之间的过渡。这种字体很难把握，五十年来，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书家写《张黑女》而能得其仿佛的。
汪曾祺的画
写字，除了临帖，还需“读帖”。包世臣以为读帖当读真迹，石刻总是形似，失去原书精神，看不出笔意，固也。试读《三希堂法帖 · 快雪时晴》，再到故宫看看原件，两者比较，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看真迹，可以看出纸、墨、笔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运墨”，“纸墨相得”是从拓本上感觉不出来的。但是真迹难得看到，像《快雪时晴》、《奉橘帖》那样的稀世国宝，故宫平常也不拿出来展览。隔着一层玻璃，也不便揣摩谛视。求其次，则可看看珂罗版影印的原迹。多细的珂罗版也是有网纹的，印出来的字多浅淡发灰，不如原书的沉着入纸。但是，毕竟慰情聊胜无，比石刻拓本要强得多。读影印的《祭侄文》，才知道颜真卿的字是从二王来的，流畅潇洒，并不都像《麻姑仙坛》那样见棱见角的“方笔”；看《兴福寺碑》，觉赵子昂的用笔也是很硬的，不像坊刻应酬尺牍那样柔媚。再其次，便只好看看石刻拓本了。不过最好要旧拓。从前旧拓字帖并不很贵，逛琉璃厂，挟两本旧帖回来，不是难事。现在可不得了了！前十年，我到一家专卖碑帖的铺子里，见有一部《淳化阁帖》，我请售货员拿下来看看，售货员站着不动，只说了个价钱。他的意思我明白：你买得起吗？我只好向他道歉：“那就不麻烦你了！”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的丛帖是北京日报出版社影印的《三希堂法帖》。乾隆本的《三希堂法帖》是浓墨乌金拓。我是不喜欢乌金拓的，太黑，且发亮。北京日报出版社用重磅铜版纸印，更显得油墨堆浮纸面，很“暴”。而且分装四大厚册，很重，展玩极其不便。不过能有一套《三希堂法帖》已属幸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唐 僧大雅等 集王羲之《兴福寺半截碑》
原碑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
左：清拓本，《三希堂法帖》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右：《快雪时晴》帖墨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希堂法帖》收宋以后的字很多。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一向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以为中国的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一种以为宋人书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宋人宗法二王，而不为二王所囿，用笔洒脱，显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有人一辈子写晋人书体，及读宋人帖，方悟用笔。我觉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是，二王书如清炖鸡汤，宋人书如棒棒鸡。清炖鸡汤是真味，但是吃惯了麻辣的川味，便觉得什么菜都不过瘾。一个人多“读”宋人字，便会终身摆脱不开，明知趣味不高，也没有办法。话又说回来，现在书家中标榜写二王的，有几个能不越雷池一步的？即便是沈尹默，他的字也明显地看出有米字的影响。
“宋四家”指苏（东坡）、黄（山谷）、米（芾）、蔡。“蔡”本指蔡京，但因蔡京人品不好，遂以蔡襄当之。早就有人提出这个排列次序不公平。就书法成就说，应是蔡、米、苏、黄。我同意。我认为宋人书法，当以蔡京为第一。北京日报出版社《三希堂法帖与书法家小传》（卷二） ，称蔡京“字势豪健，痛快沉着，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比其从兄蔡襄书法，飘逸过之，一时各书家，无出其左右者” “……但因人品差，书名不为世人所重。”我以为这评价是公允的。
这里就提出一个多年来缠夹不清的问题：人品和书品的关系。一种很有势力的意见以为，字品即人品，字的风格是人格的体现。为人刚毅正直，其书乃能挺拔有力。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颜真卿。这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是未免简单化。有些书法家，人品不能算好，但你不能说他的字写得不好，如蔡京，如赵子昂，如董其昌，这该怎么解释？历来就有人贬低他们的书法成就。看来，用道德标准、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是古已有之的。看来，中国的书法美学、书法艺术心理学，得用一个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重新开始研究。简单从事，是有害的。
宋 蔡京《与节夫书帖》 纸本册页行书
32.3×42.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 蔡京《与宫使书帖》 纸本册页行书
31×41.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蔡京字的好处是放得开，《与节夫书帖》、《与宫使书帖》可以为证。写字放得开并不容易。书家往往于酒后写字，就是因为酒后精神松弛，没有负担，较易放得开。相传王羲之的《兰亭序》是醉后所写。苏东坡说要“酒气拂拂从指间出”，才能写好字，东坡《答钱穆父诗》书后自题是“醉书”。万金跋此帖后云：“右军兰亭，醉时书也。东坡答钱穆父诗，其后亦题曰醉书。较之常所见帖大相远矣。岂醉者神全，故挥洒纵横，不用意于布置，而得天成之妙欤？不然则兰亭之传何其独盛也如此。”
说得是有道理的。接连写几张字，第一张大都不好，矜持拘谨。大概第三四张较好，因为笔放开了。写得太多了，也不好，容易“野”。写一上午字，有一张满意的，就很不错了。有时一张都不好，也很别扭。那就收起笔砚，出去遛个弯儿去。写字本是遣兴，何必自寻烦恼。
附：书如其文，汪曾祺的书法不一般
文 |许宏泉
汪曾祺的文字就像干净而妥帖的土布，素白或淡青色，裁成合体的短衫，穿在水灵灵的女子身上，她们蹲在河边，洗涤着粉嫩的萝卜或绿茵茵的菜苗，水面上晃着薄纱般的雾蔼，几只褐嘴绿头的眉鸭扑腾着水花，吓跑了踏埠边游弋的条鱼……
汪曾祺在花甲之年重返文坛，让我们这些打小读惯了鲁迅、茅盾、方志敏这般充满战斗精神的革命文章的文学青年真心地觉得清新亲切。起先，我还是觉得，这样朴实土美的文字，似乎还缺少点儿醇厚，或少了几分苦涩的味道。汪先生把文字做得过于干净，不是不好，只是味道太淡，淡到让人无法味觉其间深意，或许，这正是汪先生的境界吧！
1986年作 兰草 立轴 设色纸本
“通俗难能在脱俗”，“听取渔樵话短片”（汪曾祺《咏文两首》），这或许正是汪曾祺的“佳奇”和蕴藉之美。《大淖记事》后，汪曾祺大量的文字在忆写乡事，这正合了我的味。他写老家高邮苏北乡村，闲花野草，豆腐青菜，零零碎碎，是地道土滋土味，散溢着浓郁草香。
汪先生在《七十抒怀》中写道：“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诗和画，是汪曾祺晚年的两大兴趣。前些年，白下金实秋先生寄来《汪曾祺诗联品读》，有机会读到许多汪先生的诗作。像他和吴祖光、张中行、黄裳、邵燕祥，这一代人依然对旧体诗和笔墨保有情愫，再往后，那些写手们大多已将这点旧家底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书法 行书七言 水墨洒金纸本
汪先生的诗极平实，“悄没声地”（汪语）从心底而发，有景有情有味，不拘古法而有古意，是真散淡，所以才有“出律不改”的脾气，偶尔失粘，或为的是保持瞬间迸发的原始性灵吧！现在好像“旧学”又开始流行，写旧诗填词几成时髦，虽也平仄妥当，貌似古雅，却多作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状，雅么倒是雅了，生气全失，我称此为“伪古典”或“伪格调”。
汪先生说他的“淡”，“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是一种本真的、原生态的品格，林斤澜说他晚年的文气更纯、更净。自然也是水到渠成。我想起他书幅中的一枚闲章“人书俱老”，汪先生的本意当然是另一层含意，我也可以作“常解”的。汪先生曾诚恳地对青年作家说，不要学他、学任何人。
“我希望青年作家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
其实，汪曾祺也有“不淡”之时，1996年《偶感》中，他一反超然之态，倡言“创作要自由，政治要民主”，“滋味究如何？麻婆烧豆腐”。知识分子的脾气冷不丁就出来了。
1986年作 行书 立轴 纸本
晚年汪先生的身体状况欠佳，颇有“隐逸”情怀，对书画却愈有兴味，“文章或有山林意，余事焉能作画师。宿墨残笔遗兴耳，更无闲空买胭脂。”（《咏文》之二）汪先生尝自谦：“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
然而，对画，他也是有自己的见解的：
“画之品味高低决定画中是否有诗，有多少诗。画某物即某物，即少内涵，无意境，无感慨，无嬉笑怒骂，苦辣酸甜。有些画家，功力非不深厚，但很少诗意。他们的画一般都不题诗，只是记年月，徐悲鸿即为不善题画而深深遗憾。”（《题画二则》）
汪曾祺于笔墨的情怀自非一时之兴，他在《看画》一文曾记叙小时候去裱画店和画店看画的情景：
这家画店还画“玻璃油画”。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画福禄寿或老寿星。这种画是反过来画的，作画程序和正面画完全不同。比如画脸，是先画眉眼五官，后涂肉色；衣服先画图案，后涂底子。这种玻璃油画是作插屏用的。
记得我小时候，每次路过街上的工艺画店总会驻足看那位画师在玻璃上作画，正是汪先生描述的样子：一只下山虎先勾后涂，最后抹上底色，呼之欲出了。看，实则是偷学。终于有机会，村里的堂哥结婚，床上的大小玻璃片要画，便成了我施展才艺的机会。前年回老家，还看到这些已显得旧气的玻璃画，荷塘鸳鸯，菊花蝴蝶，虽然稚嫩嫩的不免觉得可笑，却是我启蒙时期的功课啊！
书法 横轴 水墨纸本
行书 镜心 水墨纸本
汪先生的书和画，我更喜欢书法，所以一直想有一幅汪先生的字。终于在上海的一家小拍卖会上，见到他70岁时写的一幅自作诗条幅，虽然虫蚀斑斑，却很干净，最终以超过底价十几倍得到，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我对汪先生书法的喜爱，满心欢喜。
诗写于1982年12月，曾发表于1983第四期《芙蓉》杂志。情景交融，俨然一幅罨润淡远的彩墨画。
虽然汪先生自识“气虚腕弱”、“书不称意”，想必不如以往写得畅快，却更见几分沉静朴厚了。汪先生是有汉隶、米（芾）书的功底的，不要说书卷气了，但从笔墨的纯熟和安然的气度来看，亦非一般“书家”所能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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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