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乖乖女到铁娘子，执政十六年实现德国腾飞，揭秘默克尔成长史

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三体》
斯塔西
成名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进过一段往事：大学毕业后，她曾应聘一所大学的助教职位，面试时，她没开口，面试官就知道她喜欢穿哪一款资产阶级牛仔裤，爱听谁的小资音乐，以及看过哪一本西德禁书。她吓得花容失色，一脸黑人问号。面试结束，刚回到就读的莱比锡大学，她又被两名陌生男子拦在半道，要求她做“斯塔西”（Stasi）的线人。当然，她以“守不住秘密”为由回绝了。

默克尔讲的这段往事，没有人证物证，因此很多人不信。“斯塔西”，即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这个机构给每一个可疑的人都制作了一份“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记录可疑之人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由他身边的同学、家人和同事秘密提供。“斯塔西”正式雇员高达97000人，秘密线人超过173000人，遥控人数高达600万。按当时东德1700万人口算，每3人就有1人为它服务。如此规模，不仅超越苏联“克格勃”，连纳粹“盖世太保”也自叹不如。
比较有意思的是，作为“克格勃”前成员的普京，上世纪80年代，也曾为兄弟单位“斯塔西”服务，2018年底，德媒找到了他的工作证。

东德垮台后，绝大部分“斯塔西”建立的档案都留了下来，并允许民众自由调阅。超过100万人提出调阅申请，其中50万人看到了自己的档案。他们就像生活在“楚门的世界”，同事、同学、邻居、父母、爱人、孩子，都可能参与监视。秘密档案公开后，大量道貌岸然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等等，暴露出“真面目”，他们被质疑、攻击、丢工作、被迫移民、离婚、断绝父子关系……

有人因此反思公开档案的意义，因为在东德，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间谍，只要被“斯塔西”盯上，出于恐惧和自保，几乎没有不为它工作的。人们甚至因没能为它工作而焦虑，反正不监视别人就是被人监视。在监控犹如空气一样自然的社会，出卖和告密是一种美德，可超越父子、情人和朋友等人间一切世俗情感，也不会有负疚感。
默克尔自述的故事，被人怀疑真实性，原因就在这里。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描述了那段阴森灰暗的历史，特工魏斯曼本着人性之善，突破制度藩篱，将枪口抬高了一寸。

但这真实吗？为拍摄这部电影，导演找了许多前东德人员帮忙。前东德博物馆馆长说：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曼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没有，对不起，是一个都没有。这位馆长是唯一拒绝帮助拍摄这部电影的人。默克尔成长于东德，后来顺利进入东德科学院物理所工作，大部分时间在学术象牙塔中度过，默默无闻12年。1986年，她顺利考取博士学位，毕业纪念照中，她笑得灿如暖阳，左右两边是她最亲密的男人，左边为科学院同事幸德赫尔姆，右边为第二任丈夫阿希姆·绍尔博士。

“柏林墙”倒塌后，幸德赫尔姆放弃学术工作，在柏林经营着三家大剧院。2011年，他对外承认，曾帮助“斯塔西”监视默克尔，但保证没有报告朋友任何“劣迹”。幸德赫尔姆留下的档案证明，他没有撒谎。其实他也不用撒谎，因为默克尔是东德制度下的乖孩子，本就没有任何“劣迹”。
去东德
1954年，默克尔父亲霍斯特·卡斯纳，决定带着全家，从联邦德国汉堡，移居到民主德国勃兰登堡。周围人，都说他疯了。二战结束后，为了惩罚德国，美英法苏把德国分成了四块。随着“冷战”升温，德国再被割裂成两个主权国家：苏联管制的东德（民主德国），以美法英三国为一方的西德（联邦德国）。

卡斯纳是一名牧师，以传教为业，可他偏偏要搬去视宗教为“精神鸦片”的东德。何况，受制于苏联模式，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东德经济一塌糊涂，最夸张的时期，连买个面包都要排长队，给子女买衣服需要父母亲自带着孩子，以确定子女确实存在。
和卡斯纳选择相反，大批东德公民都选择往西逃离。在1961年之前，1700万人口的东德，总计350万人逃离。这些逃离的人口中，50%属知识阶层，是优质的劳动力。
公民外逃，优质劳动力人口流失，老年化加剧，反过来恶化物资短缺，再次刺激外逃，恶性循环。为阻止这一“用脚投票”的陷阱，东德政府逐步升级隔离措施，最终在1961年，建成一条长达167.8公里，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建成的边防城墙，也叫“反法西斯防卫墙”，俗称“柏林墙”。

山洪水泄般的人口外流，在铜墙铁壁前戛然而止，此后28年，仅有5043人成功翻墙，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但东德人民的想象力被这堵墙激发出来，创造了各种花样穿越“柏林墙”的方法，开坦克、架飞机、挖地道、乘坐大型热气球、自制潜水艇、利用下水道……充分证明“逃亡为发明之母”的真言。
大量逃亡，还催生出许多像边防士兵康拉德·舒曼“纵身一跃”那样的经典故事（进入西德后，他过得并不开心，只是一名普通的流水线工人，终生被忏悔折磨，1998年由于抑郁症自杀），以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样的传说。
东西差距明显，卡斯纳逆潮流而动，另类而难以理解。1954年7月17日，默克尔（原名安格拉·卡斯纳）出生于联邦德国汉堡，几个星期后，被父母放在大提筐，带到了东德勃兰登堡州一个叫凯威查的小村庄。

在凯威查，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苦。这儿人口稀少，生活穷困。默克尔的父亲，需要自己挤羊奶，母亲也要向附近的老人学做菜。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怪异的简装摩托，外加一辆自行车。

直到三年后，一家人搬到瓦尔德夫，生活才慢慢好转。原因是，卡斯纳牧师完全接受了东德的领导，甚至愿意与“斯塔西”秘密合作。他跟民主德国的良好合作，使他获得丰厚回报，社会地位节节升高，优渥的生活也随之而来，家里再不用骑破烂摩托车，拥有了两辆汽车，一辆公车，一辆私家车，一家人还获得出国特权。

既来之则安之，卡斯纳的务实态度，对默克尔的人生影响至深，不仅保障了她获得良好教育，也塑造她日后为人处事的哲学。
乖乖女
默克尔的性格，跟她“归顺”后的父亲极其相似，务实、理性、入世。

青少年时期，默克尔主动加入了共青团，几乎没有任何叛逆行为。唯一一次勉强算叛逆的经历，发生在1973年。当时越战正酣，东德执政党要求各个学校出文艺节目，支持正在奋力抵抗美帝的越共。默克尔所在班级，有几个学生带节奏，决定公开朗诵一首“反诗”，其中有言：“人啊，好好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哈巴狗一样，和墙头草没区别，谈何尊严。”节目公演后，当地主管部门大发雷霆，默克尔差点失去上大学资格。后来他们的班主任被辞退，默克尔和同学侥幸躲过一劫，改成收警告信。其实默克尔并非组织者，更不是领头羊，只是随大流假装叛逆一把。
默克尔最喜欢英语和俄语，但受父亲牧师身份影响，被禁止从事教师职业。出于就业考虑，她选择了物理学专业。但即使一个不喜欢的专业，默克尔也学得有滋有味，后来进入柏林科学院物理所工作，还念了个物理学博士。

1977年，毕业前一年，默克尔突然给每个同学发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和乌尔里希·默克尔要结婚了，在1977年9月3日那一天，只想通知一下最亲爱的你们。”

为什么这么早结婚呢？原来当时东德执政党规定，如果两人毕业前结婚，就可以分一块工作，还能分一间房屋。默克尔夫妇，最终被分到柏林市中心玛丽恩大街的一间小屋。

这段为了分房过早结婚的爱情，没能持续太久。后来两个人和平分手，默克尔拿走家里唯一的洗衣机，作为回报，她让前夫的姓氏举世闻名，即使再嫁也没有更改。

科学院也并非桃花源，随着冷战日益紧张，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同事受不了，都逃去了国外，但默克尔却从没想过逃。直到1989年，东德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克伦茨上台，决定满足东德人民渴望自由旅行的需求，颁布改革建议：只要东德人办理一个护照，就可以省去繁琐的出入境检查，自由通行。

这个决议本预备在1989年11月10日发布，没想到克伦茨忘记了叮嘱新闻发言人沙博夫斯基，要在10日凌晨之前保密。结果，在9日晚上19点7分，沙就向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因为匆忙宣布消息，他没来得及细看文件，错误地领会了克伦茨的意思，原本规定需要办理护照，到他嘴里，成了不需要任何手续。记者问他何时执行，他翻了翻手里的文件说，“应该就从今晚开始吧”。

当晚，整个东德瞬间沸腾了，人们拿起手边的锤子和榔头，愤怒地砸向柏林墙。15厘米厚的柏林墙被砸开一个大口子，西柏林大街通明透亮的灯光，流泻而入黑漆漆的东柏林。

尽管干的都是些琐事，1990年2月，默克尔还是辞去了科学院工作，专职于党务。由此可见，当时的科学院基本已经歇菜，整个东德，除去搞政治，没有更好的出路。

自此，东德历史像踩下了一脚油门，八头牛都拉不住了。当晚，默克尔正与一女性朋友一起蒸桑拿，后加入到街上沸腾的人群，小喝了点啤酒，不过很早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一早，她早起梳洗，准点上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
一入政坛深似海

“柏林墙”倒塌后，默克尔一副波澜不惊、与自己无关的样子。可当她的同事再也无心科研，热衷到大街上狂欢后，她清醒地意识到：东西两德统一势不可挡，大锅饭不能再吃了。其实“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整个东德就已经山河变色、风雨欲来。2月5日，东德边防士兵，枪杀了一名叫古夫诺伊年仅20岁的翻墙者，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声浪，在位时间长达18年之久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昂纳克，被迫在4月宣布禁止边防士兵开枪。

5月，社会主义匈牙利，取消了和资本主义奥地利的边境隔离措施。8月，两国边境举办了名为“泛欧野餐会”和平示威，匈奥边境从当天下午3点—6点开放，超过600名东德人，借此漏洞涌入奥地利。此后数月，匈牙利成了逃亡天堂，成千上万的东德人经此前往资本主义世界。另外，苏联此时也在谋动思变，戈尔巴乔夫频繁造访西德、英国和法国，一边达成裁军协议，一边谈经济合作，公开要求昂纳克实行改革，又说只要条件允许，柏林墙就可以消失。

10月，东德执政党迫于压力，解除了昂纳克的职务，致力于改革的克伦茨上台。但群情激愤下，人们根本不愿意给他时间，新一届政治局仅存在了26天。

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曾经的铜墙铁壁被凿得千疮百孔。此后几天，西柏林人在过境通道口铺上红地毯，开着大轿车，免费迎送东柏林同胞。11月12日，仅一天时间，前往西柏林的东德公民多达50万。东德执政党内部的矛盾凸显出来。昂纳克被开除出了党籍。克伦茨在12月6日辞去了所有职务，到了1990年1月21日，也被开除了党籍。主张更深层次改革的汉斯·莫德罗走上前台，举行特别代表大会，忙得不亦乐乎。可这些猛如虎的操作，东德人根本不买账，人们并非反感改革，而是厌倦了这个党，抗议游行不断，整个国家乱成一锅粥。

于是，一个由不同党派构成的“圆桌会议”诞生了。他们与东德政府约定，于1990年3月18日举行人民议院大选，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一向沉稳的默克尔，终于坐不住了。她所在的科学院，年轻人基本逃光了，再混下去前途难料。她和科学院领导克劳斯·乌尔布利希，决定一起出去找个政党组织加入。乌尔布利希相中了社民党，默克尔看中了一个自西德渗透进来的政党，叫民主觉醒党。

这个民主觉醒党，名不见经传，纲领模糊。但默克尔看中它吸纳了大批热血知识分子和见多识广之人，稀里糊涂也就入党了。入党的仪式简单到离谱，只要大喊一句“我决定加入民主觉醒党”，就算完事。她在党内的第一份工作，是打开并包装了一些西德产的计算机。接着，她打印了几份宣传单，上街口散发。

东德风雨飘摇，赫尔穆特·科尔领导的西德联邦政府，则像守着一只病羊的狮子，正拿着刀叉等待下嘴时机。两德统一已经定局，但以什么样的方式统一，却相当复杂。最简单粗暴，也是西德政府最喜欢的方式：东德由姓社改姓资，以新州的身份加入西德。不过，苏联未必同意。当时的苏联也就一只瘦死的骆驼，但处理不当，这只骆驼光倒下来也足以压死人。3月18日，东德人民议院选举开始，一共400个议席，由24个政党和组织争抢。其中实力最强的，当属原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参选时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其次还有社会民主党、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及社会联盟等。其中，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属于西德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分支，与社会联盟和默克尔所在的民主觉醒党，观点类似，都赞成那种简单粗暴的统一方式。因此，三个党派组成了选举联盟，共同参选。根据选举前的民调，选举联盟并不占优势，社会民主党最受欢迎、最有可能获胜。

但是，时任西德总理的科尔，不是一般人，为了西德的利益，他决定给选举联盟拉票。他拉票的方式乏味枯燥，就是发钱，公开向选民许诺：如果选举联盟获胜，东德公民私人存款可以1:1兑换成西德马克。这等于将东德人手里不值钱的货币升值，给每一个人发红包。结果，原本处于劣势的选举联盟，支持率扶摇直上，最终赢得了大选，获得48.15%的选票，400议席中占192席。此时，默克尔的个人运气，也突然爆棚了。

民主觉醒党主席叫施奴尔，此人属一棒槌，好大喜功，不愿躬身细务，工作缺乏规划。某日，民主觉醒党背后财团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来访，施奴尔竟忙得没时间接待，随手指派身旁的默克尔接待。默克尔怯懦地说：“我？我的身份不合适吧？”没想到施奴尔漫不经心地回答，“你以后就是民主觉醒党的发言人，这下身份合适了”。

对于打杂的默克尔来说，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过更大的馅饼还在后头。稀里糊涂当上发言人后，默克尔一开始磕磕巴巴，但次数多了，也就慢慢适应这份工作。就在此时，一条爆炸性新闻迎面砸了过来。《图片报》记者彼得·布林克曼，花了10万马克，从一个前“斯塔西”工作人员手里买来一条证据确凿的消息：民主觉醒党主席施奴尔，曾经是秘密警察的线人。消息甫一公布，施奴尔人设崩塌，立马退出了政坛，不知所踪。

媒体找不到当事人，聚光灯只能聚焦在发言人默克尔身上。如此一来，名不见经传的默克尔，反倒因祸得福，一炮而红。沉稳的应对，为她赢得了赞誉和关注。
选举结果出来后，获胜的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着手组建新内阁。该党主席为洛塔尔·德梅齐埃，这人通晓音律、擅长拉小提琴，性格偏艺术家，并非成熟政客。

他在组建政府内阁时，有点像摊大饼，许多重要的职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便随意分了出去。像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也分到了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等极其重要的职位。后来社会民主党闹脾气，退出内阁，弄得他不得不自己兼任外交部长。不成熟的德梅齐埃，对执政党并非福气，但对默克尔这种政治小白，却是一件好事。
果不其然，她由于女性身份，加上在民主觉醒党担任新闻发言人的短暂经历，竟然被任命为新政府的新闻副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