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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故事来自于一个老朋友,女检察官沈对对。

她在检察院干了11年,前后提审过上百位杀人犯,遇到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她也敢拍桌子训人,几乎没有怕的时候。

但这个案子里,一对老夫妇的一个普通举动,第一次让她感受到了恐惧。

有个女孩产后第二天,她的孩子就消失不见了。

而她父母的床头柜里出现了一沓现金,上面的取款日期,就是她孩子的出生日期。

“砰砰砰!砰砰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敲门的力度从礼貌克制的指关节轻扣,变成把手掌拍红的用力敲击,但面前这扇油漆斑驳的猪肝色木门,还是没打开的迹象。

助理小刘扭过脸说,大概是没人吧,要不下次再来?

我停下敲门的动作,静静地听了一会,还是觉得不对劲。

“你再仔细听听,里面是不是有声音,比如?细小的哭声?”

小刘一脸懵圈:“有……有吗?”

不管了,是神是鬼,我都要进去看看。

我感觉一股热血冲上脑门,我大喊一句“闪开”,后撤半步,忽起脚一下踢在木门那本就锈迹斑斑的门锁上。

“咚!”一阵强烈的疼痛从脚底袭来,门剧烈地晃动了两下,但还没打开。

我来不及看自己是否受伤,又侧过身用力地朝门上撞去——

“哐!”

门应声而开,迎面扑鼻而来的是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败气味。

我和小刘推门而入,夏日潮湿的空气混杂着变质食物、排泄物等各种杂物的味道弥散在房间各处。

我下意识地捂住口鼻,眯着眼睛努力适应屋内昏暗的环境。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床,床下散落着用过的避孕套、许多张粘着不明物体的纸巾,歪七扭八倒地并插着吸管的塑料瓶,以及还带着吃剩的食物残渣的快餐盒……

而我要找的声音,来源更明显了。

那是床对面的角落里,有一圈灰扑扑的毯子,毯子里躺着一个看起来只有八九个月大的婴儿。

婴儿瘦极了,脸色苍白,嘴唇一圈都起了干皮,身上糊满了粪尿,几只苍蝇在她的小脸、小胳膊上爬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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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打电话,打120!”我一边挥手驱赶苍蝇,一边回头对小刘大喊。

我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婴儿的额头,烫得吓人。

她眯着眼睛,身体在微微发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我在门外听到的那微弱的声音,想必是她拼了命发出来的。

我抬头看向屋内四周,狭窄的空间里除了垃圾和污物,再找不到其它的生命痕迹。

我是来找案件证人的,为什么这个屋子里,只有一个被抛下的婴儿?

那是2016年的夏天,我收到了一个贩卖毒品的案子。

根据公安提供的案卷现实,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叫陈志扬的男子,35岁,江州人。

2016年6月25日晚上,他独自一人驾车从江州开车到魔都,将一包0.5克的冰毒卖给他人后,当场被公安机关抓获。

“一个小案子,事实很清楚,嫌疑人认罪态度也很好,”送案子来的时候,吴队长一边说一边将口中的烟圈喷在我脸上,“小沈,你看看最近出案子的速度能不能搞快点,我们最近有大行动,不想被这些小案子干扰哦。”

吴队是分局审理队的老法师(资深法律工作者),而我是检察院批捕部门的小年轻。

我礼貌性地提了提嘴角说,如果证据没有问题,我尽快。

吴队又朝我的脸喷了一口烟,说了一句拜托你了,才缓缓离开。

我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关上门,转身告诉助理小刘说,接下来的一周,我要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新收的贩毒案子里。

我仔仔细细把案卷看了三遍,果然,这个所谓的“小案子”里埋着坑。

根据嫌疑人陈志扬在公安做的笔录上的口供,涉案的毒品是案发当天在当地火车站附近花150块钱买的,之后他就开车三小时把毒品送到了买家家中。买家给了他200块钱。

一起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毒品交易。

可是要知道,两地间隔150公里,开车过桥过路费和汽车油费加起来就已经接近200块钱,而他卖毒品才赚了50块钱。

谁会做这么一个赔本买卖?陈志扬是根本就在撒谎,还是还有别的目的?

我来到看守所,提审了陈志扬,开门见山地问了他这个问题。

“2016年6月25日晚上10点左右,你为什么从江州到魔都来?”

陈志扬低着头嗫喏着说:“卖……卖东西。”

他一边说话一边用眼睛往左上角瞥我,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卖什么东西?请你完整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那个,你手里案卷里有的,白……白粉。”似乎被“白粉”两个字烫到嘴似的,陈志扬又迅速将头埋了下去。

似乎此刻坐在看守所审讯室的他的面前有一堆无形的沙子,他只要把头埋进去,就可以不再面对这棘手的现状。

可是,他卖的明明是冰毒,不是白粉(海洛因)!

我心里一紧,将案卷上毒品的照片举起,加大了音量问他:

“你想清楚再说话,你开车这么远来,就为了卖这么一小包毒品?”

“对,对的,检察官,我这是第一次,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请你原谅我。”

他看我举起了照片,似乎会被这照片刺伤似的,把头埋得更低了。

面对吞吞吐吐的陈志扬,我更加确信了心里的怀疑,这家伙肯定有事瞒着。

“我劝你考虑清楚,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我给你讲清楚法律规定啊,只交代部分事实的,是不能认定为坦白。”

“我……唉,我……”陈志扬抬头看了看我,又把脸深深地埋了下去。

显然,我的政策宣讲并未奏效,陈志扬只是一直把脸埋在面前那堆“隐形的沙土”里,不住叹气。

我向吴队提出了自己发现的这些疑点,却碰了一个软钉子。

“检察官,谈法律您是专家,但是谈办案经验嘛,老吴我可能比你稍微丰富一点哟。很多搞毒品的人脑子都不灵光的,做赔本买卖是常有的事情。”

“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只有赚钱了才叫贩卖,亏本生意也是生意,你说对吗?”

我追问他,那案卷里是不是少了陈志扬的毒品检测报告?

吴队长哦了一声说,抓到的时候他们检查过,陈志扬身上是“干净的”。

一个毒贩,身上却没有吸毒的痕迹?

“那个又不影响的咯,可能他吸过时间太久了检不出来了呢,最近出专案忙的很,你这个小案子快点搞搞好嘛好来。”吴队又拿出这套说辞。

我说我会尽快的,又问能不能把案卷里证人(购买人)的电话给我?

听到这句话,电话那边突然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我的大检察官,帮帮忙,这是我们的特勤人员,你懂伐,我们要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的,电话号码哪能随便给的?”

我还想再问,他的语气彻底失去耐心,嘟囔了几句:“不可能的,也没有这种先例的,我们办案子,你还不放心吗,这个案子人赃俱获的呀,对象交代态度也很好,有什么好搞的。”

吴队长直接掐断了我的电话,几秒钟之后,隔壁办公室科长的电话铃声开始急促地响起来。

肯定是吴队告状来了。我立马站起身来,对旁边正在认真整理笔录的小刘说:“你不是最喜欢出现场了吗,走,师姐带你去个地方!”

一个毒贩子,自己身上却检测不出吸毒的痕迹;

晚上十一点,一个人开车100多公里做“赔本买卖”;

毒品交易地点居然定在自己的住处;

一个卖毒品的人,却连毒品的基本称呼都不知道,把冰毒说成了“白粉”(一般指代海洛因)……

我一边看着手机地图,一边逐个盘点这个案子里与平时办的贩毒案件不同的蹊跷之处,试图把这些疑点放在一起,看看能否拼凑出一幅完整的证据地图,从中找出问题的答案。

关键的证人虽然警方不帮我们联系,但毒品是送到她家里的,卷宗上有她家的地址。

跟随地址指引,我和小刘穿进一条大马路边上的小弄堂,弄堂两边是砖红色结构的墙面,抬头是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各种线缆。

走到这里,地图已经不管用了,我四处张望了一下,找到一个小门洞。

“进入弄堂以后朝里走大约100米左右,右手边有一个低矮的小门洞,门洞要低头进去,里面是木质楼梯。”

“楼梯很窄,仅容一人通行,爬到二楼,是一个猪肝色的木门。”

“我们当时就在这个木门前交易,之后就有一群人从楼上冲下来把我抓住了……”

在那次提审的最后,我仔仔细细地向陈志扬讯问了案发地点的情况,既然警队不给我证人,那我就自己找。

终于,我和小刘来到陈志扬说的那扇猪肝红色的木门前,也就是证人郭某的住所。

可我没想到,踹开门以后,门里只有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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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营养不良合并细菌感染,谁是家属?过来签字。”

站在儿童医院的ICU门外,我正思考该怎么跟护士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小刘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身后跟着一男一女。

男的穿着警服,是派出所的警官王明。而女子就是婴儿的母亲,也是我一直在找的证人——郭冰冰。

她的年龄不过二十四五岁,身材消瘦,有点勾着背,身上穿着件低领无袖的灰色连衣裙,衣着很宽松,仿佛一间大帐篷里支棱着几片小木板。

她身上露出的皮肤很白,但缺少了这个年纪该有的光泽和弹性,显得有些黯淡,一头长发也因为缺乏营养而变得枯黄分叉,随意地挽在脑后,像窝杂草般缺少打理。

除此之外,高翘的鼻梁和立体精致的唇形,依然可以让她的容颜归于清秀动人一类。

女人有些焦灼地往手术室里张望着,但看到我在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立马又把头低了下去。

现在知道害怕,要是哪天不是我正巧踹开了门,孩子会出什么事?

我控制着自己发火的冲动,不带感情地叫她签字,签完字跟我回一趟检察院。

走进询问室,郭冰冰习惯性地抱着头蹲了下来,灰色的连衣裙一股脑儿拖在了地上。

看来她没少来这地方。我心里有数,她应该是真正有毒瘾的。

按道理这种人只要发现,都要送去戒毒所强制戒毒。但强制戒毒的管辖权在公安,郭冰冰又是警方的特勤人员,我无法插手这个。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我问郭冰冰,孩子为什么会一个人被丢在家里?

她眼神闪烁地说,她有事在外面。

什么事可以把孩子饿成营养不良?我压抑着自己的愤怒,又问她孩子爸爸去哪了?

郭冰冰还是不回答。

她似乎不愿意让我打听那个孩子。我只能回到毒品案,她认识陈志扬吗?怎么会找他购买毒品?

“就,网上认识的呗。”冰冰一边说,一边黑眼珠子再次瞟向站在门口的王明。

人在紧张的时候,会下意识地看向自己最信任的人,显然,冰冰对王明的信任度比我们高很多。

王明是冰冰住的地方辖区里的派出所片警,我们发现孩子后报了警,就是王明把冰冰找来的。

我担心王明在场她有些话反而说不出口,于是让小刘带王警官去喝杯茶。

可王明走后,郭冰冰更是什么都不说了,一口咬定她和陈志扬不熟,就是一时冲动想试试毒品。

孩子的事与案件无关,也与我无关,她不需要帮助。

她的眼睛下方是两道深深的发黑的眼眶,透露着一种经年累月的疲态和无奈。

我有一种感觉,她和她的孩子,正被一个秘密拖拽着往深渊坠落。

送走冰冰,回到办公室,周边同事们异样的眼光,让我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果然,科长很快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自己去跑现场,还踢门,你以为你是特警,很威风啊。”

看来有人早就先我一步,把今天发生的事情汇报给了领导。

“说好听点叫调查,说难听点,就是非法入室!”

“你去调查,你有搜查令吗?就敢破门进去,一个小案子,被你搞的惊天动地,你这样下去要闯祸的!”

科长一边责备我,一边用力地把手中的烟屁股摁在烟灰缸里。

我留意到,科长手上拿着的香烟壳子和吴队长平时抽的烟是一个牌子的。

我低着头,紧紧攥着手中的公诉包,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把包砸在领导的桌子上。

证据上的阻碍和科长的责备,让我感觉像挨了一记闷棍。

如果证据没有新的进展,按照规定,我将对陈志扬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等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他移送法院提起公诉,郭冰冰的名字也将封入卷宗。

魔都那么大,我再也不会见到这对母女了。

这种事情,不看到也就算了,可是亲手抱过那个女孩,这让我无论如何都难以忘记。

那段时间,忙完手头的事时,那个女孩的脸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我眼前。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瘦的女婴,那么脆弱,我的手放在她额头上时是滚烫的。

屋里有那么多“冰壶”,郭冰冰是不是经常当着孩子的面吸毒?她犯毒瘾的时候,那个孩子又要怎么办?

在案子到期的前一天,我买了点尿布和奶瓶,想去医院探望一下那个女婴。

护士告诉我女婴已经被家属接出院了,我索性再次找到郭冰冰家里,想直接把东西送给她,试试还能不能问出点什么。

第二次来到那个破旧的小弄堂,我踩着吱吱呀呀的木梯,来到那扇猪肝红的木门前。

敲了半天门,里面传来脚步声,门开了,冰冰一个人站在门后,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式的家居服,睡眼惺忪。

“孩子呢?”我企图将带来的尿布和奶瓶塞到冰冰手中,“我打电话到医院去,他们说家属把孩子接走了,我今天正好路过,买了点东西给她。”

听到我的话,冰冰愣了一下:“接走了?”

我看这个反应不对劲,赶紧推开她,挤进她身后昏暗的小屋——屋内依然堆满杂物,却不见孩子的踪影。

我再一次看向冰冰:“孩子呢?”

冰冰摇了摇头,瘪着嘴,似乎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们俩匆匆赶到医院,护士告诉我们,接走孩子的是两个老人,而且还是王明警官带过来的,说是孩子的外公外婆。

可是听到这个消息,冰冰的神情更绝望了,口中喃喃着:“不会的,王明答应过我,他怎么会这么做?”

孩子被她父母接走,冰冰怎么这么慌张?

但不管怎么样,这事肯定得给冰冰一个交代。我转身就往外走:“跟我走,我帮你想办法。”

冰冰依然呆在原地,我回头看着她,补上一句:

“你要是相信我,就跟我来。”

几秒之后,我听到身后冰冰穿着拖鞋跟上来的声音。

我给她开车门,碰到她的胳膊,很凉很凉。明明是夏天,她身体凉得不像话。

我跟她说,我妈妈也是这样,夏天四肢冰冷,末梢循环不好。

冰冰苦笑了一下,说她小时候听别人说是“手凉没人疼”。

回到检察院,我让小刘帮我买了一杯奶茶给她,大夏天,我特地说要热的。

冰冰把奶茶捧在手里,半晌,才小心翼翼地用吸管嘬上一口,然后闭上眼睛,伸出一点点舌头把嘴唇上沾着的奶茶也舔干净,一脸满足。

“谢谢检察官,我最喜欢喝甜的东西。”

我和冰冰聊了起来,在询问室里。

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检察官,你这辈子,有为钱发过愁吗?”

郭冰冰的讲述从那对带走了孩子的老夫妇开始。

“从小,我的父母跟我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钱!钱!钱!”

“在他们眼里,钱是最重要的东西,只有攒足了钱,才能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他们说给我买衣服要花钱,供我吃饭、上学要花钱。从小到大,他们从不买任何不必要的东西,就连吃饭、穿衣这些生活必需品,他们都极尽克俭。”

“从小,他们没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只能穿他们的或者亲戚送的旧衣服。”

“我喜欢跳舞,他们就说我是丑小鸭,跳起舞来像唐老鸭,给我报舞蹈班是浪费钱。”

“因为钱,中考那年他们不让我去读一年三万块学费的民办高中,逼着我把志愿改成职专。在学校里,他们一个月只给我200块生活费。”

就这样,冰冰走进了KTV,成了一个“公主”。

“我出去打工,就是真的不想再伸手跟他们要生活费了,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因为讨要生活费而羞辱自己女儿的人吗?”

“知道我去外面打工以后,他们关心的不是我在做什么,而是强调,我必须把每个月挣到的工资交给他们。”

当公主确实能赚很多钱,冰冰和家里的关系一度缓解。可是父母两人都没有提醒过她,那里是危险的。

“总有些客人不喜欢戴套,我也不好勉强。”

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冰冰跟着小姐妹去小门诊做手术。

医生说,孩子已经接近四个月了,这时候做手术,不仅风险很大,还有可能以后都不能生育。

但是不做手术,意味着她不可能继续在ktv做下去。

冰冰舍不得这个孩子。随着肚子一天天变大,走投无路之下,冰冰只能离开KTV回了家。

一开始,父母知道她怀孕的事情非常生气,他们用极其恶毒的话诅咒她。

但是突然有一天,父母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他们开始对她嘘寒问暖,父亲每天会一大早出门,到菜场买回来新鲜的小菜小肉,母亲隔三差五给冰冰做她最喜欢的红烧肉。

“那段日子美的像一段梦。”

冰冰告诉自己,是腹中的孩子感化了父母。但孩子出生后,她才知道了真正的答案。

那个孩子是在家里分娩的。

那天“宫缩”开始以后,冰冰几次哭着哀求父母送她去医院,说太疼了,但父母说她大姑娘怀孕太丢人,只能在家里接生。

冰冰生了两天一夜,最后,是她母亲满手是血地帮她剪断了脐带。

痛到昏过去之前的冰冰努力抬头看了一眼孩子,是个女孩。她发现母亲眼里满是失望的神色。

等她醒来的时候,房间里并没有孩子的哭声。

父母告诉她,孩子没活下来。

冰冰不敢相信,嚎啕大哭,但父母恢复了怀孕前对她冷冰冰的态度。

无论她哭,还是涨奶、产后恶露,他们都让她忍忍就好了。

太痛苦的时候她会想起那个没活下来的孩子。

她问父亲孩子后来是怎么处理的,父亲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扔到后面池塘了”。

冰冰毛骨悚然。因为几分钟前,她在厨房问过母亲同样的问题,母亲说“埋在了菜地”。

冰冰有了一种不祥的猜测。

趁着父母都离开了家,她溜进他们的卧室四处翻找,最终在他们卧室的床头柜里,发现了几捆大红色的包扎起来的现金。

现金一捆一捆用白色纸张包好,每一捆上面的包扎圈纸上,还盖着银行工作人员的名字和取款日期。

“你猜是什么日期?就是我的孩子出生的日期。”

冰冰拿着钱质问父母孩子的去处,得到的却是沉默。

她的第一个孩子,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

现在,第二个孩子,又被他们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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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我的想象中,失去过一个孩子,冰冰要么不敢要第二个孩子,要么应该把第二个孩子视若珍宝。

可是在她的故事里,我觉得这第二个孩子,可能比被卖掉更不幸。

因为她来的时候,冰冰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冰女”。

早在刚干KTV公主的时候,冰冰就在客人的哄骗下尝试过“冰”。

被父母卖掉第一个孩子后,她从家里逃了出来,无处可去,她就想起了“冰”。

只有“冰”能填补心里的空洞。冰冰干脆做起了“冰女”,专门陪毒鬼吸毒,也提供性服务。

她本可能持续这样的生活直到死去,但偏偏又遇到了一个人。

有一次冰冰陪客人“散冰”,在两人性交的过程中,对方毒瘾发作,抡起拳头就开始朝冰冰的下体挥舞,还掐着她的脖子,用手抓着她的头,朝床头猛敲。

冰冰摸到床边的皮带用力抡到客人的头上,乘着客人松手捂头大喊的工夫,光着身子满脸是血地跑到了大马上路,正巧撞见了正在巡逻执勤的王明。

王明脱下身上的警服,披在赤身裸体的冰冰身上,让同事把毒瘾发作的男子带去了派出所,自己带冰冰取了衣服后,去医院清理包扎了伤口。

这可能是冰冰遇到过的,对她最好的人。她想再见到他。

冰冰知道派出所有许多刑事案件的指标任务,她开始主动给王明当把“诱饵”。

买毒的时候,和毒圈里的上家约好购买毒品的地点和金额后,她会把信息告诉王明。由王明带着派出所的兄弟们提前伏击等候,等交易一完成,就立即上来“人赃并获”。

每次完成任务之后,王明都会带着冰冰出去“搓一顿”庆功。

有一次,王明带着她出去吃火锅,服务员递给王明说一个发圈,说,你女朋友头发长,你帮她扎起来吧。

“他脸红了。”冰冰至今还记得王明的反应。

她说:“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初父母能出钱让我去读高中就好了,也许我现在也可以考到派出所做个小辅警,每天跟着王明出去办案子……”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冰冰觉得自己不可能配得上王明,她对王明唯一的价值,就是继续当“诱饵”,就像她要把卖身的钱交给父母一样。

但对于王明,她觉得值得。

在这个过程中,她再一次意外怀孕了。王明跟她的父母不一样,主动提出让她在怀孕期间别再做冰女,还帮她在自己辖区里租了个很小的房子。

那就是我们见到的那个小屋。

隔三差五,王明会去看看冰冰,并且给她带点吃的。冰冰一面感动,一面默默地祈祷——

她希望,这个孩子是王明的。

我知道的大部分冰女,都不会允许自己有一个孩子。

孩子就是无尽的麻烦,哪有“客人”会让她们散冰的时候回去喂奶呢?更何况她们每一分钱都要用来吸毒,孩子多花一点,自己就少吸一口。

可是冰冰却坚持生下了这个孩子。也许她就是本能地,想要一个家人。

我记得冰冰说过,她觉得自己已经“烂了”,但是孩子是好的,孩子有她的一部分,她希望孩子带着自己好的那一部分重新过一个“好的”人生。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些我认为理所应当的事,对冰冰来说,就是艰难的抉择。

比如,是有了孩子后,冰冰才变得怕死了。

以前她给王明当特勤,有人扬言出来后要“报复”,她都觉得自己烂命一条,不管不顾。

可是有了孩子后,冰冰开始觉得这样不行,不敢再约附近的毒贩交易。

但她也不能不做冰女。她戒不掉毒,更害怕失去这个身份后就对王明没价值了。

于是她选了一个折中的方式——从网上约人帮她“买冰”。

冰冰注册了好几个能与陌生人撩骚的社交软件,用自己性感的自拍做头像,专门加附近城市的网友,和他们约一夜情。

但是她有个前提,需要帮她“买冰”。

一般情况下,这样约到的就算不是毒贩,也是瘾君子,毕竟只有瘾君子才知道去哪里“买冰”,才需要有人陪着“散冰”。

冰冰忘了,男人“精虫上脑”的时候,并不亚于毒瘾发作,陈志扬就是这其中一个。

在聊天记录里,陈志扬对于冰冰的要求一直有点推三阻四。

直到几天前,他才跟冰冰说,自己听说可以在火车站那边买到东西,语气十分兴奋。

冰冰坦白说,她很清楚,陈志扬连去哪里买毒品都不知道,甚至之前连毒品都没见过,就是为了和她打一炮来的。

当天见面时,陈志扬还提出过不收钱,冰冰硬把那叠派出所做好标记的钱塞进了他手里。

她已经变成了施害者。

那天给冰冰做完询问笔录之后,我带着她一起到派出所找到王明。

王明之前想着冰冰的情况不适合再带着孩子,于是擅自找来她父母把孩子接走了。听说冰冰从前的经历后,连忙带上我俩回到冰冰老家,要回那个女婴。

想起冰冰形容她父母吝啬的那些话,走进家门时,我特意留意了一下这对老夫妻,可是并没有看出他们身上有特别穷苦的痕迹。

老家虽然在郊区农村,可是该有的都有,也不是想象中那种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景象。老人家自己收拾得也比较整洁体面。

我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条件还可以的两位老人,会对大孙女做那样的事儿?

我只看到,他们主卧的床上,铺的是一张缝起来的床单,似乎是两张用旧用坏了的床单拼在一起。

主人给我们倒茶用的茶具,从花色上可以看出,只有一个是和茶壶配套的,其它几个颜色、形状各异,约莫是在这个茶壶配套的茶杯“阵亡”之后,被拉进来凑数的。

女婴在床上睡着,放在她身边的玩具是二十年前流行、现在看起来已经饱经岁月洗礼的“拨浪鼓”,那可能还是冰冰小时候玩的。

我拿着冰冰的证言和手机聊天记录再次找到陈志扬,陈志扬终于承认,他根本不会贩毒。

之所以承认贩毒,是因为公安告诉他,如果不配合调查,就以嫖娼为名,抓起来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最长可以关一年,并且要通报给他的单位、他家里。

他有工作,还有老婆、有女儿,害怕她们知道。

但是如果承认贩毒,因为只有0.5克,不出三个月就可以回家,甚至因为他是初犯偶犯,还可以帮他申请取保候审。

话是没错,只是公安没有告诉他,嫖娼的情节再严重,也不过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而贩毒,不论数量多小,都是刑事犯罪。

在法律的天平上,犯罪的后果可是远远大于违法。

案子调查到这里,情况已经基本明确:陈志扬受冰冰邀约来帮她“散冰”,购买毒品也是受冰冰指使,主观上并没有贩卖的故意,应该无罪释放。

而公安机关的办案流程有瑕疵,应当依法制发检察建议,进行法律监督。

建议发出去的那天,我听见吴队长在科长办公室里咆哮:“案子不支持我们也就算了,还发这种东西过来是几个意思?”

我有些心虚。

上个礼拜,院里就收到关于我“有滥用职权行为”的举报信,是科长在为我据理力争,才让我没受到牵连。

一会儿,门开了,吴队一脸撞见杵在门口的我,抬了一下左边的嘴角,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哟,沈大检察官”,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半掩着的门里,我看到科长坐在椅子上,用力地吸着手中的烟。

他看见了在门外探头探脑的我,叫我进去,接过我递来的文件,看也没看就在上面签好字,

签字的时候,他头也没抬地说:“对对,你不是毫无牵挂的人,所以不管你做什么都要有所顾忌。”

我对着科长郑重地点了点头。

而走出办公室,我心里想的是:“可是看到了就不能不管呀。”

在检察官这个岗位上,几乎所有事情,对了就是对了,错的就是错的。

冰冰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为了报答她爱慕的警察,在毒圈里做线人时犯错了,导致一个冤案。

但这不仅害了当初对她好的警察,也让她和孩子长久混迹在那个圈子里,无法逃脱。

我们核对清楚这个案子,找到真相,不只是为了陈志扬。

这也是为了给冰冰和小女儿一个离开毒圈的机会,给当初那个不知道卖到哪里去、会被如何对待的大女儿,一个被警方找到、妥当安置的机会。

在冰冰曾经诞下那个孩子的房间里,我们和当地妇联等工作人员一起,确定了一个初步的工作计划。

当地妇联的工作人员将和冰冰的女儿建立一对一的监护帮助,每周都会上门查看孩子的情况;

镇上的社区矫正部门,努力为冰冰寻找一份有社工监管且管食宿的工作,让冰冰每周可以出来一次,看看女儿。

至于冰冰父母之前涉嫌贩卖儿童的事情,我们作为案件线索,移送当地公安机关。

先查清楚之前孩子具体的下落,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看是否对那个孩子启动司法程序。如今已立案。

后来我听说,冰冰辞去了那个工作。

我起初有些失落,认为自己无法帮助她脱离泥潭,或许直到今天,她还在和毒瘾作抗争,还在学习如何正确地爱与被爱。

可失落完,再跟朋友讲起这个故事,我又情不自禁地说:“至少她的女儿有机会去上学,去逃离乱糟糟的家。”

我还记得,那天离开冰冰父母家之前,我特地去看了看曾经在那个黑漆漆的小屋里发现的女婴。

她正在熟睡,经过医院的护理,她的脸色已经有了些红润的感觉,微微颤动的睫毛和雪白的皮肤,模样和冰冰有几分相似。

“希望你的人生,不会和你妈妈一样。”

我记得,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沈对对跟我说了两遍“可是看到了就不能不管呀”。

她的声音很温柔,做的事情却很较真。

作为一名检察官,她的工作本来是核对公安送来的证据事实,打上一个一个勾。可是这次,她偏要打上一个问号,甚至是叉。

这道叉改变了冰冰母女的命运。

在那间小小的房间里,冰冰一直在做着自己小时候留下的算术题。考多少分,可以得到多少爱;挣多少钱,可以得到多少爱;钓到几个毒贩,可以得到多少爱。

但被爱这件事,本不该有前提。

故事的最后,沈对对为这个家庭申请了一笔补助,只要孩子健康长大,照顾她的人就能得到补助金。每年单位有慰问活动,她就会去看看这个孩子。

我很喜欢这个补助的意义,它像一个礼物,一份突然收到的意外之喜。

如果父母们都用对待礼物的方式去对待一个孩子,那么他们给孩子的爱,一定没有附加条件、无关于功利,更没有前提。

对了,这也是沈对检察官休息两年后,为大家准备的第一个故事。她说,别着急,后边给大家写的故事还有更多。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