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过去年月，多大年龄犯罪可判死刑，这一问题，或许可以从“李大生被害案”窥看一二。
此案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时有武昌府蕲州村童曹受儿、徐桂儿，于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此二人在鲁家园河岸挖野菜时，见同村少年李大生手捧糖盘经过。小孩子天性嘴馋，于是两人拦住李大生，向其讨取糖吃。
李大生不肯白给，两人便说先欠着，等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再补上。李大生不答应，让二人赶紧闪开，不然别怪他不客气。
这话一出口，徐桂儿立时翻了脸，叫嚷道：“今天你是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说罢，伸手去抢李大生的糖盘。
李大生尽管年纪小，却也不是吃素的，当即丢掉糖盘，挥拳与徐桂儿厮打。曹受儿不愿见朋友吃亏，于是帮着徐桂儿打李大生。
李大生被打急了眼，捡起一块石头，砸在曹受儿的半边脸上，将曹受儿的耳朵打出血来。曹受儿因痛大哭，徐桂儿赶紧跑开，李大生则气呼呼地将曹受儿大骂一顿，并扬言要将这件事情告诉曹受儿的爹。
原来，曹受儿的爹平素对儿子管束甚严，儿子稍微不顺自己心思，便是一通老拳招呼。曹受儿被爹打怕了，央求李大生别把这件事告诉他爹。
李大生小孩子嘴硬，任凭曹受儿苦苦央求，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等到李大生捡起糖盘朝远处走去之后，徐桂儿跑了回来，对于李大生所说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他对曹受儿说，要想叫李大生不说出去，眼下只有一个法子！
曹受儿此刻已经慌了心神，听徐桂儿说出“杀人灭口”四个字，连想都没想，便点头说好。
于是乎，二人飞速追上李大生，从其背后，用石块猛砸其后脑。李大生受伤倒地之后，徐桂儿用双膝压住李大生的后腰，用双手反钳住李大生的双手，使其无法反抗。
这时候，曹受儿将李大生系在腰间的布带扯下，缠绕在李大生的颈部，死命勒紧。兴许是由于害怕的缘故，曹受儿说什么也勒不死李大生。徐桂儿见状，索性踩在李大生的背上，帮着曹受儿收勒布带，直至李大生彻底绝气，两人才肯松手。
本来，两人准备弃尸逃走。但跑出几步后，徐桂儿一把拉住了曹受儿，他担心一旦尸体被人发现，保不齐就要找到他俩的头上。既然已经把人给杀了，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尸体丢进河里，让尸体顺水漂流，鬼才知道是怎么死的。
曹受儿有些犹豫，但被徐桂儿威胁几句之后，也只好听了徐桂儿的话。他俩为了保险起见，先将李大生的衣帽鞋袜脱掉，而后用石头将李大生的面目砸坏，这才将尸体丢入水中。眼见着尸体一起一伏顺水漂走之后，两人将李大生的衣帽鞋袜连同糖盘挖坑埋起来。如此一个人不知鬼不觉，两人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转过天来，李大生的父亲李荣禄在找寻一夜未归的儿子下落时，撞见神色不定的徐桂儿，向其询问是否见过李大生时，徐桂儿由于心虚慌张，致使言语支吾。
李荣禄心中生疑，连哄带吓地一通追问之下，徐桂儿的防线终于崩塌，但他并不肯承认杀死李大生之事系自己所为，而是把罪责一股脑地推到了曹受儿的身上，坚称是曹受儿一人杀了李大生，他只是一个无辜的目击者。
李荣禄听信徐桂儿的话，找到地保李家福，将曹受儿拿获。接着根据曹受儿的招供，在鲁家园河岸将掩埋的物证挖出。虽然曹受儿招出李大生的尸体被弃水中，但是人们沿河找了三天，都没能找到李大生的尸身。
又过三日之后，有人在距离弃尸位置二十余里的地方发现一具已经泡至肿胀的男尸，经过辨认，正是李大生。
蕲州仵作洪福对尸体进行尸检，在“尸格”中写道：“死者因在水内浸泡多日，发变腐溃，仅验出后脑、左耳有击打伤，皮破红色；咽喉带痕两道，自左绕至项颈后，现出围长五寸二分、宽二分血瘾红色；其项颈右皮肉腐烂，空有二寸不见痕瘾。故，死者死因不知是勒是殴。”也就是说，洪福并不能够断定李大生是因击打而死，还是被人勒死。
虽然洪福不能断定李大生的死因，但李大生死于曹受儿之手是确凿无疑的。起初，曹受儿为了袒护徐桂儿，坚称杀死李大生之事系他一人所为。但在听说是徐桂儿出卖了他之后，马上改口将真相说出。遂将徐桂儿抓来，一通威吓之下，徐桂儿也只得说了实话。
至此，真相大白。却没想到，在对于二人的拟罪判决上，各级衙门出现分歧。须知道，杀死李大生的曹受儿，年仅十一岁；而徐桂儿，也才不过十三岁。虽然遇害的李大生时年只有九岁，但曹受儿与徐桂儿同属少不更事的孩童，故而要慎重拟罪。
蕲州衙门遵照律法中有关“谋杀十岁以下幼孩，当以重刑”一条，给曹受儿拟了个“斩立决”，给徐桂儿拟了个“绞立决”。
案卷呈交给巡抚衙门后，湖北巡抚李绶认为曹受儿年仅十一岁，不应有杀人的念头。他在交给刑部的公文中这样写道：“恐十一岁幼孩正当畏惧急迫之时，猝无能作此狠毒之想。”
通过这番话，不难看出李绶有意为曹受儿开脱，希望刑部可以酌情轻判。
但是，新任湖北巡抚姜晟在接替李绶位置之后，立即亲自对此案进行了复审。
在当面审问过曹受儿和徐桂儿之后，姜晟认为此案的罪魁祸首乃是徐桂儿，而非曹受儿。他不听幕僚所言“年幼可无重罪”之语，坚持对徐桂儿、曹受儿“斩立决”。并且，建议将蕲州仵作洪福“杖八十，革役”。 姜晟给出的理由是：洪福身为仵作，连死者的具体死因都查不清，这种人留着没用。
刑部先后收到李绶与姜晟的公文，一时讨论不休，最终，刑部大员周全礼给徐桂儿拟了个“斩立决”，给曹受儿拟了个“绞监候”；而对于洪福，则给出一个“无责”的建议。
有关此案的卷宗，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进呈给皇帝御批，十三日即得乾隆皇帝的御笔朱批：“徐桂儿著即处斩。曹受儿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其实早在此前，乾隆皇帝就曾亲自御批过两起少年杀人案，两起案件的主犯均不满十岁。乾隆皇帝并未因为罪犯年纪小而有所姑息，反倒是雷厉风行，批复该杀则杀，不必再奏。其理由是：少年杀人皆因暴戾之气太重，此等少年若留在世上，待其成年之后，一定有更多好人遭其毒手。因此，不如早早地除掉为好。
老话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在老祖宗的观点中，一个人是善是恶，在少年时期就能看出眉目。所以说，人之初，并非性本善，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他只是个孩子呀”，孩子是孩子不假，可好孩子和坏孩子还是有区别的，一味同样对待，受伤的总会是好孩子。
一段旧案，到此说完，不知各位看官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