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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8日，蒙古国政府宣布正式通过《蒙古文字国家大纲》的第三号文件。
该决议决定，蒙古国从2025年起，将全面恢复使用“传统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
并施行其与“新蒙古文”西里尔蒙古文并行使用的文字政策。
随后，蒙古国的教育、文化、科学以及体育部纷纷响应。
国家公务员的相关政策也开始做过渡筹备。
此消息一出，我国民众议论纷纷。
按理说，这本是他国的内政，与我国无关。
但蒙古国此举恢复的文字，正是内蒙古一直在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
结合蒙古国这些年对我国的态度。
这背后的深意实有昭然若揭之味。
说起这位极其熟稔的老邻居，我国一直很“头疼”，不知这次，又将如何？
蒙古国的历史与文化
蒙古国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和俄罗斯中间，是个纯粹的内陆国。
可就是这个如今让他国倍生艳羡的位置，却无意中注定了蒙古国近代史的“摇摆”命运。
蒙古国与内蒙古同在蒙古高原，属同宗同亲。
在古代，这片土地曾被多个游牧民族统治。
这也就是如今存在的关于蒙古国溯源分歧的原因。
蒙古国国人常以匈奴、突厥后人自居。
但我国主流学术观点普遍认为他们属于鲜卑族的一支。
唐朝初期，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部落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名字。
即为“蒙古”，并被纳入当时的统治版图。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并不断开疆拓土，将其发展壮大。
蒙古的文字正是起源于那个时候。
最早的蒙古文字是基于回鹘字母而形成的回鹘蒙古文。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老蒙文”，或者“传统蒙古文”。
在此之前，这里并没有文字，也便没有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讲，文字的出现对统治管理会有极大作用。
1271年，忽必烈率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
他随即便派人依照古藏文字的拼音创造出有利于统一汉人的新文字“八思巴文”，并及时下令推行使用。
然而，汉人并不甘于被外族统治。
因此，八思巴文在民间几乎没有被使用过，汉人仍保留自己的文字。
元朝覆灭以后，蒙古人退回蒙古地界。
八思巴文也跟着回到蒙古。
在此之后，蒙古部落曾对文字进行过多次变革调整。
但不论如何变化，整个蒙古都是完全一致的。
17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时期，蒙古全境再次被收入版图。
清廷在此处推行满文。
那时的蒙古已经出现了内部分裂。
其分为漠北部落，漠西部落与漠南部落。
基于管理考虑，清廷便将其分为内蒙与外蒙。
外蒙就是漠北部落，这便是日后形成内蒙古与蒙古国的雏形。
1911年，清王朝覆灭，外蒙古趁乱果断宣布独立，可国际上并不承认。
为了以后的发展，外蒙古决定攀附势头鼎盛的苏俄，对中国倒戈相向。
1924年，蒙古国正式独立，建立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同年，便开展文字变革运动。
在此之前，蒙古地界内通用的文字还是回鹘蒙古文。
但统治班子也曾试图动过文字变革的意图。
说起来，还是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提倡的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给了蒙古国文字短暂的流通时间。
但事实证明，在与他国交际时，蒙古文字几乎不流通，非常不利于急于发展的蒙古国。
并且蒙古国国人也很难学会主流推行的俄语。
1922年，一股文字“拉丁化”的改革狂风在苏联各民族盛行。
急需表诚心的蒙古国，又怎会甘于落后。
依附苏联改文字
不过，碍于蒙古国的绝大部分民众坚决维护老祖宗的文字，以及领导班子内部也对文字变革出现分歧。
直到1930年11月，蒙古国才制定出拉丁蒙古文方案。
此后，该方案的推行进度非常缓慢。
正当领导班子卯足了劲儿推行拉丁蒙古文时，局势又发生了变化。
1936年，斯大林带领的“肃反运动”越来越激烈。
来自于苏联的统治威慑力溢于言表。
关于文字的改革趋势突然调转方向，代表着社会主义的西里尔文字开始盛行。
1941年，蒙古国仓促出台新文件，并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
至此，以西里尔字母为核心的文字即将推行。
然而，蒙古国民众尚未从拉丁化的愁绪中走出来，又被强迫接受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字体系。
于是，西里尔文字在几年之内几乎没有任何推行成效。
1944年，蒙古国政府结合民情，决定还是推行拉丁文。
但蒙古国已然习惯了将文字与国家发展结合成为一个问题看待。
所以，它注定还是要飘摇。
二战后，国际局势重新洗牌。
这对急于被认可的蒙古国来说，是难得的重要时机。
同时也意味着，此时站对队伍很重要。
蒙古国认定了苏联这个“老大哥”，下定决心要融入其中。
1946年，蒙古国主动提出“复用”西里尔字母，创造出西里尔蒙古文，也就是“新蒙古文”，同时摒弃了传统蒙文。
也是在同一年，蒙古国拥有了主权。
1961年，蒙古国加入联合国，正式被国际认可。
这个“老大哥”看起来好像真的没认错，可实际上真是如此吗？
因为这些年里变化不定的文字变革，实则已经对蒙古的文化历史进行严重分割。
要知道，文字是文化的活化石。
这也意味着蒙古国不再有所谓的历史。
文字变革有利于发展不假，但已让蒙古国失去了根基和能及时拿得出手的软实力。
只不过，这个问题，蒙古国领导人似乎总愿意视而不见。
改变文字后，蒙古国国内一度处于“瘫痪”的状态。
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各行各业的信息停滞。
就连教育也因没人会教西里尔蒙古文，在第一时间停摆。
趋炎又附势，大概就是蒙古国当时的样子。
可是，蒙古国的文字真的就此确定了吗？
外交影响下的文字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解体。
事实证明，蒙古国还是站错了队。
只见，曾经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
蒙古国积极筹备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事宜，并果断宣布弃用西里尔蒙古文，意欲恢复使用传统蒙古文。
尽管过了近半个世纪，国内恢复老蒙文的呼声还是很坚定。
1990年，蒙古国宣布将在1994年全面恢复传统蒙文。
虽然最后并没有如期恢复，但也只是晚了一年而已。
显然，相比于接受新文字，民众对传统蒙古文的接受度更高。
可即便如此，蒙古国此举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混乱。
一如上次文字改革一般。
蒙古国建国以来仅有的几十年历史与文化，再度被“抹去”。
对于民众来说，更加苦不堪言。
甚至有一段时间整个社会对双语的需求很大，严重影响到社会民生。
放眼整个国家，只有政府人员在使用传统蒙古文，民间仍在使用西里尔蒙古文。
由此带来的社会划分，极不利于国家发展，往往还会引发一些根本无解的社会矛盾。
21世纪初，蒙古国推行“第三邻国”外交政策，积极与美国，日本和印度建交。
蒙古国其实早在美苏冷战后期，就已经提出这个政策。
于是，在2003年，蒙古国再次推出“拉丁字母国家计划”。
但最终，这个计划并没有大肆推行起来。
蒙古国人民举全国之力反对政府“胡闹”。
2010年，蒙古国政府终于意识到文字变革的重要性，出台《蒙古国国家安全构想》重申国家根本，试图摆正日后的发展要点。
文件中明确提到：
“本民族历史、语言、文化遗产、传统风俗习惯是蒙古民族生存的基础和重要免疫力。”
此举及时稳定了国本。
人民再也不用为担心因文字变化而被迫去改变生活习惯的风险。
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
2019年11月，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在受邀出席“老蒙文”书法大赛时对外透露，蒙古将在2025年起，恢复使用传统蒙文。
2020年，蒙古国通过《蒙古文字国家大纲》证实这一消息；
并补充说明蒙古将并行使用传统蒙古文与新蒙古文，即回鹘蒙古文与西里尔蒙古文。
文字新政策浅析
文字变革向来是蒙古国自认为的一种“发展捷径”。
我国本可不以为意。
但照目前的势头来讲，蒙古国接连就此事有所动作，国内有所议论也属正常。
说起来，这已经不是蒙古国跟我国第一次正面“刚”了。
1911年，外蒙古第一次宣布独立之时，曾致电袁世凯，表明应以相同语言为标准，划内蒙古归为蒙古国领土。
不仅如此，时握执政实权的乔巴山曾试图就此事，从斯大林处讨得支持。
然而最终他在两处都吃了闭门羹。
纵观这数百年，蒙古国对我国其实一向不友好。
1954年起，我国就贝尔湖归属问题与蒙古国开展长达八年的谈判。
后因苏联等国家干预，我国只获得6.6%的领土。
得了便宜的蒙古国一度甚嚣尘上，意图妄借苏联的力量针对中国。
蒙古国曾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公开抵触中国，单方面拒绝能源合作。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本国的教材中，故意丑化中国的形象。
营造出自古以来与我国的敌对状态。
然而，不论蒙古国的动向如何，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将自动解答此次异动。
首先，从国家硬实力来讲，蒙古国的火力数据排名在全球百名开外。
那个总被他国调侃的蒙古海军更是形同虚设。
因为作为内陆国，蒙古国完全没有设立海军的必要性。
所以这支海军实际上只是国库的一支运输船队。
从软实力来讲，蒙古国近百年来的文化断层严重。
最先为难的是自己的国人。
国内早已怨声载道，近几年才稍有缓和。
但经济发展已然受到影响。
如今，蒙古的国家GDP均值与我国三线城市相差不多。
其次，内蒙古对蒙古国的态度也起到关键作用。
内蒙古对其一直呈鄙夷之态。
此次，蒙古国试图用文字拉近与内蒙古的关系，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此举并不能弥补丢弃近了一个世纪的民族文化。
相反，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一直受到中国保护。
内蒙古自治区还是我国第一个成立的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人民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与其他民族一起并肩作战，度过中国最艰难的时期。
在内蒙古人民看来，蒙古国那些年的频繁举动丝毫不异于背叛老祖宗，是离经叛道的表现。
此外，内蒙古内部体制完善，文化成熟，各方面较蒙古国都稍显先进一些。
种种不同其实已表明合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后记
古语有言：“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
这句话的道理从蒙古国与我国的发展历程中可见一斑。
主观求变，未必都是好事，事物自有其运行规律。
以不变应万变，并不是不变，而是顺势而变，这其中往往还伴随着发展。
参考文献
杨富成,买如甫江·吐尔逊江.试论蒙古国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J].中国民族博览,2021,No.210(14):128-130.
牧仁高娃,白青松. 蒙古国文字政策的历史与现状[C]//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生活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2018:6.DOI:10.26914/c.cnkihy.2018.02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