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道歉，你别毁了我！”
几天前，一男子在北京地铁内，多次向刘女士伸出“咸猪手”，刘女士一直躲避，男子却得寸进尺，紧追不舍，刘女士忍无可忍，一把揪住猥琐男，将他拽到站台上，并报了警。
谁知男子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向刘女士求饶不迭，让人哭笑不得。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这个男子有多么大的委屈。好在刘女士并未姑息，该男子也被警方拘留。
当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时，类似这样的“性骚扰”并不罕见。
在深圳高铁上，一男子见邻座熟睡，把手伸向女子胸口，女子惊醒后马上报警。
一开始男子还狡辩，是因为列车摇晃，他才不小心碰到了女子。
直到调出监控视频后，男子在铁证面前，才承认了自己的恶行，并被警方依法拘留10天。
这几起“反性骚扰”事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为两名女子的勇敢点赞。
同时也有网友忍不住控诉：“几乎身边的每位女性，都有被性骚扰的经历。”
日常生活中，“性骚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频发，而女性在受到侵害后，要想抗争却并不那么容易。
在北上广深，对于女性而言，比挤早晚高峰地铁更可怕的，是应付炎炎夏日的早晚高峰。因为地铁上不仅人多拥挤，还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状况发生。
王瑶第一次遇上流氓，就是在早高峰地铁上。站在车厢里，她感到臀部有东西在磨蹭，由于车内实在太拥挤，她虽然有些不适，却也明白大家都不容易，没有声张。不过，她留意到，她身后站的是一名身材瘦小的男子。
下车后，她和同伴抱怨了刚才的不适，原来同伴也有同感，这才确定就是有人在趁机猥亵她们。
没想到，过了几天，王瑶在地铁上又被同一个男人猥亵了。只是，这次她又忍了，想着自己势单力薄，大早上的大家都赶时间，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不过，她和同伴愤愤地商定，如果这个男人再敢骚扰她们，她们就绝不姑息，一定会把他逮住，不能让他再去侵犯别人。
于是，她们第三次遇到这个流氓时，王瑶密切留意他的一举一动，当她察觉到对方有不轨行为时，一转头竟然看到了他暴露的器官。
王瑶和同伴当机立断，把流氓抓了个现行，在周围乘客的帮助下，把流氓交给了警方。
事后，王瑶把她们勇斗流氓的经过发到了微博上。
她深知，有不少姐妹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性骚扰”的举证又十分困难，她希望通过这些分享，让更多姐妹站出来，勇敢地保护自己。
不久，随着警方“地铁打狼”行动的开展，潜伏在暗处的“顶族”被揪了出来。
这些“顶族”常常在人多拥挤的地方，通过磨蹭女性的身体猎获快感。而且他们隐藏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社交媒体还拥有自己的“组织”。
以“公交地铁交流群”为例。群里的1000多名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以骚扰女性为荣，每天在群里交流“顶人”的经验。新人还需要支付10元的入会费才能进群。
有人说，“顶族”是一群性变态，他们的存在是对文明社会侮辱。
然而，这种现象却在世界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在我们的邻国日本，这类人被称为“电车痴汉”。在日本的地铁口和公交站，经常能看到“注意痴汉”之类的警示标语。
据研究机构调查发现，日本至少有70%的女性遭遇过“痴汉”的骚扰，其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隐忍。
这些年来，日本针对“痴汉”想了很多应对措施。
从2000年开始，日本的交通工具上，相继开辟了“女性专用车厢”。这项举措一开始颇受好评，但是在日本首都，早晚高峰也是出奇的拥挤，男性就不可避免地要挤占女性专用车厢。因此，效果不是特别好。
相比流于形式的女性车厢，真正对女性起到保护的，其实是日本司法对“痴汉”的惩处力度。
在法庭上，法官对“痴汉”奉行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原则，如果“痴汉”不能自证清白，官司必输无疑。
通常情况下，初犯“痴汉”会被处以半年监禁或50万日元（约2.5万元人民币）罚款，惯犯则会被加倍惩处。
既然日本对“痴汉”的打击如此严厉，为什么还有人顶风作案呢？
日本性犯罪专家齐藤章佳在《男人做痴汉的理由》一书中谈到，性犯罪的本质是“支配欲”作祟，对弱小的女性实施“性骚扰”，能让“痴汉”们获得一种优越感。
对于齐藤的说法，一部分日本女性并不卖账，她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地位差距过于悬殊。
要想解决“痴汉”骚扰，最重要的是提升日本女性的地位。
到了2017年6月，我国的广州、深圳两地，也开始了“女性专用车厢”试点，可惜它们形同虚设，乘客和普通车厢里的并没什么区别，还是男女混用。自然“顶族”仍会暗下黑手。
对此，社会学家章友德同样觉得这个方法确实治标不治本，“我们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其实是要提倡全社会对女性的尊重。”
有的性侵犯发生在公众场合，陌生人之间，而有的性侵犯却发生在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中。
在女性成长过程中，极有可能会遇到双方身份不对等的过界骚扰行为。
而她们的心理承受力，也需要一个变强的过程。
2021年，已经大学毕业两年的段颖，选择在事发6年后，实名举报高中数学老师徐锦城，曾对她实施“性骚扰”。
事情发生在大一的寒假，徐老师约段颖小聚。由于高中担任数学课代表，段颖与老师常有交流，便爽快地答应了。
饭局上，两人聊得很开心，徐老师还小酌了两杯。
饭后，徐老师邀段颖去补习班坐坐，她也没拒绝。但她始料未及的是，进门以后她不仅被老师强吻，还被撩起衣服抚摸身体。
段颖拼命逃了出来，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从此，这段屈辱的记忆，成了段颖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次无意间，她了解到同班同学宋翘，也有过跟自己相同的遭遇。
后来段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男友周亦鹏，男友推测，仅一个班就知道有两名受害者，徐锦城教书几十年，退休后又被返聘，其间不知道还有多少女生受害？
两人越想越觉得不能坐视不理，于是整理了一封举报信，递交给段颖的母校佛山市一中。
知到这，徐锦城特意找到周亦鹏想私了，但周亦鹏却毫不含糊，提出要他录一个道歉视频。两人没谈拢，不欢而散。
两天后，校领导找段周二人谈话，希望他们等中考以后再追究此事，以免影响学校的招生大计。
同时，学校还联系了段颖的家人。父亲劈头盖脸地责问段颖：“你为什么要跟他去那儿？”
段颖气得发抖，她没想到“受害者有罪论”先从自家人的嘴里蹦了出来，父亲的话让她铁了心要证明：“错的是他，不是我！”
一个月以后，见学校没有答复，段颖又将举报信递交到了省教育厅和市纪检委。
4月7日，感到投诉无门的段颖，在微信公众号发出了推文。随着文章的爆火，越来越多的受害女孩找了过来。
据段颖对时间线的梳理，徐锦城对女生的“性骚扰”从2008年就开始了，可惜所有受害女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忍。
舆论沸腾后，警方介入了调查。
因为时间流逝，女孩们手里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
为此很多人抱有顾虑，但最终还是有7名校友力挺段颖，前往派出所配合了调查。
4月12日，佛山市一中对徐锦城进行了通报批评。
这个结果让段颖百感交集，“如果没人站出来，事情永远不会有一个说法。”
这些年，得益于Metoo运动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校园“性骚扰”事件不断被曝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揭示出校园“性骚扰”事件屡禁不止的原因。
一方面，老师和学生有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出于对学业、前途的担心，揭发侵害者的恶行需要极大的勇气。
另一方面，学生缺乏判断力，很容易被PUA，对师生恋和“性骚扰”的边界模糊不清。以至于有的女生一直到作恶者的罪行被揭露，还沉浸在爱情的幻想中。
对此，有学者表示，正确的性教育，是预防性侵犯的关键，只有加强性教育，才能减少性犯罪的发生。
比如，家长从小就应该告诉女儿，要爱护自己，尊重自己的感受，树立独立自主的自尊心，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女孩健康成长。
学校也可以通过宣传片、公开课，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鼓励他们对“性侵害”说“不”。
另外，对于师生之间的单独相处，学校应当用行为规范来约束。比如，师生共处时，应该打开办公室的门，降低学生被胁迫、诱骗的风险。
而对于那些“性骚扰”的惯犯，要毫不手软地使用有威慑力的手段，阻止他们在道德与法律的边缘反复横跳。
比如，一些高校在进行人事聘用、评优、奖惩等方面，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一旦发现老师在作风上有问题，就可以取消待遇，甚至直接解聘。
总之，对校园“性侵害”零容忍，必须建立系统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
权力不对等的性侵犯往往像噩梦般，一直缠绕女性，不仅在成年前，更是在成年后。
作为一名打工人，你可曾遇到过职场“性骚扰”？
据调查，职场“性骚扰”有9成以上，发生在上下级之间，受害者91%都是女性。
即使被骚扰的人数庞大，可是数据显示，在遭遇潜规之后，只有11.7%的人会大声呵斥和强烈反抗，3.66%的人会用法律保护自己权利。
绝大多数女性还是选择了缄默其口，独自受伤。
但是，这样的沉默真的有用吗？
根据另一位不法之徒40多岁的姜某讲，自己10多年来，得手不少次，不过也遇到一些反抗的女性，因为做贼心虚，一遇上这样的，就会悻悻离开。
原来，最有效、最有力的保护，还是女性的自我觉醒，坚决地与那些不法势力反抗到底，并且运用法律武器武装自己、保护自己。
那我们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呢？
关键在于，设法保留证据。这包括保存监控录像、电话录音、聊天记录、邮件等含有骚扰信息的文档，和网络上的相关信息。
面对职场“性骚扰”，29岁的成都女子张丽欣，给打工人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张丽欣曾入职四川某公司，担任董事长姚某的助理。
春节过后，张丽欣突然被调岗，收入一下子下降了不少。为此，张丽欣向老板提出了抗议，姚某便孙水推舟，约她单独谈谈。
张丽欣清楚姚某的为人，对于办公室“性骚扰”，她一直采取回避、忍耐的驼鸟心态。
对这次约谈，她感到不安。于是，她找男同事刘畅仔细讨论了如何取证的问题。
刘畅为她找来一套便携式的摄录设备，它们可以戴在手腕和脚踝上，充满电能用2小时左右。
张丽欣如约来到姚某住处，两人交谈了1个多小时，姚某的那些露骨话语，都被录进了手环里。他甚至赤祼祼地承认，“我就是在潜规则你！”
同时，他一边播放“小电影”，一边还给张丽欣倒了红酒，并企图和她发生关系，幸而在张丽欣的反抗呼救下，没能得逞。
非常可惜的是，关键时刻手环没电了，没能录下她的呼救声。
一周后，张丽欣辞了职，然后去报了案。可惜仅凭录音并不能证明她被强制猥亵，警方也无法认定姚某涉嫌犯罪。
除了张丽欣以外，公司有几名前同事都是办公室“性骚扰”的受害者。因为取证难，她们从没想过报警，但是了解到了张丽欣的事迹，她们决定站出来，一起揭露姚某的恶行。
经过一番合计，大家联名写了举报信。
张丽欣等人的举报引起了省妇联的重视，妇联为她提供了法律援助，对姚某和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
没想到贼喊捉贼。在审案期间，姚某反诉张丽欣的偷录行为，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对此，相关法学专家指出，将违法行为录音录像，并不属于侵权。而针对“性骚扰”有预见性地进行摄录，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取证行为。这样做能够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犯罪。
经过几次开庭审理，法院一审判决，姚某的行为构成“性骚扰”，应对张丽欣书面道歉，并赔付费用1.4万元。
法院同时认为，事情发生在姚某家里，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张丽欣对判决并不满意，她希望姚某对其他受伤害女孩都能承担应负的责任，像他这般多年、多起的恶行应该得到更大的惩罚。她将会继续提起上诉。
对于职场“性骚扰”，张丽欣给出了一个漂亮的迎头痛击。
而在现实生活里，为什么很少有人能大声斥责“性骚扰”者，然后潇洒地离开呢？
因为“性骚扰”本质上，是上位者利用权力在作恶，而拒绝霸凌的女性，会被看作不听指挥、难以共事的人。
我们是时候打破这种刻板印象了！
女性当自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坚决地站定立场，我们不需要讨好、迎合任何人，学会做个强者，有能力独当一面。脑中有才智，手中有勤劳，敢爱敢恨敢想敢做，做自己的主人。
“性骚扰”是女性一生的“修罗场”，正如波伏娃所说，“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
你我有必要学会做一个不好欺负的人，要让对方知道“边界”在哪，不管你是谁，只要我不接受，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