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受文艺复兴思潮跟资本主义崛起的双重影响，公元15至17世纪成为了一个以探索发现为主旋律的世纪，即地理大发现世纪。
这200年中，无数西欧冒险家投身茫茫大海，将足迹留在了非洲、美洲、亚洲的土地上，拉开了新航路时代的序幕；至于陆上霸主奥斯曼帝国则凭借着强横的军事实力，成就了自身在地中海沿岸的商业霸权。
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崛起与新航路开辟间的关系，学界内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传统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奥斯曼土耳其扩张切断了原有的陆上商路，一众西欧国家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开辟海上贸易航线；但纵观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发迹史”，却不难发现事实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
起因：悄然崛起的奥斯曼帝国与“高歌猛进”的新航路运动
受文艺复兴思潮影响，十四世纪的欧洲大陆终于不再是教会统治下那片“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土地了。这一时期，逐步瓦解的封建制度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元素，激发了人们对于财富和享乐的追求，让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以各种方式实现原始财富的疯狂积累，也让国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简单来说，就是这一时期的欧洲诸国开始利用各种方式“搞钱”了。
虽然每个国家的挣钱方式都不尽相同，
但就整体而言，长于海上贸易的西欧诸国跟地处陆上丝绸之路“咽喉要冲”的地中海国家“井水不犯河水”，走的是“各自为战”的不同道路。
从起因上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得益于基督教影响力的持续衰落。
罗马教廷权威的衰落跟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动摇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统治根基，也让基督教世界逐步走向了解体崩溃。及至教廷高层无力发起下一次十字军东征，西欧社会以外的伊斯兰文明也终于获得了反击和发展的机会。
作为伊斯兰教的坚定捍卫者，奥斯曼土耳其人就是在这样环境中逐步走上权力巅峰的。
借历史学家诺利斯的话来说，奥斯曼人所展现出的穆斯林力量，无异于
“世界的现实恐怖”；
因为他们有着坚不可摧的圣战信仰和勇武好战的传统。
借着基督教影响力持续衰落的“东风”，以伊斯兰之名在“战争之地”掳掠异教徒土地财产，扩大伊斯兰领土的奥斯曼人开始了自己的扩张之路。
凭借着宗教影响力跟完善的参军激励制度，奥斯曼帝国很快组建起了一支足以与拜占庭帝国抗衡的军事力量；在“征服归化异族”口号的动员跟感召下，这支军队带领奥斯曼人走上了一条掳掠财富的扩张道路。
与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宗教影响力的初衷类似，新航路运动的兴起同样离不开“财富”跟“宗教”这两个关键词。
在新航路开辟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众葡萄牙、西班牙冒险家们，就都是冲着“淘金”而来的。他们大多被《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的富庶东方所吸引，渴望通过出海寻金来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他们的这一想法也与致力于确立海上霸权地位的统治者们不谋而合。
可以说，十五世纪末的葡萄牙跟西班牙皇室之所以愿意出资赞助航海事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争夺海上霸权跟谋求经济利益的考虑。
能够佐证这一点的就是，1498年，当达·伽马船队顺利抵达印度时，各国开辟一条亚欧商贸新航线的目的就已然基本达成，但一众欧洲冒险家们却并未就此停下自己的脚步。
在此之后，完成了环球航行的哥伦布，更是将西班牙国旗插上了西印度群岛，标志着新航路运动从海上贸易活动“升级”为了海外殖民扩张运动。
除了寻找财富外，让已经“式微”的基督教在海外重新发展壮大，也是教廷方面默许新航路开辟的一大原因。
哥伦布在1492年的航海日记中写道，自己前往印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
“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的信仰。”
由此不难看出，传教是新航路开辟的一大动因。
可以说，正是因为欧洲掀起的文艺复兴跟宗教改革运动动摇了基督教的统治根基，让宗教影响力大幅下降。教廷方面才会想要借助航海家的力量，在攫取财富供养教会高层的同时，为基督教寻找一片新土壤。
就成因而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跟新航路开辟都与罗马教廷影响力的下降有关，只不过前者进一步削弱了基督教影响力，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基督教的“火种”，让基督教文化在印度地区获得了发展。
经过：奥斯曼帝国的“步步紧逼”和“新航路”贸易的兴起
如果说基督教的衰落，让奥斯曼帝国崛起跟新航路开辟之间产生了一丝若有似无的“共鸣”，那么地中海沿海在新旧贸易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则是学界普遍认为奥斯曼帝国崛起“推动”了新航路贸易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就实际情况来说，地中海贸易的衰落和新航路贸易的兴起却并非奥斯曼帝国崛起所致。因为早在奥斯曼土耳其扩张为一个横跨三洲的大帝国之前，新航路运动就已经开始了。
虽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中叶，但要明确的一点是，那时的奥斯曼土耳其还只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一个小“城邦”而已，领土面积甚至还不到今天土耳其的八分之一。
真正让奥斯曼人走向“辉煌”的是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战役、1516年占领叙利亚，跟1517年征服埃及这三场决定性战争。
可以说，直到征服埃及之后，奥斯曼帝国才基本控制了中东地区的“旧商路”，将印度洋-红海-波斯湾沿岸尽数掌控在了自己手中。
据《白银资本》一书记载，占领埃及后的“奥斯曼人与其他人一样，不想杀掉转口贸易这只下金蛋的母鸡，而是想更多的分享南亚贸易”。
这使得他们将目光聚焦在了打通旧商路上，致力于借犹太人之手实现对西欧国家的经济追赶。
简言之，就是16世纪前尚处于领土扩展阶段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具备“封死”陆上商路的实力，跟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没有多少商贸往来，毫无针对西欧国家的理由。
至于16世纪后的奥斯曼人，则不仅没有切断陆上商路，反而为往来的阿拉伯客商大开方便之门，为东方商品转运至西欧地区贡献了一份力量。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陆上扩张进程，还不足以证明其对地中海沿岸经济造成积极影响要远大于消极影响；那就再来看看这个庞大帝国的海上扩张之旅吧。
据《剑桥土耳其史》记载，“16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海军仍处于初级成长阶段，其势力还远未完全成型，征战遥远的西地中海仍然有些遥不可及。”
由此不难看出，即便是从未停止过向“罗马内海”——地中海的扩张步伐，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势力也仍然是有限的。实战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海战经验”始终局限在运用有限的战舰进行防卫和进攻上，还远无法达到借海军力量左右地中海沿岸贸易的程度。
正因如此，即便早在1453年就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至多也只能左右“旧商路”北段的一小部分而已。对于经地中海港口进行中转的南部商路，土耳其人依旧只能望洋兴叹，毕竟拜占庭帝国所拥有的海上商船队跟地中海舰队，还不是奥斯曼帝国这支“半吊子”海军能动摇的。
事实上，导致地中海沿岸贸易，即旧商路贸易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还是十字军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变局。
作为“旧商路”贸易活动中的最后一环，地中海沿岸港口承担起了将东方各国商品转运至西欧地区的“重任”；而负责转运中介工作的阿拉伯跟意大利商人，则是确保贸易顺利达成的“中坚力量”。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拜占庭帝国走向了不可挽回的衰落，而身为战争受益者之一的威尼斯共和国却在克里特岛、尤俾亚半岛跟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起了新的商业中心，改变了旧商路“最后一站”的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种以交换为主的新贸易体系，要求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若干部分继续保持分裂，以此刺激港口贸易繁荣，所以威尼斯人对“后来者”奥斯曼帝国是持敌视态度的。
而同样借拜占庭衰落之机，在地中海上大搞“海上劫掠”的那热亚人，也加剧了旧商路贸易的不稳定性，让地中海贸易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至此，经地中海港口转运亚洲商品的老路，已经不适用于同样渴求财富的一众西欧国家了。
为降低贸易风险加快财富积累速度，海上贸易中心开始由红海-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沿岸转移，而这推动了“新航路贸易”的兴起。
早在奥斯曼人入主欧洲大陆的半个世纪前，新航路贸易就已经拉开序幕了。
从1441年葡萄牙商船自非洲带回黑人奴隶，开启黑奴贸易模式。
到1519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将大西洋沿岸变成名副其实的全球商贸中心。
新航路贸易的辐射范围不仅覆盖了此前的“旧商路”，还将欧洲诸国的海外殖民地扩展到了全球。
从新航路贸易的发展进程来说，频繁往来与亚、非、美、欧各大洲的西葡商船，将原本活跃于地中海沿岸的商船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让小宗商贸往来上升到了洲际大额贸易的高度。
在此期间，大西洋沿岸国家快速完成了原始财富的疯狂积累，各国海军力量也随着海上贸易活动的开展而变得愈发强大，最终奠定了它们的海上霸主地位。
就发展历程而言，奥斯曼帝国的“步步紧逼”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中海经济圈”的紧张氛围，但对一众早就迈进了大航海时代的西欧国家来说，却是没有多大影响的。因为这些国家不仅在半个世纪的疯狂掠夺中实现了“财富自由”，也拥有了与奥斯曼帝国“叫板”的海军力量。
结果：新航路开辟的“受害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在奥斯曼帝国尚未“抵达”地中海前，就已经将世界贸易重心转移至大西洋沿岸的一众西欧国家，凭借着新航路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给这位新来客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经济方面，丧失了欧亚商贸主导权的地中海商人，面临着“采购难”与“销售难”的双重困境。
比起耗时更长、运输量更小的“旧商路”贸易，新航路贸易模式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商品交易量较此前有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因此，西欧商船所过之处，往往会出现热销商品被抢购一空的情况。
早在1504年的亚历山大跟贝鲁特港，威尼斯商船就已经面临着无货可买的困境了；而到了荷兰商船称霸印度洋的十六世纪末，东印度公司更是已经垄断了整个印度的香料生意。
这种情况下，无法通过“旧商路”大量采购东方商品的奥斯曼帝国，彻底失去了原先的贸易优势。而一众阿拉伯商人即便是能采购到少量东方货物，也难以和处于垄断统治的西欧商业集团叫板。
军事方面，失去了印度洋霸主地位的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与葡萄牙人和谈。
征服埃及后，为扭转旧商路持续衰落的局面，奥斯曼帝国先后在印度洋、红海、波斯湾等地，发起了对海上霸主葡萄牙的军事进攻，希望以此夺回主动权，重塑旧商路繁荣。
然而，装配有重型火炮的葡萄牙舰船，却并非奥斯曼帝国海军能够轻松应对的。
虽然帝国海军在陆上火炮的支援下，成功击退了葡萄牙舰队在红海地区的进攻，甚至还在亚丁湾和波斯湾沿岸重建了据点。
但在广阔的印度洋海域，机动性更强的葡萄牙舰队却立于了不败之地，任由奥斯曼人如何进攻，都不能将葡萄牙人彻底赶出这片土地。
长达四十年的“印度洋争夺战”过后，败多胜少的奥斯曼军队，不得不做出与葡萄牙人和谈的决定。
至此，奥斯曼帝国虽然勉强保证了波斯湾商路的畅通，但葡萄牙人在新旧商路上的垄断地位，却也让奥斯曼人不得不接受较以看对方脸色行事的结局。
之所以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新航路开辟后的首批“受害者”，是因为旧商路的加速衰落是由一众西欧国家刻意封锁导致的。
对一个陆上国家来说，奥斯曼土耳其不仅因为维护地中海商贸稳定而被恶意扣上了阻碍新航路发展的“帽子”，还要因此承受巨额经济损失，的确是深受打击。
结语
纵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与新航路开辟，不难发现，这两件大事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它们共同见证了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沿岸的全过程，分别扮演了既得利益者跟“受害者”的角色。
二者虽不是互为因果，但也的确在发展进程中给对方添了不少麻烦。
参考文献
《葡萄牙历史》
《国际关系史》
《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