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菜场
井冈山。作为革命圣地，这是一座庄严、肃穆的城市。即使已经成为了旅游景区，井冈山依然锋利而坚硬。在这座神圣之地，我希望能找到一个相对轻松的入口。
于是，第一站，我选择了菜市场。我始终认为，胃是人体最诚实的器官，因此，菜场，也往往最能显露一个地方的性格。
广义的井冈山，属于罗霄山脉中段，是赣西与湘东的分界线，山林面积达到213.5平方公里，极为广袤。作为景区的京杭山，主峰北麓，一个名叫茨坪的山间凹地，现在的建制是一个镇。
2005年之前，茨坪一直是井冈山市政府所在地，交通便捷。
绕过一个个著名的景点，在一条名为“新市场路”的街上，我找到了一处建在坡地高处的蔬菜副食品市场。
竹笋，竹荪，木耳，香菇，花生，核桃，鱼干，虾皮，紫菜，腊肉，腊肠，腊鸭。鞋底一般的笋干。除了山货和河鲜，井冈山的菜场与别处最大的区别是，每一家干货店，都摆在最显眼地方、大袋大袋的辣椒，敞开袋口，任凭你试吃。
红辣椒，青辣椒，黄辣椒，大辣椒，小辣椒，灯笼椒，辣椒粉，辣椒面，辣椒酱。因为这些暖色调的商品，整个菜场似乎也显得有些喜气洋洋。
“粉巴泥鳅、笋仔酸菜、清蒸石拐、鳝片腊肉、米粉鹅、酿豆腐、烹蛋、油炸肉丸（斋）、鱼肚（斋）、野鸡石耳汤。果碟：酱姜、南瓜籽、柚子皮、酸酒葱头、油炸米果、油炸薯片、油炸豆饼。”
这是一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井冈山乡间一桌婚宴的菜谱，我抄录自茅坪村一座名为“象山”的清代庵堂。1928年初夏，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这座尼庵的侧殿宴客，宣布结为革命伴侣。
他们的口味应该很接近。湖南与江西人嗜辣，早已成为了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不吃辣椒不革命。”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更是令井冈山上的辣椒，辣得根正苗红，辣得意气风发。而假如将这句话置于上世纪那场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的血腥搏杀背景下，这种辣愈发显得意味深长：
2、辣与不辣
浙江奉化的蒋氏，朱毛与井冈山的最大对手，饮食极其清淡，不吸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叶茶，对所有种类的辣椒，更是敬而远之。
不过，我随即想到，相比湖南，浙江其实更有理由吃辣。因为，浙江沿海，很可能是整个中国第一批接触到辣椒的地方。
辣椒是人工种植的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考古学家估计，至迟在公元前5000年，玛雅人就已经开始吃辣椒了。但这种肉质肥厚的茄科植物，原产地只限于中拉丁美洲的热带地区，即今天的墨西哥、秘鲁一带。公元1492年，哥伦布，这位开辟了海外殖民大时代的冒险家，将它带回了欧洲。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数十年之后，辣椒传入了中国。
关于辣椒进入中国的途径，至今未有定论。最为人所认可的，是海路传播说，即当时的葡萄牙与荷兰殖民者将辣椒传入日本和台湾，再经日本和台湾传入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
然而，这一带的饮食中，至今还是对辣无可无不可。
在井冈山上，我忽然意识到，东南沿海对于辣味无意识的排斥，似乎能从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侧面，注解一段沉重的历史。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来井冈山，吃当年红军艰苦斗争时期的红米饭南瓜汤，已经成为一大时尚。我也吃了，味道却还不错，尤其是红米饭，香滑软糯，有种淡淡的甘甜。
但这只是不计成本粗粮细作的效果。真相往往并不美好。真正的红米，其实只是当地一种颜色偏红的土稻种。稻皮坚韧，仅凭人力舂杵，脱壳出来的米粒甚是粗糙，食用时很难咽吞，所以被富人视为劣粮。
但世世代代，在井冈山区的贫苦农民眼里，能吃到这样的红米，已经是上天极大的恩赐了。
毕竟，有很多种咀嚼，只是为了能够活下去。与辣椒同时传入中国的，还有玉米、红薯、土豆。有一种说法，井冈山的革命粮，南瓜，也在其中。
以今日的视角，这份清单意义非凡。某种程度可以说，这批漂洋过海而来的美洲植物，曾经悄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3、辣的传播
距离哥伦布的回航已经将近两百年，但辣椒，还是在中国人的餐桌边缘游走。太平洋西岸，这块四季分明的大陆，与一种热带植物，仍然在互相观望。
混杂于锦簇花团，辣椒，正如隐匿于美女群中的一名刺客。一种斩将夺关的霸道力量，在袅袅婷婷的表象下被小心掩藏。
这种色彩艳丽的美洲植物，最早是以“番椒”“海椒”的名义被中国古籍收录的，什么时候叫成“辣椒”，已经无法考证了。虽然只是一字之改，但第一个以“辣”代替“番”的，绝对需要一些联想力。
辣椒出现之前，在汉语词汇的语境中，“辣”，更多用来比拟人。比如老辣，泼辣，狠辣，心狠手辣，老而弥辣，形容一种猛烈、刚劲，甚至不无极端的处事态度或者行为方式。
当然，“辣”最初的本意，也被用来形容姜、蒜、葱、芥末等刺激性食物带给舌头的一种热与痛混合的感觉。但通常情况下，这个义项，在正式场合更多被“辛”字所承载。传统饮食以及中医概念中的“五味”，便都是“辛甘酸苦咸”，而不提“辣”字。甚至传入日本时，日本人也把辣椒称为“唐辛子”。
“江南曰辣，中国曰辛。”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将来自于味蕾的同一种生理反应，剖分为高贵与乡野、文雅与粗俗两个层次。
这种分别，就类似于胡椒与辣椒。
“辣”的区分，或许还因为，虽然都是辣味食材，但无论胡椒，还是花椒茱萸，味觉刺激性，都及不上后来的辣椒。两相比较，胡椒无疑更符合中国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节制含蓄的审美观。
作为食材，辣椒与生俱来就带了粗鲁野蛮的原罪。
“吃饭的问题最大。”（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
通常认为，最早开始吃辣椒的，是贵州人。直接原因是贵州地区严重缺盐，而辣椒的刺激性，可以起到与咸味类似的佐餐效果。同时，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除了代替盐激发胃口，这种既容易种植，又便于存放的神奇果实，竟然还有助于人们抵御当地闷热潮湿的气候。
这个上天赐给穷人的礼物，很快流布四方，贵州之后，继而湖南、云南、江西、四川、陕西……辣椒的种植与食用迅速推广开来。
我注意到，从衢州，到金华，到绍兴，再到杭州、海宁，这个口味由焦灼到清爽的过程，刚好顺着钱塘江的流淌方向。也就是说，越是上游，越是嗜辣。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浙江另外一条大江上。瓯江下游的温州，与上游的丽水龙泉、松阳，口味之别就相当与海宁与衢州。
而在农耕时代，大多数江河，平坦的下游，通常都会比高海拔的上游富庶，文明程度也通常都会比上游更高。尤其是在入海口，更是因为接受外来文化，气质上与相对闭塞的上游山地，形成鲜明对比。
同样因为美洲植物的输入而人口几何倍数增长，亚欧大陆东西两爿，一爿延续惯性，将生存压力层层下放到农村与农民，另一爿却尝试着将压力转移到机器与海外——在因为那场革命而被奉为圣地的井冈山上，我忽然想到，玉米、红薯、土豆、辣椒，当年哥伦布带出美洲的这份植物清单，其实早已为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写好了剧本。
而辣椒，就是这出延续一百多年的悲壮大戏中，一个潜伏得最久的伏笔。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我去了其中最著名的黄洋界。
黄洋界距离茨坪十七公里，海拔1343米，扼居山口，据险临下，当地也称之为摩天岭。1928年8月30日，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保卫了井冈山。毛泽东为此写下了一阙《西江月》，以志庆贺。
将近一个世纪后，当年的哨口工事和上山小路仍依稀可见，红军营房也保存完好。哨口高敞处，建有一座纪念碑，碑文由朱德书写，背面则镌着毛泽东的词。
黄洋界终究还是在次年湘赣两省的联合会剿中失守。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前委作出了向赣南进军的决定。
红军主力撤离后，根据地只留下少量善后人员。反动武装肖家璧靖卫团乘虚配合国民党军队攻占井冈山，对红色政权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茨坪等毛泽东和红军住过的地方被列为“重点血洗区”，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00多名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虐杀，5000多栋房屋被烧成焦炭。
“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瘀血，只能用热血去洗刷；旧伤，必须加新伤才能痊愈。为了四万万人的新生，井冈山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井冈山，随处可以看到游人身穿灰色土布的红军军服，戴八角军帽，打齐膝绑腿。他们应该是想以这种方式，来缅怀当年的悲壮。
景区出口，有当地人摆地摊，卖一些土特产。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杜鹃花。经过蜜制后，这种原本艳红的花瓣变得赭褐色，口感甜中微苦，有种独特的清香。
一个激情而壮烈的伟大时代，事实上已被悄然敛藏。
这或许便是对先烈最大的告慰。但饮水终须思源，回顾着当年的星火燎原，我似乎又找到一种理由，来解释最初的火种为何会点燃在这片赣西南山地了。
还是以辣椒作喻吧：东三省沦陷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江西，难道不是最东边、最靠近海洋的吃辣大省吗？
辣与不辣之间，这里便是最前线。
而长征，难道不可以理解为用星星之火将沿途吃辣地区的血性依次点亮，以一个两万五千里的巨大火圈，完成一次红对白的迂回包抄吗？
井冈山，以大小五井，即群山环抱中形如井口的五个村庄而得名——来自大地深处的井，难道不可以理解为蓄势待发的火山口？
还有井冈山的主峰五指峰，更是容易令人联想到被镇压的美猴王。
井冈山上，我反复咀嚼着一种热与痛混合的烈性。
但井冈山并不只有红色。
当思维跳出那场革命——就像将带有明显政治隐喻的杜鹃山，还原为因形得名、文质彬彬的笔架山——有关于这座山的另一个问题又开始纠缠着我。
井冈山所在的吉安，有一座著名的净居寺，为六祖慧能门下两大法嗣之一的青原行思的弘法道场，是中国南方一座重要的佛教道场。而我知道，佛门最初的荤戒，戒的并不是肉，而是蒜、葱、兴渠、韭、薤这五种有辛辣味的蔬菜，故而又称为五辛。佛家认为，这些蔬菜的刺激性，吃了会增加人的欲望与瞋恚，容易偏离清净，堕入魔障。
对于一个创建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宗教，只有四百年亚洲史的辣椒当然未被禁止。但我还是很想知道，假如释迦牟尼能够见到这种植物，究竟会是什么态度？
对于佛祖，这就是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