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春秋》流传以来，一个令历代学者头疼不已的问题就是，《春秋》为何始自隐公元年？由于孔子的神圣地位，人们自然认为孔子将《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并非老夫子心血来潮，而是意有所指。
于是，为了探明这个“意有所指”，两千年来，人们绞尽脑汁，苦苦思考。
历代以来，学者们提出了几种较有代表性说法，举例如下：
杜预的“王鲁”说。晋代的大学者杜预在为《春秋》做注释时认为：“隐公，让国之贤君也。”他大概的意思是，隐公在位时期已经是东周了，鲁隐公又是一个有让国之德的贤君，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如果鲁隐公也能够延续周公的伟业，东周也会有希望复兴。
不过，杜预的说法基本是在臆测，并且带有天命思想，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但是说服力并不很强。因为鲁隐公二年周平王就驾崩了，按照东周的起点，当时是鲁国第十三代国君鲁惠公在位。鲁惠公同样是周公后代，他也可以延续周公的伟业。况且， 杜预所说的鲁隐公有“让国之贤”，鲁隐公只有这个打算，最后却被大臣弑杀，所谓的让国并未和平实现，不足为后世所效仿。
礼制正名说。一些学者认为，孔子的思想是维护礼制，强调“正名”又十分敬仰周公。在孔子心中，鲁隐公是符合“礼”的标准的。
鲁隐公不是鲁惠公世子，是庶子。若按照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继承原则，隐公是不当立的。但是迫于时势压力，加之公子允（后来的鲁桓公）年少，隐公便以摄政的继位。因此，隐公继位之时，并没有行君主登位大礼。
鲁隐公摄政期间，他始终恪守礼法, 没有僭越和篡位的打算，一心一意培养公子允，以便将来公子允成人后再归还君位。
一些小人却动了歪心思，如鲁国大夫羽父便撺掇鲁隐公杀掉公子允，这样可以把鲁国君位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却被鲁隐公拒绝。羽父心中害怕，便到公子允面前反咬一口，说鲁隐公有除掉公子允的打算。担心失去君位的公子允听信了羽父的诬告，默认了羽父的弑君行动，最终鲁隐公被羽父指使人杀掉。
隐公的结局是十分凄凉的，他诚心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诚心维护礼法。孔子特别将隐公放在《春秋》第一公的位置来写，就是因为隐公维护了立嫡不立庶这个宗法等级制中最核心的原则。这也正是鲁隐公效仿孔子最为敬重的周公的地方。不同的是，周公是成功的典范，隐公却成了悲剧代表。
历史极限说。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隐公之前的鲁国历史已经是一笔糊涂账，当时的鲁国人把历史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阶段，孔子时代的历史是所见，稍早一点鲁国史是所闻，再早点的历史是所传闻，当时鲁国人能追溯的信史，就能追溯到鲁隐公时代。再往前，早期历史文献已经不足。孔子认为不可信，便将《春秋》始于隐公。
修订档案说。这种说法与历史极限说相似又相反，有些学者认为，鲁国国史基本保存完好，比如晋国韩宣子来鲁国访问，韩宣子参观了鲁国国史馆，称赞鲁国不愧是礼仪之邦，这说明了鲁国国史官方档案一直较好的保存着。但鲁史有一部分流传到了民间，作为民间学习历史的读本，这部分却十分凌乱。孔子便将民间流传的读本进行了修订，由于鲁惠公之前的档案在国史馆里保存得好好的，不用孔子操心惦记，于是孔子修订的《春秋》便以鲁隐公时代为起点。这种说法，跟民间流传着多种《红楼梦》手抄本，各种版本错讹不少，最后需要由红学家修订类似。
天之大数说。有学者认为，十二是一个神圣的数字，是天数，反映了天命。诸侯向周王室进贡，礼物上限就是十二件，司马迁撰《史记》，虽记载了十三家诸侯的大事，但却写明是《十二诸侯年表》，反映了他不敢超出十二这个天数之限。孔子时代，从鲁国君主鲁哀公向前倒退十二代，正好是鲁隐公。于是，《春秋》便以隐公元年为开篇。这种说法，非常符合先秦谶纬流行的社会氛围，倒也说得过去。
这些说法都有一批拥护者，也有一批反对者，于是乎，《春秋》始隐问题始终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答案。
《春秋》为何始于隐公元年，或许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