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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深藏的历史，在近百年的岁月后，依然少为人知；它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条秘密的战线，谍影重重、杀机四伏；在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背后，是忠诚、智慧、奉献和勇敢。它就是战争年代，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一个另类的独立成体系的组织，中共红色交通线，从1927年开始，至今默默无闻，但其如同血管一般的通路，曾经在多少危难时刻挽救了中共领导，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修复照片，延安的八路军战士
1940年，正是在中国境内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共的作战和生活环境受到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压迫最厉害的时期。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返回延安，根据共产国际及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国内外交通联络工作，再度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辖管的全国秘密交通统一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交通局”，对外保密公开名称为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农委”）
，先后由周恩来、任弼时等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成员垂直领导。为什么说“再度”，因为早在1927年，著名的“红色匕首”中央特科还未成立之前，中央交通局业已成立，首任局长便是中共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吴德峰是第二任负责人，也是战争年代执掌中共红色交通最长时间的隐蔽战线领导。在十年内战和抗战初期的岁月里，中共红色交通线在最残酷的环境中，出生入死，各个交通员奔波在崇山峻岭、冰天雪地之间，出色地完成了交付各类机密文件、情报，转运各类物资，运送各级领导和重要人士的隐秘任务，机构和组织也随着环境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中共情报系统元老，中共红色交通线的创建人之一吴德峰彼时完成了在西安秘密情报工作回延安后，当即受命开始再度组建成立“中央交通局”并任局长，将中组部的“二科”即“交通科”归并过来，全面主持负责我党国内外秘密交通工作。
吴德峰
最初，“中央农委”（中央交通局）机关驻扎在延安枣园旁边侯家沟后沟，后搬至杨家岭后沟。
杨家岭旧貌
局机关设：国内交通处，处长处长王琳，曾任中组部二科科长，建国后先后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国家能源委副主任等职；
国际(外)交通处，处长李唐彬，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建国后任重庆市委监察委员会书记；
三处，即农委电台，也是当时中共等级最高功率最大的电台，是中央对外埠、对苏联、第三国际及对外区域联络专用电台，电台设在山顶上。台长段玉明（即段子俊），建国后曾任三机部部长等职；
局办公室，帅孟奇（又名帅光）任政治秘书兼总支书记，这是位传奇女性，
左眼灌瞎右腿压断，13岁女儿被毒死，丈夫以为她牺牲另娶。
一生刚正，屡遭劫难建，却从来“青松挺且直”。建国后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帅孟奇老前辈
秘书处，处长王吉仁，建国后历任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办公厅副主任，吉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在建国后的1952年，著名的东北反特斗争中，其在长
白山
担任前线总指挥，活捉了
唐纳
、费克图两名
美国
高级特工。
王吉仁
副秘书长李慕英（又名李慧），建国后，先后任中南区人民监察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监察部一司司长等职，是中央监察部党组成员；
组织审干有戚元德等人。戚元德，吴德峰夫人。建国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兼女工部长、外勤特派员先后有李春田、宋志远、王凯、林凯、林亭等人。
其中，李春田，曾外派任大青山骑兵支队交通站主任，原名张家斌。建国后，先后任湖北省工商厅副厅长，中南地方工业局副局长，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第一工业部供销总局副局长、局长等职，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宋志远即中共东北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傅文忱，曾外派任满洲里密山交通站站长等职，1946年6月后历任密山县县长、东安市市长、东北林务总局副处长、东北森工总局处长等职。
傅文忱老前辈
林亭，原名吴殿顺、曾用名郑连声、李得山、俄国名瓦西里，蒙古名巴特尔，曾外派担任大青山至乌兰巴特国际交通组组长，六次亲赴乌兰巴特执行任务，1947年后历任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公安局局长、额尔古纳市组织部长，1949年调中央先后在中央秘书处交通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邮总局、总参谋部通讯部等部门任职负责工作。
此外，还有警卫队，负责机关安全、保卫，在去后沟路边秘密设立如以“饭铺”为掩护的警戒眼线和岗哨，在去机关和山顶电台再分设两个卡子，进出都要出示和检查特别通行证。在后勤总务等部门，建立了一个运输队，用骆驼、骡子、车辆等交通工具来往晋绥、南泥湾、三边、蒋管区运盐、医药、通讯、军工等设备器材、化工等军工科研、生产原材料等紧缺物资，并把边区自产紧俏特殊商品运到外地销售，换取边区急需的资金和物质。
彩色修复的抗战延安照片
在吴德峰办公室专设直通当时最高领导人，也是农委的直接领导，中央书记处任弼时的专线保密电话，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当时在全延安唯有交通局电台的电机功率最大，能与苏联、第三共产国际等国际电台联络，中央严格规定对国际发送举足轻重的情报信息，必须经政治局、书记处批准备案后，由“中央交通局”电台发送，中共情报系统取得的二战中最著名的国际情报之一即“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就是由中央交通局电台发给苏联统帅斯大林的。
任弼时
“中央农委”（中央交通局）成立后，因势利导，在原有各个秘密交通线的基础上，取精减粗，实施整顿充实、完善调配，重点抓了国内外交通的布局、并加强了条线管理，尤其是对薄弱环节地区交通网点的扩充和新建。
当时，作为彼时大后方（中国西南地区）和延安之间的交通便是重中之重，而中共南方交通线则有着深厚的历史，也是中共红色交通线的鼻祖，其形成于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末期）。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迁往重庆，云贵川做为大后方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战略地位。由此，南方秘密交通成为联络华东、华南、中南、华北、西南、西北和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枢纽，时周恩来主持领导“南方局”工作，作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创建者，长期统帅，他更是对南方局秘密交通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彼时“南方局秘密交通”便是在周恩来亲自过问指示下，于1939年至1940年在重庆成立的，由“南方局”组织部主管，廖似光具体负责领导。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是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更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就从事秘密交通的老前辈。
廖似光老前辈
1940年，“中央农委”（中央交通局）再次成立后，“南方局秘密交通”按组织原则、机构具体业务分工，依照周恩来和任弼时指示，隶属“中央交通局”系统归口管理。贵州是至关重要的抗战大后方，贵阳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的南大门，有川黔、湘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与邻省相通，是我党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也是内地通往境外（滇缅公路、滇越公路）的咽喉要地，大量的国际援华物资和人员都要经过贵阳行进转运。周恩来亲自过问借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可在国统区一些主要城市设立了公开的办事机构之机，指命时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的袁超俊任主任专门负责“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袁超俊建国后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等职），以合法公开身份完成宣传我党抗日统一战线主张，推动各界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我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军队，调动各方民众捐集物资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联络四方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安全输送接待中共人员及爱国进步、民主人士，掩护地方组织和营救被捕的中共人员和进步人士等任务。
袁超俊老前辈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英美等国宣战，原先作为英殖民地的香港很快在日军的炮火下沦陷。周恩来迅即做出安排，交给了袁超俊一张200人的大名单，名单上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精英。进入香港的日军正在疯狂搜捕这些亟待营救的羁留香港的中国精英们。“中央农委”下属的“南方交通”承担起了这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便是中国抗战史上称为“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省港大营救”。
最后，根据周恩来的亲自部署，资金筹措的安排，由袁超俊从党办企业调集资金和调来一笔外国友人的捐赠款，加上“香港八办”主任廖承志，从第一笔到达的十万元中抽出三万周转开办商行经营的盈利共计约百数拾万元，使营救活动的经费得到保障，成功地将港九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包括：被日军关押的英军军官、国民党驻港代表及我方滞留香港人员等）共800多人由香港安全营救到大陆抗日后方。
1943年6月，袁超俊等随周恩来返回延安，“南方秘密交通”由刘少文（化名张明）领导，赵平（邹平）具体负责。
开国中将刘少文
1945年，袁超俊从延安返回重庆，周恩来指示刘少文将秘密交通交还给袁超俊领导。
“南方秘密交通”领导管理着重庆经贵阳、桂林至香港、上海、西康等几条交通线，途经江西、湖北(武汉)、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省以及从香港到国外的越南海防、河内等地。
1939至1940年，香港及广东省委至南方局的秘密交通新老线有四条，此间香港、广东的交通一般只到桂林中转，很少直接至重庆、延安等地。
a-从香港经湛江、遂溪、廉江、陆川、玉林、贵县、宾阳、柳州到桂林，返程是由漓江至梧州转广东、香港；
b-从香港经汕头、潮安、大浦、三河坝、松口、梅县、兴宁、老隆、连平、忠信、马坝、韶关、云广、衡阳至桂林；
c-从九龙经灵沙鱼涌、淡水、惠州(惠阳)、老隆、韶关、衡阳至桂林；
d-1939年在原有香港至越南老交通线上又开辟了从香港至越南海防、河内、同登，经镇南关(现睦南关)、凭祥、宁明、上思、南宁、宾阳、柳州至桂林；亦可由海防经镇南关、凭祥、九州、南宁、柳州至桂林。当时“海防交通站”负责人是“香港总站”派出的罗理实，“桂林八办”负责人是李克农，负责八办交通站的有夏之栩、陆铨等同志。
第一批被营救脱险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
曾经流血打下的基础，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回馈，当时搞“机要交通”的骨干人员，大多是上海交通局时代延续留下的老人。熊明心抗战初期由延安派到香港交通站负责工作，担任香港和广东的交通员是李沛群、曾昌明等久经考验富有丰富经验的老交通，李沛群还担负护送过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化名胡光）从桂林去龙州与越南党负责人接头等重大任务。
李沛群老前辈
1940年冬，肖桂昌夫妇奉命从延安到“香港交通站”担任负责。熊志华调“上海交通站”。
1941年香港沦陷前，刘少文、张唯一（著名的“老太爷”)和肖桂昌在香港分别负责交通、情报、电台机要等。香港沦陷后的1942年，刘少文夫妇、肖桂昌夫妇先后撤回重庆。
“上海交通站”抗战时期负责人是龚饮冰。
风云突变，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桂林八办”随即撤销，“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亦也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南委与香港、广东的交通线再度转入地下完全秘密，途经广西、贵州到重庆。
1941年，为加强“上海交通站”工作，“中央农委”（中央交通局）先后指名曾昌明夫妇、李沛群、李惠兰(李沛群的大妹)等经验丰富老交通调入“上海交通站”工作，李沛群分工负责与电台负责人杨永贵联系。
曾昌明老前辈
1941年1月，为确保晋东北区与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军分区境内建成经晋绥边区到延安的数条交通线。
1942年1月12日，根据全国抗日形势与对敌斗争的变化，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出了《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指示》，要求各根据地遵照中央指示迅速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并明确提出了建立两条从延安到各根据地的主要秘密交通干线：一条是从晋西北的文水、交城到晋东南、冀鲁豫转山东、苏北到华中；另一条是从原平线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农委”（中央交通局）在地方组织和军队支持下，各根据地在敌占区建立了大批的秘密交通站，更是在各个隐蔽战线的支持配合下，将不少日伪的“维持会”变成了掩护我们的两面政权，成为我们地下“秘密交通”的可靠掩护的据点。
“晋绥边区”开辟了北线、中线、南线三条从晋西北根据地到“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以及连接“华中”、“华东”等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其中忻县地区贯穿几条秘密交通线，被后人誉称为“红色交通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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