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1902年由费城CHGraves出版的，反映满族上层社会女性生活的照片。照片中的人物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在衣着、发式和随身饰品等方面也有着很大差别。通过外国摄影师的镜头不难发现，当时已经在北京城养尊处优生活了二百多年的八旗贵胄是如何讲排场的。
喝茶聊天玩牌的女主
第一张照片是四位满族女子正在玩纸牌，后面站着一位中年女仆人。
不过四位女子手中玩的这种纸牌并非现代扑克牌，而是一种名叫叶子戏的传统纸牌。
照片中的四位女子有老有少，颇为富态，妆容精致，都画着点绛唇，头戴大拉翅，上缀大花朵，双耳戴耳坠，身穿华丽的坎肩和女袍。其中，年轻的两个女子还戴着精美的护甲套。
据记载，满族妇女的衣服装饰特别多，在领口、袖口、衣襟等处都会镶缝各种花边和牙子。图中从主人到仆人，从年长女性到年轻女性，服饰各有不同。
再就是两把头发式，这是满族女子最具代表性的发式。不过，因为梳绾很是麻烦，在嘉庆、道光年以后开始流行使用假发，就是直接在头上戴一个假的发冠，而且这类两把头做得越来越大，宛如戏台打扮一般。
此外，对于满族未成年女子来说，她们在未嫁之前的发式是跟男孩子基本一样的，也是剃除四周的头发，留下脑后发。再编成小辫子，到成年待嫁之时才开始蓄发。
除了衣服、发式以外，在发饰、耳饰、首饰等方面，也很有讲究，上层女性会用金、银、珠翠、玛瑙等名贵材料制作成的饰物进行打扮，就如同照片中的满族贵妇满头装饰、珠光宝气的样子。
四人坐在檐下台阶旁，铺着毯子，围着小木桌盘坐四周，正在专注地玩着叶子戏。仔细看，每个人面前还摆放着精致的茶碗。
在她们的身后，站着一位同样梳着旗头，手持茶壶的仆人，相比较高贵的女主们，这位仆人的打扮就相对简朴了许多。
背对镜头的奴婢
在摄影师拍摄的第二张照片中，不知道为何这样布置场景。四位女主人中，年长的两位女性坐在藤椅上，年轻的两位女主直接借着七层台阶坐在棉褥上。而奴婢们没有直接而对镜头，窗户旁的两个年长些的女仆人干脆背对镜头，中间还有一个年幼的仆人是侧身而立。
这张正面合影中，左侧藤椅上年长的女主估计是地位最高者，可以看到，她上身外罩一件立领对襟镶边的坎肩，胸前还挂着一块方形玉佩。右边坐在藤椅上的女主人看妆容年龄也不小了，其衣着是斜襟镶边宽袖女袍，身份不详。
前面台阶棉褥上坐着的两位年轻女子，推测应该是家中的闺阁小姐或者是儿媳妇。注意看，左侧的年轻女子胸前也佩戴着一块玉佩。
眉头紧锁，裹着小脚的奴婢
摄影师拍摄的第三张照片是年轻女主人和小奴婢的合照。女主人头戴缀着花朵的大拉翅，一抹点绛唇，双耳戴着精美的耳坠。身穿对襟、圆立领、镶边的坎肩，手持折扇，脚蹬花盆底鞋。身边的汉族女奴婢，年龄不大，低着头，眉头紧锁，身穿对襟无袖马褂，戴着护甲套，替主人拿着旱烟袋，脚蹬一双弓鞋。两个人的一坐一立，两种表情、穿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
虚浮典雅的贵族文化
曾几何时，清朝也有过耀武扬威的时代。清兵入关前，八旗尚处于渔猎向农耕过渡的阶段。入关以后，清廷对旗人进行恩养政策，分布各地的旗人不用劳作就可以衣食无忧。
后来，旗人子弟越来越多，富裕的人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闲，依靠祖辈的功绩，旗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个个成了纨绔子弟，闲来无事多喝茶闲聊玩票，至康乾年间就已成风。虽然，清代有皇帝下诏劝谕旗人要节俭不可奢侈。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种挥霍成性，讲排场、好面子的行为已经是积习难返。
特别是像北京城这样的消费型城市，旗人已经城市化了，一方面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因日渐远离原有祖辈骑射渔猎的生活方式，早已丧失自我求生技能，即便清廷没有禁止旗人经商，他们也不会经商，这一点在武隆阿的《筹议八旗生计疏》奏折中曾有描述：“旗人旧例，并无农工商贾之禁……更由于聚族而官，非服官即当兵，食俸食饷，享于尊贵，始则避之不屑为，年复一年，性成习惯。”
也就是说，当时的旗人们不是当官就是当兵，衣食无忧，不屑于经商务农。众多的旗人整天整月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尽情地玩耍，饮酒、抽烟、喝茶、遛鸟、逛庙、看戏、打牌、聚赌……也由此练就了一批不乏吃喝玩乐的行家。
到了近代，整个群体早已雄风不再，建功立业的雄心被美酒佳肴、浅吟低唱所取代。
世风日下，从曾经擅长骑射精神变成虚浮典雅的贵族文化，此时的是大清国已是残灯末路，自取灭亡了。
（本文原创：史说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