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老师们又在大巴车上跟我讲起了历史。”
三年前，一位通县的女导游约我去峨眉山游览，安插在她带的教师团之中，从杜甫草堂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出发，到乐山境内的《峨眉山月歌》结束，我收获的不只是一场雪月风花的美景。
在那一段旅途中，我见证了一位思政课教师的觉醒，也见证了数位语文老师的文字底蕴。
老师们不会在春天死去，但老师们会在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拉着你一起背诵朱自清先生的《春》节选。
在峨眉山踟蹰而行的缆车之上，一位评了高教的物理组长甚至还通过引力与我和他的体重计算出了这架缆车的电机参数，他说，这是R=f1x派 （一个公式，我记不住了，这是我随便编的） 。
我在智力上的浅薄，让我在这种知识的海洋中永远显得像一只河蚌般木讷。
在闭塞的缝隙里被动地吸吮着老师们的乳汁又悉数的排遗在金龙大巴的卫生隔间之中。
我的女导游朋友在上车前其实就告诉过我，这将是一场对于经验主义的审判，被告就是我们业已成熟的生活社会观。
我对老师的恐惧是从七岁时就养成的，那年期末，我用贾平凹先生的文笔撰写了一篇讲述幼儿园时代的作文，王建逼着我在讲台上朗读，全班四十几个刚启蒙的童男童女听得耳根发烫，蛙声一片，在羞涩中，在腼腆里，我幼时的青春就被迫接受了一场经验以外的评断。
现在和老师们同处一个团内的感受也大抵如此。
这个世界上永远都只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听话的，另一种就是不听话的。
这种区分在各种情况下都会有他的代表，有的时候是职工和拒绝加班的人，有的时候是听话的学子和初中就学会打架抽烟的混子，这些人的行为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内在其实都暗藏了一些对于既定现实的反叛。
老师，在导游眼中就是这样的一群始终在偏离既定路线的野角色。
按理来说，提倡教书育人，厚德载物的教师团队应该是在规则之下最容易遵守的人。
但现实告诉我们，老师也许遵守了这个社会的大部分条例与规则，但唯独对旅游业的章程充满着揣测。
旅途中的老师是理性的，他们明白工具与责任的区别，旅行团是工具，导游是工具，自己和同事一起付出的三百四十元往返七日含酒店的门票也是工具。
工具不能反噬他的使用者，工具也应该最先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于是导游就成了这个理性人群中最先被理性所关照的角色。
导游很难，尤其是面对一车师长时的导游更加说不出无奈。
在白天，语文老师会重塑你的中国话，历史老师会在每一个景点时对你的话语进行夺权。
在夜里，生物老师会给你讲蟋蟀，地理老师会和你谈明天的气温与今晚的气象之间的联系，体育老师喜欢夜跑，不明所以的人路过，还会以为你才是被带出来玩的那个。
所以经常就搞得一些在晚间预定的销售项目根本无法开展。弄得整个行程在导游的眼中又平添一份黯淡。
老师们不喜欢逛购物店，但老师们却很喜欢纠正你的普通话发音以及语法上的比喻，乃至于是你早已滚瓜烂熟的景点故事，这些站在知识一线的人也会于情于理的给予否定。
“你不能说乾隆真的吃过这道菜，因为乾隆两百年前就已经死了。”
“根据2007年的一份地质文献，你说这里在三千年前是片海洋的说法我保持怀疑。”
没有人愿意在成年之后还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有待说教的位置。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导游喜欢让自己的团里全都被教师充斥，他们平日中面对其他团的阅历与话术，在这些知识的权威面前只会变成刺向自己自尊的利剑。
没有导游喜欢老师，但老师却很喜欢导游。
根据我们国家的旅行社行业数据显示，在教育体系中工作的人占了全国旅行团报名人群接近百分之二十的指标。仅次于夕阳红老年团和亲子游家庭团。
知识分子一边哺育着旅游团，一边重整着这个行当基本的营收逻辑。
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导游却不接教师团是一件难事。
导游的业务属性和市场趋势注定了他们有时仍然需要老师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在旅游业打拼过的老导都明白，与其花上几千块去上提高班，不如去接一个教师团，最低高中级别起；用烈火炼真金，让能力在实践中成长；当自己能顺利的让一支教师团心甘情愿的为自己所有的增值业务买单时，自己这份职业也算摸到了门路。
后来王建老师据说也去当了一个导游，做自己曾经同僚的生意。
从山东做到湖南，从云贵做到四川，一次次的在人文景点和各地的语文老师较量文笔，也一次次的在午夜与音乐老师放声高歌，用真知换真实，他的带团心得相传已经被这个行业奉成了带教师团的一本圣经。
我那个女导游朋友说她也是他栽培后的一个徒弟。
而她希望他能回归，再做一次导游，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份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