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本文写作于2018年1月，首发于《作品》文学杂志。
盖茨比奋力寻找着希望，最后总是事与愿违，菲茨杰拉德的一生，宛若盖茨比的镜像，他越是奋力追寻那绿灯，绿灯就越离他远去。1940年12月21日，菲茨杰拉德因酗酒引起的心脏病突发死去，年仅44岁。他的葬礼和盖茨比的葬礼一样简陋。《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人曾嘲笑盖茨比：“这家伙真他妈可怜！”多年以后，菲茨杰拉德的友人兼诗人多罗茜·帕克（Dorothy Parker）失声痛哭，她用一种悲切的语调说道：“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菲茨杰拉德去世前债务缠身，他的作品在当时已经换不来多少收入，据传记作者安妮·福勒记载，他的妻子泽尔达和女儿斯科蒂只能从他的人寿保险中获得三万五千美元，以此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而这时候，一九四一年末，珀金斯为了纪念逝去的老友，刚刚出了一本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内的菲茨杰拉德小说选集，定名为《最后的大亨》，它被认为是“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复兴”的开始。但作家本人无缘见到这一切。
死前，菲茨杰拉德在遗嘱中要求“最便宜的葬礼”，他曾享受爵士时代的盛宴，葬礼却只有少数几人参加，包括：他的女儿、他的编辑兼好友珀金斯、诗人多罗茜·帕克。那一年，泽尔达正被关在精神病院，八年后，她将死于一场大火，遗体被埋在罗克韦尔市联合公墓，菲茨杰拉德的灵柩边，直到一九七五年，他们的灵柩才被移至菲茨杰拉德家族墓地，在那座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源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小舟逆流而上，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少年菲茨杰拉德
在灵魂的漫漫黑夜中,每一天都是凌晨三点钟。
——F·S·菲茨杰拉德
1.
盖茨比倒下了。
在好莱坞落寞的黄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回想起小说中的场景。十五年前，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让他振奋而沮丧。振奋的是，他终于写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小说。沮丧的是，没有多少人读这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从此以后，菲茨杰拉德活在“光荣已逝”的嘘声中，整整十五年了，美国人几乎忘了还有这样一位作家，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海明威、福克纳、沃尔夫、帕索斯、德莱塞，至于菲茨杰拉德？这个人已经是历史了。
他几乎是一个文学生命宣告死亡的作家，不会再有多少人关心他，市场不需要他，文学界也反映索然，一个赚不了钱又出不了经典的作家，活该被遗忘到时代的垃圾桶。尽管他才只有四十四岁。
“斯科特再也写不出好小说。”
“他被自己的虚荣和放纵给毁了。”
“还有那个疯女人！”
众人口中的疯女人是泽尔达·赛尔——菲茨杰拉德的妻子。如今，她被关在精神病院。她的病情于1925年初露痕迹，此后愈发严重。1931年，泽尔达的父亲去世，第二年，她精神崩溃。这不是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1934年，自杀未遂的她再度崩溃，被送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诊所。1935年5月，她搬到了一座名为谢泼德普拉特医院的阴森疗养院，“医生试图用胰岛素来削薄那些沥青，用电击疗法吓走它们，用引发脑惊厥的药物戊四氮将它从我脑袋里轰走。”从此，她再也不被视作一个正常人。
相比之下，菲茨杰拉德还可以躺在温馨的公寓里，但情况也不容乐观。因为肺病和随之而来的高烧，他只能长期卧病在床，外面的天空是什么模样，他很久没感受过。1940年，他染上严重的肺病，有一个多月体温高达华氏99.8度。
那一年的冬天，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已经分居而住，对于自己的妻子，他且爱且恨。在一些朋友看来，泽尔达是一位歇斯底里的黏人小姐，菲茨杰拉德身上的累赘。但泽尔达不以为然，她觉得这群男人不过是自以为是的猩猩变体，通过嘲笑红颜祸水来取悦自己的性别优越感。 即便是对菲茨杰拉德本人，泽尔达也没少抱怨。她受不了人们张口闭口就是“菲茨杰拉德的夫人”，她更受不了丈夫对自己作品的“剽窃”。她不止一次强调——女人的创作总被自己的父亲和丈夫压制、阻挠，而“菲茨杰拉德先生—— 我相信他是这么拼写自己名字的—— 似乎相信抄袭剽窃要从家里做起。”
这不是空口无凭，菲茨杰拉德的确在《漂亮冤家》《夜色温柔》中一字不改地搬运了泽尔达的信却注上自己的大名。当泽尔达发表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长篇《给我留下华尔兹》，他除了祝贺，还有愤怒，因为小说题材和《夜色温柔》有些相似。
菲茨杰拉德对妻子也有一肚子气，这个女人太不把钱当回事，她的字典里没有节省二字，菲茨杰拉德曾直言不讳：“泽尔达完全没有金钱意识，虽然她不是特别任性。”不仅如此，泽尔达对其他男人的把玩也让他恼怒，尤其是1925年的那一次出轨，时值作家先生修改《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次变故一度中止了他的修改计划。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躁郁症后，他的妻子再不是1919年那位迷人的泽尔达小姐。男人们总是喜欢妙龄少女，却对臃肿唠叨的主妇兴趣索然，左不过是虚伪的道德关怀。
二十年间，他们没少争吵，声音几乎要把屋顶盖掀翻，但第二天他们又能重归于好，有时候，刺激是他们维持感情的烈性手段。比起争吵，他们更受不了温水煮青蛙式的体面生活。菲茨杰拉德夫妇不是一对体面的恋人，但却是爵士时代独一无二的注解。
那些美好的宴席，已经留在过去！
终其一生，菲茨杰拉德夫妇最美好的岁月就在“爵士时代”，在美国文学史上，“爵士时代”特指大萧条前的十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嘲讽的时代，一个放纵的时代。”那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在那个金钱与欲望堆砌的巨大舞台，时代的宠儿大胆而张狂，休说什么peace和respect，互相折磨才是他们的主旋律。
菲茨杰拉德解释过：““爵士”一词，最初意味着“性”，然后是“舞蹈”，再然后是“音乐”。与之相关联的是一种紧张焦虑的刺激状态。”也是在那个时代，传统的清规戒律终被打破，新潮女性开始出现。青年男女在敞篷车上的亲热不再需要顾忌，整个民族开始追求性和酒精，他们爱读《燃烧的青春》，而政治成为搁置一旁的无聊之事。美利坚还沉浸于一战胜利的喜悦，他们预感新的秩序已经牢靠，第二次大战如天方夜谭。
他们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只顾着享受当下，把钞票洒向天空，用一瓶瓶香槟将自己灌醉。在那一代作家的笔下，爵士时代如梦似幻，犹如“人间天堂”，每一个喧嚣的夜晚，他们都体会着“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在巴黎和纽约的大道旁，望不尽的浮寄流寓，说不完的一晌贪欢。就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描述，在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穿行于笑语、香摈和繁垦中，杜松子酒和烈性酒洒在金色女郎的头上，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等在绅士耳边彻夜吹响，四处而来的宾客，不分白天与黑夜。
仿佛尘世的忧惧不再重要，这些幸运儿已活在极乐高峰。那时候，宾客们对菲茨杰拉德礼待有加，他们相信这位美国文学炙手可热的明星，将来有望成为钻石一般的人物。
但是，菲茨杰拉德仍保持着一位作家的直觉。他纵情于“爵士时代”的歌舞喧嚣，也在其中品味着繁华深处的落寞、无尽狂欢里的空虚。
1940年的黄昏，爵士时代的作家们走在日落大道，开始追忆一个符号。那个符号是否如同他们的文字般绚烂，这已不重要，那只是一轮想象的明月，供他们寄存思念。一年半后，好友埃德蒙-威尔逊在献给菲茨杰拉德的诗里说：
那是一场由梦编织成的戏：场景是——
巴黎一家灯红酒绿、肮脏不堪的酒馆；
忧伤的主人公是一个酷爱赞美却孑然一身的英雄；
数周来他嗜酒如命，废寝忘食地“疯狂工作”，
虽屡经挫败，却斗志昂扬，
将热情奔放的豪言传递给酒馆里
所有哑口无言的小混混、酒鬼和文盲。
一天深夜他被一个酒友刺杀——
被背叛，被自己身上见不得人的罪过背叛——
在小提琴声中淡出舞台。
菲茨杰拉德要写出一部还原“爵士时代”的小说，他希望原原本本地刻画出这个时代的风貌，这部小说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这是小说的经典开头，伴随着尼克的迁徙，我们来到纸醉金迷的纽约长岛，在尼克的眼中，汤姆、黛西、乔丹，一个个人物登堂入室，但最耀眼的还是盖茨比。
在菲兹杰拉德的笔下，盖茨比身上承载着美国梦。他是个穷小子，无论是家境还是种族，这位原名詹姆斯·盖兹的西部青年都是那个时代的“下等人”，但他却想得到跻身东部上流阶层的黛西。于是他才铤而走险，一边改名换姓，扮演“WASP”（白种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合一），一边贩卖私酒，赚取暴利。为了见到黛西，他在纽约长岛的西卵买下了一座豪华的别墅，每日歌舞喧嚣，自己却在黑暗中瞭望孤独的绿光。
横在盖茨比与理想之间的是阶层鸿沟。盖茨比富甲一方，但他永远不可能与黛西、汤姆平起平坐，也永远不会被接纳为上流分子。无论他拥有多少财富，他依然没有高贵的出身、匹配的人脉，在竞争对手面前，他像缺手缺腿的骑士。黛西曾一度被他感动，但她终归和汤姆是一类人，她的生活习性已让她无法容忍贫穷，她的道德品质在金钱的腐蚀下摇摇欲坠。可她却是一直闪烁在盖茨比心头的绿光。
盖茨比忠于他塑造出的理想形象。詹姆斯·盖兹塑造出盖茨比，并竭力扮演盖茨比，塑造出一位看上去不同凡响、为爱与理想献身，却永远活在孤独中的悲剧英雄，以至于到最后，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本我到底如何，我们只能看见一个如史诗英雄般的人物，他与整个东部社会如此格格不入，他的外表虚伪，可你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别人所不具备的真挚情感。
到故事尾声，尼克成为阶层的叛逃者。他内心对上流阶层失望透顶，他更感动于盖茨比“堂吉诃德”式的努力。在尼克看来，尽管盖茨比显得如此荒唐，但却有这个时代渐渐流逝的一种力量。
盖茨比为了一个不切实际且最终证明配不上努力的梦而奋力追寻，他固执得可笑，因执着而孤独。圆滑的人不理解他，精于“计算”的人鄙视他，其实，这些站在高处的人并没有坚信不移的价值观，尽管某些理念曾被他们轻言相信，可他们相信的东西却能被时间轻易瓦解，当行动受阻时，“消极能力”就会灌入他们耳中，一步步软化他们的意志。可真正勇敢的追寻者，有一种对目标惊人的向往与坚定。于是，曾经笑话追寻者的人回想起来，也将保持敬意，不为那个结果，为的是他们身上拥有的力量，那是前者不曾拥有的品质。而盖茨比，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人。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创作生涯的转折点，这部作者最棒的小说遭到销售上的冷遇。早在1925年4月10日——出版当天，菲茨杰拉德就有不祥的预感10天后，珀金斯的电报印证了他的判断：“销售情况不太乐观，评论界评价很好。”事实上，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评论呈现了断裂的景观，吉尔伯特·塞尔德斯、海明威、艾略特等人献上祝贺，塞尔德斯大胆地说：“（菲茨杰拉德）将所有他同时代的人和大部分前辈都抛在了身后。”但《斯沃普的世界》却认为“菲茨杰拉德最新的作品是一堆垃圾”，而大评论家门肯认为这只是“一个被美化的奇闻轶事”。年底，菲茨杰拉德写信给珀金斯，他袒露一股邪恶的抑郁出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甚至一度想在30岁前死去。
出版《人间天堂》时，菲茨杰拉德被部分人认为是畅销书作家，这本处女作瑕疵明显，可它非常好卖，被美国的青年男女所喜爱。到了《漂亮冤家》，销量依然可观。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菲茨杰拉德倾注心力写的长篇，却只是一回销售惨剧。
这不是偶然，从此以后，无论菲茨杰拉德再怎么努力，他都没有重新收获《人间天堂》时期的销量成功。他以为读者只是没跟上自己的脚步，到下一部，他们会了解自己的，但事与愿违，多年后的《夜色温柔》重复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命运。对于一位小说家而言，七年是一个坎儿，七年都出不了卖座的小说，他的市场价值几乎宣告死亡。
菲茨杰拉德成了过气作家。从宠儿到弃儿，不到十年。
2
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一代人的美国梦，也终止了菲茨杰拉德的黄金岁月，一生的最后十年，菲茨杰拉德从聚光灯中离开，走向漫长的低谷。
他依然“像奴隶一样对每句话都进行艰苦的推敲”，但市场已经淡忘了这位作家，《夜色温柔》销量一般，给杂志写的短篇小说也反响平平，欠了许多债务，要靠写好莱坞剧本和珀金斯、希拉等好友的帮助，唯一颇有反响的随笔集《崩溃》，还被海明威讽刺。
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的友谊源于那场文学史上著名的“流动的盛宴”，菲茨杰拉德在读过海明威的小说后，就热情地把这位当时还是《多伦多星报》记者的年轻人介绍给珀金斯，他在信中写道：“我写这封信是为了给你介绍一位名叫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年轻人，他住在巴黎（美国人），为《跨大西洋评论》工作，有着光辉灿烂的未来……”1925年4月，他们在巴黎的Dingo Bar见面，当时《了不起的盖茨比》刚刚出版，菲茨杰拉德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海明威还没什么名气，但菲茨杰拉德丝毫没什么架子，他不遗余力地推荐海明威，交流写作，帮他改稿，私底下，他们相互给彼此取外号，一个叫菲兹，一个叫海姆，他们会谈论各自的尺寸，也会品评当时的文学风尚。海明威满足了菲茨杰拉德对强健英雄的想象，认识18个月后，他写信告诉海明威：“在这一年半中与你的友谊对我来说多么重要，它是我在欧洲的旅程中最充满光明的一刻。”到1926年5月，当海明威得知菲茨杰拉德患病时，他也关心道“你感觉好吗？你真的在写小说吗？你在抨击我写的死囚室场景，是吗？你真的因为酒精中毒丧失了视力而且还必须要移除胰脏？”
然而，也许在海明威讥讽泽尔达会毁掉菲茨杰拉德时，他们友谊的命运就已预兆，海明威飞扬跋扈、高度自我，他说话心直口快，却常常因此伤害别人，相比起来，菲茨杰拉德虽然声色犬马，却保受着济慈般的忧愁与怀疑，他的柔软与敏感反而成为海明威挑剔他的理由，在《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眼中的菲茨杰拉德是一个满腹牢骚、颓废沉沦的酒徒，而作为叙述者的他始终自信如一，仿佛就站在菲茨杰拉德的对立面，但海明威没有他表现的那么自信，他内心的自卑让他躁动不安。所以菲茨杰拉德说：“他与我一样时常紧张到崩溃，只不过具体表现得不同。他更倾向于躁狂(megalomania)，而我则是更加忧郁愁绪(melancholy)。”
因为《乞力马扎罗的雪》疑似影射菲茨杰拉德，二人关系恶化，多亏珀金斯调停，才保持体面的书信往来，但彼此心里清楚，曾经炙热的友谊，已经和闪闪发亮的爵士乐时代一起远去。
1935年，当菲茨杰拉德再度给海明威写信，吐露自己的失落时，海明威却以玩笑的姿态回信，他建议昔日的挚友：“我可以安排人在古巴把你杀了，这样泽尔达和小斯科特就可以拿到保险金了。”“我会写一篇优美的讣告，马尔康·考雷会为新共和国从中剪出最好的部分，而我们可以取出你的肝脏捐给普林斯顿博物馆，心捐给广场酒店，一只肺捐给麦克斯·珀金斯，另一只给乔治·贺拉斯·罗利摩。如果还能找到你的睾丸，我会通过巴黎大区将它们带去巴黎，带到南方的安提比斯，从‘伊甸岩’上将它抛入海中，我们还会叫麦克利什写一首神秘主义诗歌，在你就读的天主教学校（纽曼？）朗诵。”即便海明威如此玩笑，菲茨杰拉德依然欣赏他的才华，到1940年，他在阅读海明威的新小说后写信道：“亲爱的欧内斯特：小说很好，比其他任何人写得都要好。”
写作上收获寥寥，失意的他借酒消愁，导致酒精中毒。他写信给泽尔达的医生：“酒精过度或许会让我遭受痛苦甚至死亡，但我却没有办法不去喝酒”。
1930年代末，泽尔达住在精神病院，珀金斯忙着修改沃尔夫未发表的遗稿，菲茨杰拉德和希拉生活在一起。他们结识于1937年，地点好莱坞。
和菲茨杰拉德乃至泽尔达相比，希拉·格雷厄姆是一个并不出众的名字，中文互联网甚至没有关于她的专属词条，当人们津津乐道于爵士时代的漂亮冤家的故事，希拉——这位陪伴菲茨杰拉德最后时光的女性被习惯性淡忘。希拉是一位专栏作家、好莱坞编剧，是她陪伴菲茨杰拉德走过了人生中最后的时光。她眼睛闪烁，如同过去的泽尔达般熠熠生光。
泽尔达、希拉，还有更早的杰内瓦，一连串的女性抚慰着作家的心灵，也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人们不知道黛西的原型到底是泽尔达、杰内瓦还是二人的混合体，但可以肯定，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女性总是有他心仪女性的影子。《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黛西，“她抑扬顿挫的声音中永不衰竭的魅力，金钱丁当的声音，铜钹撞击的声音……在一座白色的宫殿里高高在上，国王的女儿，披金戴银的女郎……”；《冬天的梦》里的朱迪·琼斯，她“灵巧多姿的嘴，总是给人以一种变化不定的感觉”而“眼神流露出了荣华生活中的一点哀愁，把这种感觉冲淡了几分”。还有《人间天堂》里的罗莎琳、《夜色温柔》里的尼科尔、《巴塞尔和克娄巴特拉》里的明妮等，她们裙摆上的光泽何其相似。
这些女性身边都有一位痴心的穷小子。黛西让盖茨比铤而走险，最后命丧东部；朱迪·琼斯玩弄德科斯特的感情，让德科斯特求而不得；艾莫里沉酒于恋爱的玫瑰梦，最终“从追求享乐发展到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迪克·戴弗迎娶了生病的尼科尔，自己的事业却一蹶不振。菲茨杰拉德通过纷纷繁繁的人物谱写了狂热恋曲中的断弦之音，在他的笔下总有一个无望的宿命——玫瑰梦终将黯淡、穷小子走向崩溃。
多少个镶嵌着钻石的故事，喧嚣的派对里总有一个落寞青年，将闪烁的姑娘当做心中的“绿灯”，但这些姑娘却往往因金钱而遭受腐蚀，不复昔日的美好。菲茨杰拉德对金钱爱之恨之，他体验过富有，也经历过贫穷，他乐于描写上流的生活和闯入上流阶层的“乡巴佬”。1938年，在致友人奥伯的信中，他说：我总是这样,富裕城镇里的贫穷男孩,富家子弟学校里的贫穷男孩,普林斯顿大学富人俱乐部里的贫穷男孩……然而，我永远无法原谅富人的富裕,这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和全部作品。”一生因金钱而沮丧，体会着追逐金钱又被金钱所累，这让他对金钱乃至经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
或许正是因为对金钱的警惕，让菲茨杰拉德预言了大萧条的降临。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两年后，也就是1927年，菲茨杰拉德感慨：“人们都认为我们是这个世界最了不起的人，因为我们最富有，这样的想法太可笑了。等一等这波繁荣高潮的结束！”
1929年，全美震动。三十年代初，大萧条蔓延。失业者排成一列列长队，连华尔街的精英们也坐立不安。大萧条后，菲茨杰拉德一度沉沦。高负荷的工作和持续的饮酒令他经历了一次肺结核爆发，然后便是精神崩溃，“非常严重，甚至有一段时间面临双臂瘫痪的威胁”。
1937年后，情况有所好转，但眼前的矛盾是——他可以靠给好莱坞写剧本养活自己，可他心心念念的是卖不出去的小说。坦白讲，他恨死好莱坞了，他是一流作家，但只是二流编剧，可就是他瞧不起的“二流货色”能周旋资金。他内心的骄傲让他为自己感到羞愤，但生活压力使其不得不低头。
“斯科特完了。”文学界偶有关于菲茨杰拉德的消息，不过是对落寞者的嘲讽，只有珀金斯、毕肖普、威尔逊等少数挚友还在鼓励他。面对陌生人的奚落，菲茨杰拉德心力交瘁，肺病不允许他做太多抗议。当然，很多话他已经交代过了，就在那本名叫《崩溃》的小集子里。在这部集子里，他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狼狈。他在思考、在恐惧，他想要反思，为何自己会越来越悲伤，越来越忧郁，“为何我会变成我所恐惧及我所同情的那些人。”就像他笔下那些奋力拼搏的穷小子，他总是“在徒劳无功的感觉与必须斗争的感觉间；在注定失败的判决与依然渴望成功的决心间”寻找一个平衡。
所有生命都是一个崩溃的过程，而菲茨杰拉德正在演绎自己的崩溃。
3.
1940年的11月8号，距离《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已经过了十五年，菲茨杰拉德的肺病愈发严重。这一天，他写下了一封信，信中道：“亲爱的欧内斯特：小说很好，比其他任何人写得都要好。谢谢你想到我，也谢谢你的致辞......”许多年里，无论关系如何，他都很在乎海明威的看法，在《最后的大亨》：的写作札记中，他说：“我想写几个恐怖而难以模仿的场景，我不想写得让我的同代人感觉肤浅，像欧内斯特（海明威）那样......”这是他写给海明威的最后一封信。
11月，情况很糟，可曙光就在眼前。 菲茨杰拉德在痛苦中找到希望，希拉的出现是一个，财务危机的缓解是另一个。 三年前，米高梅公司的一纸合约让他还清了大部分债务（十八个月的合约期，头六个月周薪1000美金，后12个月周薪1250美金）。
他心中有一个伟大的小说计划，他一定要写出这本小说。去他妈的历史！菲茨杰拉德不相信宿命，他相信自己的生命还远远未到终点，他还可以写出比《了不起的盖茨比》更棒的作品。
小说名为《最后的大亨》，作家试图以此“逃向一个奢华浪漫，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菲茨杰拉德曾为它写了一个详细的创作提纲，海明威说这个创作提纲“异常宏大，既使假以天年也无法完成”。这是一个关于好莱坞的故事，但它所承载的意义远超一般的好莱坞小说。它借用经典的戏剧架构书写了一个幻灭的故事，主人公斯塔尔是一个偶像式的人物，他少年老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是菲茨杰拉德的“超我形象”，是他心中“最有诗意的悲剧英雄”。但命运最爱玩弄英雄，斯塔尔比盖茨比更为耀眼，无论在阶层和种族上也更“登堂入室”，可他仍摆脱不了爱与痛的折磨。
对于斯塔尔的原型，坊间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是又一个菲茨杰拉德变体，有人说是影射好莱坞大佬欧文•撒尔伯格。那是位二十出头就呼风唤雨的人物，年纪轻轻就掌管了巨大的电影产业，是他完善了制片人和明星制度，并像“赶骡队”一样雇佣编剧，菲茨杰拉德曾是其中一员。在为撒尔伯格工作期间，他切身感受了这位贵公子和整个好莱坞的品味。
《最后的大亨》借鉴了撒尔伯格的部分经历，但菲茨杰拉德改写了男主角的婚姻，他将斯塔尔塑造为一位丧偶者。他的妻子塔莉亚患有精神疾病，在失去妻子的岁月里，斯塔尔迷恋上一位新女性凯瑟琳，可后者最终离开了他。
希拉比其他人更早拜读了《最后的大亨》的前十七小节，她认为凯瑟琳的原型是自己。她也读到泽尔达的影子，那是斯塔尔的“前妻”，斯塔尔仍眷恋着她，可二人已天人两隔，但斯塔尔从凯瑟琳身上找到昔日的感觉。
在菲茨杰拉德的计划中，小说开始于斯塔尔丧偶，结束于是施塔尔的葬礼，那场葬礼将让忠实读者联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章，在密密的小雨中，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这时有人会回忆一下盖茨比，但他“已经离得太远了”，在那场孤独的葬礼上，尼克隐约听到有人说：“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
这句祈祷语的英文原文是“Blessed are the dead that the rain falls on”，它自17世纪流传下来。F.格罗斯编纂的《外省词汇》曾释义这句谚语：“如果遗体下葬时下雨，被认为是个好兆头。”1849年，一首题为《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的谣曲这样唱道：
这悲伤、纤细、轻柔的雨，
上苍的无声的痛苦的眼泪
轻轻落下，直到死者的身体重生：
是的，“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
这雨，洗涤一切污垢的雨，
伴着“永恒之露水”，
使我们脆弱的肉身重生，
使我们的墓穴变成第二个子宫。
这些死者，在人间已死，
死后却获得了生命，
他们现在全在上帝那里，
耶稣是他们的首领。
即便卧病在床，菲茨杰拉德依然保持着一种兴奋劲，不管怎么说，他又活过来了，他尝试喝酒，一点点恢复对写作的热情。菲茨杰拉德还记得他对格特鲁德•斯泰因信誓旦旦说的话：“我们尽可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一直写到死才罢休。”是这个理由支撑着他。
1940年的冬天，他在希拉的家里重复快乐与忧伤。他一度垂头丧气，把写好的句子全部删去，也一度燃起希望，每当攻克一个写作的难关。他的眼前是半杯酒水，但很多时候，他收回要伸出去的手。
小说受阻的日子里，他靠听音乐和写信排遣寂寞。他爱听爵士乐，小提琴也不赖，他曾在多部小说中写过音乐，这都来源于他的现实乐趣。在希拉的家里，菲茨杰拉德仍然爱听轻柔的小提琴声，乐声沉醉，似从远方而来，不疾不徐地穿过寒冷夜色，落在失意人的耳畔。
就在乐声中，他提笔写下给女儿弗朗西斯的信。他透露自己准备去看牙医和经纪人，去经纪人那儿是为了商讨业务，他还没决定是否要在二月重返电影界。但至少，他表现出蓬勃的创作热情和进取的人生观，即便处于挣扎，他也能“从挣扎中得到的更深层的满足。”
在病床上，菲茨杰拉德誓死要写完《最后的大亨》。他相信成作的艺术价值会超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希拉对此充满信心，尽管她仍对一事耿耿于怀，但菲茨杰拉德身体抱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希拉不愿令他焦躁。再等等，她盼望等个合适的时机再过问。
窗外，好莱坞的高楼大厦拥挤一旁，仿佛一批又一批焦急等待面试结果的年轻人。高楼之上的天空，一道残阳落人间，夜色遮掩红色的疤痕。有人念起哈代的诗：
我爬上山顶，
回望西天的光景，
太阳在云彩里，
宛似一个血殷的伤痕。
宛似我自身的伤痕，
知道的没有一个人。
因为我不曾袒露隐秘，
谁知这伤痕穿透我的心！
斜阳落下，希拉在窗前停留，在1940年秋末，她必须珍惜和菲茨杰拉德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如果还有时间，她不妨再一次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直到小说中葬礼到来的那一天，漫漫长夜唯有一人出席。
到冬天，一场真正的葬礼将进入她的生活，她会发现——盖茨比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的，被预言的结局就在眼前。 盖茨比奋力寻找着希望，最后总是事与愿违，菲茨杰拉德的一生，宛若盖茨比的镜像，他越是奋力追寻那绿灯，绿灯就越离他远去。1940年12月21日，菲茨杰拉德因酗酒引起的心脏病突发死去，年仅44岁。他的葬礼和盖茨比的葬礼一样简陋。《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人曾嘲笑盖茨比：“这家伙真他妈可怜！”多年以后，菲茨杰拉德的友人兼诗人多罗茜·帕克（Dorothy Parker）失声痛哭，她用一种悲切的语调说道：“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菲茨杰拉德去世前债务缠身，他的作品在当时已经换不来多少收入，据传记作者安妮·福勒记载，他的妻子泽尔达和女儿斯科蒂只能从他的人寿保险中获得三万五千美元，以此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而这时候，一九四一年末，珀金斯为了纪念逝去的老友，刚刚出了一本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内的菲茨杰拉德小说选集，定名为《最后的大亨》，它被认为是“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复兴”的开始。但作家本人无缘见到这一切。
死前，菲茨杰拉德在遗嘱中要求“最便宜的葬礼”，他曾享受爵士时代的盛宴，葬礼却只有少数几人参加，包括：他的女儿、他的编辑兼好友珀金斯、诗人多罗茜·帕克。那一年，泽尔达正被关在精神病院，八年后，她将死于一场大火，遗体被埋在罗克韦尔市联合公墓，菲茨杰拉德的灵柩边，直到一九七五年，他们的灵柩才被移至菲茨杰拉德家族墓地，在那座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源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小舟逆流而上，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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