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每名警察的第一套警服，总是不合身的。
我从警容镜里上下打量自己，这身宽松的执勤服还留着几道新衣服的褶皱，让我看起来有些滑稽。
我把眼镜摘下，腰间的武装带往里面再扣紧一寸，尽可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消沉和稚气。
我是乔木，一名女狱警。
到监狱报到入职的第一天，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监区，交到了不同的师父手里。我的师父是退役军人，已经从事监狱警察这一职业将近20年。
听同事说，别看我师父平时总是轻声软语，在一些难啃的“硬骨头”面前，她比谁都要干练果断、雷厉风行。
头三个月，我必须和师父一同上岗执勤。
“今天记得让梁干事帮你开通门禁卡的权限，不然你哪也去不了，知道不？”师父熟练地刷卡、开门，放慢步子等我。
“好的。”我应道，随后在随身携带的便签本上记下一笔。
在这里，每一道门都必须由警察的门禁卡打开，任何通讯类的电子产品都不能带入。
交接班的警察拉着五花八门的小拖车，匆忙地行走在路上，车里大多是她们值班所需的衣物和生活用品，有的可能还装着些小零食。
我和形色各异的她们擦肩走过，似乎也就此沾上了这里的尘土。
我学着她们的样子，机械地推开一扇又一扇厚重的铁门，跟在师父后面，一直走到这座迷宫的最深处。
这所专门关押成年女性罪犯的监狱里，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都将是我面临的管教对象。
我的同事里，有就读监狱学、侦查学等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有曾经从事社会医院医生、中小学教师一类职业的社会人员。我并不是科班出身，无论是所学专业还是过往的工作经历，都跟监狱没有直接关系。但我总觉得，并不是什么人都适合这份职业。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被家庭放弃，甚至被社会所唾弃的人。我们的常态，就是牺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去教育、管理、改造这些人。
我们往往不能成为“台前”的主角，人们总是很关注犯了法的人能否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不太关心他们是如何改过自新。
美好的童话故事总会终结在“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不美好的故事也总在“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宣布落幕。
但对我们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罪犯的抓捕和审判，是寻找答案的过程。
那罪犯的服刑过程，就是在寻找答案背后的答案。
我入职第二天，恰巧遇到了收押期。
全市各地看守所的警车，陆陆续续地开进了监狱大门。
一批又一批人，戴着手铐和脚镣，从警车上踉踉跄跄地走下来，排着队通过安检大门。
台风天让立满铁栅栏的屋子更显阴沉昏暗。
监区楼道的风扇吹出了吱吱呀呀的声响，和闷热凝重的气流。
我笨拙地别上重甸甸的武装带，点清装备，戴上警帽。
还没有时间问清楚详细的业务流程，就跟着师父开始为新入罪犯做基础问询。
姓名，性别，籍贯，刑期，基础疾病……
才问过20人不到，我的嗓子已经开始嘶哑。这里比菜市场还要聒噪，我们总是要扯着嗓子问许多问题。
另一旁的检查区，两名同事让新入罪犯排成横队，脱去看守所穿来的所有衣物，赤身接受检查，再换上囚服，到理发区剪掉头发。
闹哄哄的场面，进进出出的人影，复杂的气味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我坐在这群女犯面前，竟然也不知道害怕。我甚至没有想到，她们之间会有杀人犯。
师父在一旁咳了两声，起身去拿水杯：“小徒弟，我喝口水。”
我嗯了一声，突然觉得一个人坐着有些别扭，便站起来伸展。
监控室的广播在这时候响起，同事在广播里念出几名老犯的名字，通知他们到会见室会见亲属。
我的视线随着老犯的身影移到楼梯口，直到所有罪犯顺利交接到一楼的同事。
就在我正准备放松警惕的时候，一个塑料凳子忽然从不远处飞速朝我扔了过来，我下意识躲开，凳子狠狠砸在了身后的墙上。
我头脑发蒙，两耳一阵嗡鸣，霎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定了定神才看清，是一个刚刚问询完毕的新犯发了狂。
师父立即转身，看了我一眼后，朝那名罪犯发出一句警告：“蹲下！”
在周边维持秩序的老犯们扑上去，试图将她摁住。
“放开我！我没有罪！我没有罪！”
“冷静点，蹲下！”师父左手搭在武装带靠近后腰的位置，右手持续作出警告手势。
“放开！放开！！”
她铆足了劲，疯狂挣脱束缚。
费了好一番功夫，老犯们才稳稳地擒住她的双手，将她按倒在地面。师父快步上前，掏出手铐，迅速给她戴上。
“滚开，滚开，都给我滚开！”女犯仍然在嘶吼。
师父没有回应，只是将她押到了一间空出的监舍，又安排了几名老犯夹控，随时关注她的行为和情绪。
犯群里出现了不小的骚动，许多新入监罪犯的脸上，开始显露出担忧的神色。
我醒过神来，不断回忆培训的时候，教官是如何教我们给人戴手铐……
罢了罢了。
我根本没反应过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小徒弟，没吓着吧。”师傅走过来问我。
“还好。”我硬是挤出了两个字。
师父用对讲简短地向当班领导报告了这件事，朝我缓缓地说道：“这种人得先冷处理，等她情绪平复再找她谈话。”
“像她这样的犯人，多吗？”我战战兢兢地问。
“不算多，但看样子，估计难管咯。”
顿时，我的畏难情绪上来了：“那怎么办？”
“见缝插针，对症下药，这里头学问可多着呢，慢慢来吧小徒弟。”
我顿了片刻，回去继续完成问询工作，一直忙到中午，才得以短暂休息。
直到繁忙的工作停下来，我才知道后怕。
和杀人犯面对面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
打开管理系统，我找到了这个女犯的记录。
卢凯丽，女，42岁，高中学历，故意杀人，死缓……某年某月某日下午，她把4岁的养子，淹死在了自己家的浴缸里。她的养子，是丈夫和外面厮混的女人生下的孩子，与她没有血缘关系。
尸体在浴缸泡了整整一个星期，发胀得不成人形。一周后，她的婆婆从乡下回来，发现浴室里的尸体散出了令人发怵的臭味，才报了警。
让我觉得更为诧异的是，卢凯丽杀人后并没有逃走，她就在那间屋子里，和养子的尸体“住”在一起，等着东窗事发。
警方逮捕她后，她供认不讳，声称养子不是亲儿子，哭闹的时候让人烦心，便淹死了。
而更深入的原因，卢凯丽没有详细招认。
由于认罪态度恶劣，卢凯丽一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上诉后，卢凯丽丈夫向法院递交了求情信，二审结束，改判为死缓。
在看守所这段时间，卢凯丽无人探视，也没有异常举动。
晚上，卢凯丽不再吵闹，只吃了几口饭，就开始发呆。
彼时，师父正在执勤台前埋头记录着今天的台账。
我再三考虑，提出了主动和卢凯丽谈话的想法。
“你确定？”师父问道。
“我想试试。”我将额间的帽檐扶正，让自己尽可能带些威严，至少不会看起来很好糊弄。
我始终记得入职培训时老师说的“第一印象”，那是罪犯接下来会采取何种方式接受管理的重要依据。
“那行吧，把记录仪打开，悠着点，晚上不适合谈得太过。”
我隔着监舍的铁门，喊了一句：“卢凯丽。”
她纹丝不动，自顾地用指尖沾着饭菜汁，在地上描摹着凌乱的纹路。
“卢凯丽，警官现在找你谈话，听到我说话了吗？”
“无论如何，先把晚饭吃完，过了时间，我们就要把餐具收走。”
她依旧不理，整个人看上去痴呆木讷，但我知道，她并没有精神病史。
“卢凯丽，警官问话，你就要回答，你现在是罪犯，要有身份意识。”
话音刚落，她突然冷冷地望向了我。我壮着胆子站在原地，没成想，她疯了似的从铁门缝隙伸出一只手来，抓挠我的记录仪，手铐来回在铁门上撞得哐当作响。
“谁说我是罪犯！”她的面目逐渐狰狞，目光凶狠而又无助。
“你自己也看到了判决书，这是事实，你必须接受。”有了前车之鉴，我并没有因为她的再次发狂而失了方寸。
“我没有杀人，我只是让他帮我守在那个房子里……”
“他？他是谁？”
“我儿子。”卢凯丽指着地面上那个用饭菜汁描出的图案。
我侧着身子看，湿漉漉的水泥地板上，印着油浸浸，没有干透的徽章图案。
我冒着细汗，脑海里走马灯似的闪过好些画面，但没有一个可以和这种图案对应上。
我把思绪拉回，决定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再来找她谈话。
9点，师父带着我在二楼清点人数。
点到卢凯丽所在的监舍时，师父停了停，掏出了手铐的钥匙：“卢凯丽，我现在给你解开手铐。你不用吵，也不用闹，因为这些都没有用，也改变不了结果，好好想清楚，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
夜班值岗，我从负责罪犯档案的林干事那儿借来了卢凯丽的资料。
档案里是一审二审的判决书以及其他法律文书，并没有太详细的犯罪事实记录，更没有找到和那个图案有关的信息。
毕竟，来到我们手上的，都是已经尘埃落定的罪责结果。
调出卢凯丽监舍的监控窗口，我时不时留意她的举动，她没有跟任何人交流，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第二天，负责档案的林干事找我拿回了卢凯丽的档案：“这个卢凯丽，也真够折腾人的，进来第一天就让我们的新警官受惊吓了。”
我摸了摸头，尴尬地抿嘴一笑：“林干事，看守所的人反映过她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林干事回忆了一下：“看守所警察交接的时候，只说她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总是呆呆地蹲在地上，或者站在墙角画一些旁人看不懂的图案。”
“那个图案有什么含义吗？”
“这……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
下了夜班后，我又想起了卢凯丽说的那句——只是想让他守在那个房子里。
为什么要守着房子？谁的房子？房子里又有什么？
我在下班的地铁里苦思冥想，脑海里甚至闪过了那个4岁男童漂浮在浴缸里的画面。我好像就在那个浴室的天花板上，目睹了一切。
我开始在网上漫无目的地搜索类似的徽章图案，指尖不停地划走一页又一页。
突然，在铺满图案的屏幕上，看到一个幼儿园的宣传视频封面，这所幼儿园的园徽和卢凯丽所画的图案，相似度达80%……
很快，我就从幼儿园联想到了卢凯丽4岁的养子，她被捕前没有工作，不太可能和幼儿园产生什么联系，而那个孩子，却正是上幼儿园的年纪。
我重新搜索这所幼儿园的信息，发现它就在卢凯丽入狱时填写的家庭住址附近，我的猜想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监区例会上，卢凯丽果然成了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教导员三令五申，要求专管警察对卢凯丽重点关注、重点教育、重点引导，对她的互监组编排也要格外慎重。
“我就不信她不想减刑。”一旁和我同批入职的温警官忙着翻起罪犯考核的口袋书，一目十行地搜索着各条考核依据，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念着，“可别把她安排到我分管的监舍……”
我一听倒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她打从内心就没有悔过，那么考核对她也起不了什么震慑抑或激励作用。
例会结束后，我和温警官跟着两位师父到操场接岗，交班同事一边移交台账、设备，一边交接重点对象的情况。
卢凯丽一直没有完成行为规范的背诵，昨晚还抓伤了同一个监舍的罪犯，据说是因为其他罪犯在背后聊到她把养子淹死的事情，被她听到了。
师父把卢凯丽监舍的罪犯抽出来谈话，想从侧面了解她的情况，顺便物色合适的互监组人选。
我独自往新入监罪犯的操练队列走去，没有看到卢凯丽的身影，倒是看到了一个罪犯脸上，印着一道由深至浅的指甲痕。
温警官打趣我：“昨天教导员调了卢凯丽扔凳子的现场视频，还夸你了呢。”
“夸我什么了？”
“夸你躲得快。”
我心想事情不太妙，刚拿到“试卷”，竟然就被第一道题难住了，还给教导员留下了“只会躲”的印象，着实不好。
我小跑回到执勤岗，见师父将卢凯丽的名字写进了专管罪犯记录本，又在监舍名单上勾出几个名字，想了想，最终选中两个处事灵活、性格沉稳、改造态度也趋向正面的罪犯和卢凯丽组成了互监组。
我估摸着，是师父“承包”了这个“刺头”。
我一边感叹温警官得偿所愿，一边莫名地忐忑起来。
师父说，从她入监之后的表现，和其他罪犯反映的情况来看，卢凯丽非常抗拒自己的“罪犯身份”，她每一次的爆发点，都来源于环境或是其他人向她强调了“犯罪”这件事。
一个人如果不能坦然面对过去，是不可能向前迈步的。
如果过去是她的伤疤，那自然是揭一次，疼一次。但这伤疤偏偏又流着脓血，不清除干净，便不能愈合。
临近中午，师父踱步到操练方阵一侧，一声浑厚响亮的口令，叫停了上午的队列训练。
收队回去后，我和师父赶忙回到办公区，打算用十分钟吃完这顿午饭。
这时，心理评估小组的萍姐——我们监区的另一位老警察，也从楼上火急火燎地跑下来，一边摆弄着饭盘，一边熟练地摘下浑身的装备。
“接连忙了两天，终于搞定了这批新入罪犯的心理评估。初步来看，你们那个卢凯丽，有明显的抑郁倾向，但并不影响她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另外，她的性格内向敏感，对周围的人事物过于偏执，容易自我压抑，自我折磨。”
“那她会不会是长期处于不被重视、不被理解的环境，所以才导致这种性格呢？”我略带疑惑地问。
“这个需要进一步引导谈话，后天她要到医院复查，到时候可以找机会了解一下。”师父扒拉了两口米饭，和着碗里的清汤下肚。
我点了点头，匆忙把盘子里的几块肉拣出来吃掉。
卢凯丽入监的时候做过初步体检，医生提出了复查的建议。
师父一边收拾病历，一边叮嘱我，等会医生在场，会配合我们了解她的一些情况，但不能过分刺激她的情绪。
我们在监舍门口喊卢凯丽的名字，只见她失魂落魄地抬了抬眼，没说话。其他罪犯小声提醒她，警官喊你，你要答“到”啊。
“卢凯丽，把衣服口袋翻一下，每次出门进门都要接受安全检查。”
她按照要求动了两下，像身体的力气被抽空。检查结束后，她甚至没有心思整理自己的衣服，像流浪汉一般落魄地走在人群之中。
复查的时候，医生将检查单反复看了几遍：“你前几年做过人流手术吗？”
卢凯丽的眼神里，突然有了不同的情绪。
“你的宫腔粘连比较严重，差不多导致闭经了，有可能是之前的手术导致，你在外面没有做一些治疗吗？”
“没有。”
“这个问题，严重的会导致不孕，知道不？”
“我不在乎，我有儿子。”
医生向我们使了使眼色，便决定先开些药，帮助缓解她的一些症状。
我和师父对视一眼，试探着问道：“那你儿子呢？”
卢凯丽怔住了，指甲在皮肤上戳出斑斑点点的痕迹：“他……他太不听话了……总闹着要去读书，每天都要缠着我，在我跟前背唐诗……”
“你很讨厌他？”
卢凯丽没有回应。
回去的路上，卢凯丽喃喃自语，但语句零碎，让人摸不透完整的意思。
师父侧过头轻声问我，有没有听到她在说什么。
我回想着卢凯丽偶尔蹦出的一些词，什么烟什么三千，听起来像是唐诗。
如果她真的讨厌自己的养子，怎么会记得他背过的诗，甚至还能把他即将要上的幼儿园园徽画出来。
如果她只是逃避自己杀人的罪名，又怎么会主动提起养子，而且两次提起那个孩子，说的都是“我儿子”。
那不是讨厌那个孩子的表现。
一切，也许要从她的家庭生活入手。
师父同意了我的想法。
我在便签本上记下卢凯丽今天的情况，用黑色签字笔圈住了“家庭”两个字，又连续画上了几个问号。
“我带过这么多个徒弟，你是唯一一个主动记笔记的。”师父一边将记录仪连上设备，一边说道。
我合上便签本，谦虚着回道：“我只是一下子接收太多业务知识，怕忘了。”
“说实话，看着你，就好像看到了20年前的我们，我们那批女警，有人已经晋升到中层领导，有人已经跳出了这个系统，还有的像我一样，可能一辈子都留在一线，总之，四散东西。”师父感慨着，欲言又止。
转眼间，卢凯丽已经入监两个星期，每天当班警察都会在晚上的讲评会上汇报包括卢凯丽在内的几个重点人员的情况：
上个星期，卢凯丽在填写个人档案资料的时候，社会关系那一栏留白了……
前两天，卢凯丽的内务检查没有过关，整个监舍只剩她一个人不会叠豆腐块……
前天，卢凯丽把隔壁床罪犯贴在墙上的儿子的照片撕了下来……
昨天，卢凯丽上课的时候不认真，总是走神，还把课堂记录本画得一塌糊涂……
我看的入神，直到温警官在身后拍了拍我肩膀：“看什么呢，这么认真，叫你都听不到。上次会议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在我柜子里，你自己去拿吧。”
“可以啊你，还在研究卢凯丽呢，你对她就这么有兴趣吗？”
“我师父是她的专管警察，那我当然也是要上上心的。”
温警官靠在执勤台边上，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点名册：“你说那些罪犯凭什么活得有滋有味呢？如果让受害者的家属知道她们进来以后，还有人对她们的吃喝拉撒、身心健康如此上心，会怎么想？”
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疑问。
但一个专业的警察，似乎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
严格的执法，也需要有方法，要达到目的，也总有过程。
上午10点多，对讲机里传来师父的呼叫。监区正在组织行为规范的集体自学，我跟着师父留在卢凯丽所在的楼层值岗。
集体学习开始后，我来回在楼道里巡查。
此起彼伏、没有情感的朗读声，让时间流逝得异常缓慢。
卢凯丽坐在监舍里，嘴巴一张一闭，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我叫了她一声。
她低着头坐在我前面，一头短发乱糟糟的，这身囚服让她们看起来像被一重一重的乌云笼罩起来，黯淡无光。
“还记得我吗，那个差点被你砸中的警官。”
她依旧低头不语。
我拿出之前打印的几张照片，递到了她面前：“如果孩子还在，也该上幼儿园了吧？”
她定睛一看，是她家附近幼儿园的一些活动宣传照，照片里，穿着校服的孩子们欢快地玩着游戏，笑得像应季盛开的花……
卢凯丽愣了很久才把照片接到自己手里，嘴角扬起微小的弧度，眼睛里闪着些莫名的光：“他总说要去上学，去读书，回来给我背更多的诗，讲更多的故事……”
“别再撕其他人的照片了，谁都有自己珍惜的人和东西。”
她终于像是听进了周围世界的声音，抬眼看了我一下，又把视线迅速收回，在监舍周边来回晃动。
后面几天，卢凯丽的情况稳定了一些，能适应每天基本的队列训练，也能安分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教育课。
另外，那些幼儿园的照片给她之后，她也没有再撕其他罪犯的照片。
不到两天，事情突然又发生了变化。
卢凯丽同监舍的一个老太太向当班警察哭诉，卢凯丽已经连续几次故意推撞她，今天两个人还差点动了手，搅得其他罪犯也不得安宁。
老太太大概觉得自己不是卢凯丽的对手，万一真得罪了卢凯丽，自己也占不了上风，便偷摸着找警官反映了情况。
事实上，卢凯丽一进来就朝警察扔凳子的事情在监舍里早就传开，鲜少人有这个胆子去惹她。
我提出让卢凯丽和老太太当面说清楚事情原委。
但师父觉得不妥当，就先把老太太单独叫了出来，让她仔细回忆卢凯丽是什么时候开始针对她。
老太太想了半天，只说第一次被卢凯丽推撞，是在观音诞当天。
因为老太太信佛，那天早上提前起床，一个人朝东面跪地拜了一会，起身的时候，看到卢凯丽一言不发地站在身后，凌厉的眼神像刀子的锋芒一样，让人背脊发凉。
自那天开始，卢凯丽就隔三差五地找老太太的茬。
师父又把监舍的组长喊了出来，了解到卢凯丽和其他罪犯并没有太多交流，也没什么不友好的行为。
但值得一提的是，组长在和卢凯丽聊到孩子的时候，卢凯丽总是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一定要待在自己身边，不然就会被人带坏。
我和师父猜测，是老太太拜神的行为触到了卢凯丽敏感的神经线，让她产生了抵触情绪。
而这些，都与她被捕前，亦或是犯罪前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之前我们了解到的卢凯丽家庭情况来看，她一直是和丈夫、养子、婆婆住在一起的，卢凯丽对老太太的态度，很有可能是她和婆婆关系的投射。
下午队列训练期间，我们把卢凯丽从操练方阵里喊过来。
她顿了顿，踱步走到我们前面，缓缓坐下，又起身挪了挪凳腿，往墙边靠得更紧。
我留意到她习惯性地摸了摸上衣口袋，将露出的照片平整地塞了回去，好一会儿才放松警惕。
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把照片藏到枕头底下或者贴到床头的墙上，而是选择带在自己身边，这让我有些不解。
随身带着，不是更容易弄丢或者弄脏吗？
师父用食指一圈一圈地绕起对讲机的耳机线，又一圈一圈地松开，沉默了一会，才开口：“警官看了你的入监材料，社会关系一栏还是空着的，如果不填，可能会影响你以后写信和会见。”
“没所谓，不会有人来看我的。”
“你父母呢？”
“结婚以后就没联系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了。”
“那你丈夫和婆婆呢？”
卢凯丽别过头，仿佛开始有些躁动：“他们不会管我的死活了，他们早就说过，我是这个家的扫把星。”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你？”师父循循引导着。
“他们觉得是我把孩子克死了。”卢凯丽的眼眶逐渐泛红，伪装出的倔强试图掩盖所有委屈和不安。
“你说的是流产那次？”
卢凯丽点头：“后来，他们把外面养的孩子带回家，老太婆又说我和孩子命格相冲，逼我搬出去，还让她儿子把我的名字从房产证上除掉。”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顺势追问，右手匆忙落回便签本上，准备继续记录。
可一阵沉默之后，没有等到卢凯丽的回答。
师父说，卢凯丽就像是个没有根的人。
没有父母做后盾的女人，在婆家总是没有底气的。别的人在公婆面前受了气，拾掇拾掇就跑回娘家去了，但卢凯丽不能。她没有可以避风的港口，也没有给她撑腰的亲人。
曾经的她也许是善意的，因为养子的出现，填补了她没有孩子的空白，让她暂且从被人不断否定的死循环里抽身出来，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她的希望再次破灭。
之后，我们把卢凯丽监舍的那个老太太调到了隔壁，监舍就此恢复了短暂的平静。
女性罪犯的教育，总是离不开对女性多重身份的重新激发。
加深女性罪犯对女儿、妻子、母亲这些身份的情感连结，对她们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重建自爱自省自律的心 理机制，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上午，监区在新入监罪犯上完理论课后，安排了一场观影，我和师父在现场值岗。
当电影片头播出，我愣了一下，扭头向师父露出担忧的神色。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母亲十年跋山涉水，寻找自己被拐卖的儿子的经历。
最重要的是，电影的结局并不美好。
因为直到最后，主人公也没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我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卢凯丽才刚消停几天，她敏感的神经会不会再次被触痛？
师父似乎早就猜到我的顾虑，只用对讲传来一句，淡定，注意观察。
我比了个收到的手势，开始和师父交替着来回巡查。
电影开篇半个小时，课室里窸窸窣窣的窃语逐渐降下了音调，随着剧情的深入，有人开始默默地抹泪，有人埋着头若有所思。
我看到卢凯丽一只手撑在太阳穴的位置，侧着头，看似漫不经心，短发垂在她的侧脸，让人摸不透她此时此刻的神情。
电影结束后，师父让所有人把想对父母或者子女说的话写下来，投到执勤台的箱子里。
通知返回监舍后，卢凯丽以很快的速度收好了学习用具，低着头走进了熙熙攘攘的大队伍。
第二天早上，我和师父把箱子从执勤台挪进办公区，把一摞一摞的信纸倒出来，摊在桌面。
文字既是一种沟通方式，也是自我宣泄的渠道。和当面表达自己的心情相比，写出来会容易得多。
昨天的观影让大部分人深受触动，在她们或多或少的字句里，看到的都是回归家庭和重获自由的愿景，但这番触动能转化成多大的改造动力，还得因人而异。
我们在众多信纸中寻找卢凯丽的名字，但始终无果。
师父停了停：“不对，她说不定没有写名字。”
于是，我们像自带雷达一样扫描信纸的各个角落，看谁的信没有署名。
果然，没有署名的信不过两封，其中一封是给丈夫的，另一封则是没有抬头的。
我们料想，就是这封了。
我将纸面几道折痕抚平，潦草的笔迹在单薄的一页纸上微微晕开，艰难地拼凑成只字片语：
“为什么你这么轻易相信奶奶的话，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再叫我妈妈，为什么……”
短短几句话，让我们陷入一阵沉思。
看来，是卢凯丽的婆婆影响了孩子对她的态度，让他们母子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裂痕。
师父重新将信折上，又交回到我的手里：“收好，这大概就是她心里的死结。”
我把信收进柜子，没打算再拿出来。
下午，我们像往常一样不定期抽考新入监罪犯学习情况。
阳光斜进课室的一角，窗外偶尔响起几阵鸟鸣，引的她们时不时扭过头张望，像渴望自由一样渴望见到什么。
嘈杂的室内，卢凯丽耷拉着眼皮，视线余光从窗台一掠而过，没有太多停留，显得格外平静。
“昨晚没睡好吗？”我走到她旁边问道。
“我梦见他了。”她缓缓地说。
“梦见他什么了？”
“他在叫我，但我一直听不清他叫我什么。”
我顺势问出了心里的疑惑：“他不是叫你妈妈吗？”
“他很久没有叫过我妈妈了。”卢凯丽的声音像一块石头沉沉地陷进泥沼里，“以后都不会再叫了……”
“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事情其实并不需要走到极端。”
我的话音刚落，卢凯丽便开口驳回：“你不懂，他们想把我唯一剩下的东西都抢走，我只能这么做。”
“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到我身边，替我守着我剩下的东西。”
“那你现在又能留住什么呢？”
卢凯丽埋下头，一言不发，一只手捋着发尾打结的位置，越来越用力，然后猛地将那缕头发生生扯下。
那晚的讲评会上，师父把卢凯丽信上的内容和近几日的情况告诉了萍姐，她皱了皱眉，告诉我们，不被家人需要的她，已经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当成了一种执念。
她尝试过把为人母的希望寄托在养子的身上，如果一切顺利，这个孩子或许能治愈她所有的伤口。
但失而复得、得而再失的过程，让卢凯丽的内心失去平衡。最后，这个孩子反而成了她最大的伤口。
某种程度上，卢凯丽和电影里的母亲一样，穷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孩子。
电影里，是人贩子让母亲和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远。
现实中，让卢凯丽和孩子越来越远的，是她的婆家人。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她总把那些照片带在身边，在她看来，这些东西放在哪里都不能让她安心。
“乔警官，你猜我查家属来信的时候，看到谁的信了？”温警官故意卖着关子，不知道把什么东西藏到身后。
“总不可能是哪位家属写信来感谢我吧？”我和师父正忙着登记工作情况，没顾得上和温警官闲聊。
温警官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无趣地把信放在了我桌面：“确实不可能。”
我定睛一看，是给卢凯丽的。
“卢凯丽家属可能不知道她具体在哪个监区，所以信封上只写了她的名字，收发室打听了一轮，才送到我们这里。”温警官抱着剩余的一沓信封，依次投到了不同监舍的收信箱。
罪犯和亲属往来的信件，是需要专管警察检查登记的，每次拆开亲属的来信，我都希望它们带来的是好消息。毕竟在这高墙铁网之内，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更让失去自由的她们感到振奋和欣慰。
但令我忧心的是，给卢凯丽的信封里，并没有来自家人的信件。
只有一份售卖房产的委托书。
从内容上看，卢凯丽的家人想把房子卖掉，但房产是卢凯丽和丈夫的共同财产，所以让卢凯丽以服刑期间不能到场办理为由，把委托办理的权利交给丈夫。
我把委托书原封不动地塞回信封：“不如晚一点再给她吧。”
师父见我迟疑不定，主动把信封从我手里抽走：“罪犯正常往来的信件，我们是无权扣留的。”
“倒也不是扣留……”
“该来的总会来的啊，你瞒也瞒不住。”
师父走到卢凯丽监舍，把信封从铁栅栏之间递了进去，什么也没说。
还在整理内务的卢凯丽并没有太惊讶，接过信封后，只把里面的委托书抽出半页，就停住了。
紧接着，她当着我们的面，把委托书连同信封一起撕成了碎片。
我感到疑惑：“不看看是什么吗？”
“还能是什么，肯定是老太婆着急把那套凶宅卖了。只要我签字，下一次寄过来的就是离婚协议书。”
卢凯丽回到床边，床上还放着没有叠完的豆腐块。她沉默地卷了卷衣袖，一只手拉紧被褥的棱角，另一只手试图抹平上面的褶皱，似乎还无意识地说了一句：“那是我的房子，我的孩子。”
她也许不是第一次收到这份委托书了。
对卢凯丽来说，这个房子里，没有爱了，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尊严，但她知道，这一点点尊严也守不住了。
我回到执勤台，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卢凯丽杀了养子之后，是故意不作任何处理的。她想等她婆婆回来之后，亲眼看到这一幕。
这时候，师父在一旁意味深长地舒了口气，问我：“你说，她和她的养子到底是不是相冲？”
我回想了一下她的遭遇，有些答不上来。
我对宿命论一直没有太在意，但是今天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的是，有的人本想抵抗命运，却反而陷进了命运的漩涡。
那天晚上，监区组织新入监罪犯拨打亲情电话，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家人的声音了，可能五分钟的时间里，有一半的时间都泣不成声，还没来得及把话说清楚，时间就到了。
但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多给，因为人总是贪心的。
一开始我很容易被这种伤别离的场面惹得鼻子泛酸，后来，我也学会了克制。
在那条长长的队伍里，所有人都期盼着、等待着那五分钟的通话。唯独卢凯丽坐在靠墙的角落里，微微蜷缩着，目光穿过铁栅栏间的空隙，仰头看高楼一角的弯月。
两个月后，卢凯丽被分流到其他监区，我只再见过她一次，她走在开工行进的队列里，机械地摆着手臂，喊着一二三四，两眼没有焦点，瞳孔黑压压一片。
我回到监区，和师父聊起了卢凯丽，感到有些泄劲。
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淡淡地说：“不要把自己想成万能，也不要把自己想成圣母，罪犯的改造有的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有的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谁也不知道。”
我点着头，打开了新一批入监罪犯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