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恐惧与焦虑，难道不会随时死灰复燃？｜回响书单·四月

回响书单2023.4

虽然进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指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暴力行为和战争死亡人数都呈下降趋势，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战争依旧此即彼伏，其规模化、组织化的程度也远胜以往，因而能对人类造成更大的破坏性。与此同时，耸人听闻的杀人事件也从未因文明的进步而消失，作案者往往以更狡猾的面目隐匿在我们身边。那么，暴力和战争注定是人性或人类社会中难以泯灭的一部分吗？

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一书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我们足够严肃地对待战争，那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塑造的，但这一点时常被人们忽视或回避。究竟是什么使人痴迷于杀戮？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之一：以宗教之名，消灭异己。书中讲述了发生在十六世纪法国一场天主教徒针对新教徒的屠杀，分析其来龙去脉及对法国历史的深远影响。虽然有人相信，类似的野蛮行径已属于过去，但“大屠杀在成为一种对肉体的暴行之前，首先在思想上对人进行改造，使他们‘看到’了一个需要被消灭的假想的他者。”这种恐惧与焦虑、这种视角的扭曲，难道不会随时死灰复燃么？

本期回响书单除了探究从国家到个人间暴力的#自相残杀的背后之外，还有追溯中西思想渊源的#东西方文明的分野，探讨个人权利与社会平等的#怎样的共同体，剖析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人与地，漂浮还是扎根，立足日常生活，思考女性议题的#看见自己，看见她，以反思视角看待东西方关系的#中心偏见与多元世界，以及探寻艺术与真理之路的#恒久矗立的斯芬克斯。

这种对思想起源的回溯不仅仅是面向学界的，同时也启示着今天陷入生存危机与思想危机的人们。

直面人文主义传统的危机与挑战，而这或许正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内在逻辑。

在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东西方文化在源头上的差异，使得各自的文明进程走入不同的轨道，而这两条轨道在在历史的进程中又经过不断地分野，最终形成了今天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格局。关于中西文化的对比与分析，武汉大学的赵林教授曾在2004年出版的《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与2015年出版的《启蒙与重建：全球化与“国学热”张力下的中国文化》两本书中进行深入探讨。经过赵林教授增删、修订，二书又合而为一，即新近出版的《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传统与更新》（后浪，九州出版社）。赵林教授在书中认为，从“轴心时代”开始，东方文明是一种“以夏变夷”的内向聚敛模式，其结果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超稳定结构，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而西方文明则是融合更新的外在超越模式，通过不同文化的“杂交”和相互否定而产生新的文化性状，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不断变迁和自我超越，形成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

关于中国思想的历史，历来写法很多，或是以时代划分与体系概念为经纬，如胡适、冯友兰等，或是聚焦于非精英的思想状况，如葛兆光等。其实早在1926年，日本的中国思想史学创立者武内义雄出版了代表作《中国思想史》（崇文书局，汪馥泉 译），着眼于思想的内在关联，因此启发了后来许多中国的学者。武内义雄以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程度为标准，将中国思想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尚未接触佛教思想的古代期（春秋末年至东汉终结）、佛教传入导致道教产生的中古期（三国初年至唐玄宗末年）、佛教导致儒学被重新改造的近世期（唐玄宗以后至今）。武内义雄的这种思想分期极为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因。

武内义雄卓越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实际上建立在其扎实的汉学文献学功底上，《中国学研究法》（崇文书局，单清华、许益菲 译）便是其三篇关于文献学讲稿的合集。在这三篇讲稿中，武内义雄相当简洁明了地概括出文献学的核心方法论，在清代考证学的基础上融合富永仲基的“加上法”，又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文献展开批判，才因此建立了其独特的“武内学”。如果没有对旧学深入且全面把握，便不会在学术的观念上产生更新与拓展。

而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教化成为文化整体的基础。《教化：古希腊的成人之道》（［德］维尔纳·耶格尔，后浪，上海三联书店，王晨 译）一书即对整个早期和古典时期的教化传统进行综合性考察，由此对希腊性格形成的历史过程与他们构建理想人格的思想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解释。这种对思想起源的回溯不仅仅是面向学界的，同时也启示着今天陷入生存危机与思想危机的人们。

古希腊的诸多文明成果，最终形成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河流。英国史学家阿伦·布洛克所著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后浪，九州出版社，罗爽 译）一书，对人文主义传统的演变历程进行了追溯。书中梳理了现代以来的思想源流，包括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时期。对于这一主流传统，作者并非只是一味地赞叹，而是将反思与怀疑埋藏在全书的行文背后，直面人文主义传统的危机与挑战，而这或许正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内在逻辑。同样是讨论人文主义，《存在主义咖啡馆》作者莎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的新作Humanly Possible: Seven Hundred Years of Humanist Freethinking, Inquiry, and Hope（《人文地可能：人文主义自由思想、探索和希望七百年》，Penguin Press）则更多地聚焦于人文主义的力量。数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的观念一直激励着人们自由思考、理性探索，以同理心和乐观主义为原则做出选择，因而即使面临着重重阻碍却依然极具生命力。

恰恰是在既保护差异又保障平等的追求中，构成了凝聚加拿大的纽带。

承认基因的不平等，探讨如何在不平等的前提下追求平等。

通力合作需要更多共识与更复杂精致的思维方式，而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

身为加拿大人，政治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叶礼庭为其国家在保护各群体权利方面的示范性成就而深感自豪。在《权利革命》（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成起宏 译）中，他介绍了加拿大的权利保护如何兼顾平等和差异，并指出，不同于权利会瓦解共同体的一般认知，恰恰是在既保护差异又保障平等的追求中，权利构成了凝聚加拿大的纽带。

与叶礼庭的思考形成呼应的是美国两名政治哲学学者桑德尔和努斯鲍姆的思考。桑德尔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自由派在和保守派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缘于他们忽视了公共意识和道德价值。因此，他在文集《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朱东华、陈文娟、朱慧玲 译）中主张将公民美德和道德价值重新引入自由主义正义观，并呼吁共和主义式的政治。努斯鲍姆则在《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燕、卢俊豪、李晶 译）中主张将情感因素引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她看来，以爱为基础的情感能抑制负面情绪，从而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

平等也是增强共同体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事实是，在任何一个共同体中，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才是永远的绝对，其中就包括基（tou）因（tai）赋予共同体成员的天生的不平等。《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美］凯瑟琳·佩奇·哈登，一頁folio，辽宁人民出版社，陆大鹏 译）以承认基因的不平等为基础，探讨了如何在不平等的前提下追求平等。

共同体的维系离不开人们之间的通力合作，通力合作则需要更多共识与更复杂精致的思维方式，而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在《灰度思考：警惕非黑即白，远离脑力内耗》（［英］凯文·达顿，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吴晓真 译）看来，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模式尽管在远古时期帮助人类的祖先存活下来，但在当今复杂的世界，这种站队式的思维模式已跟不上形势，它会带领人们步入歧途。因此，本书提倡多元化的灰度思维，并介绍了达成灰度思维的具体方法。

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则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发展”，这两者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全部事实。

新的问题与旧的枷锁构成了层层叠叠的迷宫，而人与地的关系，始终是这个迷宫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

在《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历史与变革〉第一辑》（赵鼎新 等，中信出版集团）中，赵鼎新说明了“历史社会学”的概念，历史社会学既包含对结构、机制的普遍性解释，也重视每段历史独一无二的个别叙事，诸如“分水岭”“关键事件”等。而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则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发展”，这两者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全部事实。所以这门交叉学科所处理的，是最为当下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发展”既带来了解放（如一系列的平权），也带来了新的困境（如生态问题），新的问题与旧的枷锁构成了层层叠叠的迷宫，而人与地的关系，始终是这个迷宫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农村，哪怕早已农机具一应俱全，中国也始终没有发展出美国那样高效的工业化大农场；而在城市，则漂浮着无数在法律意义上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问题。

中国发展不出工业化大农场有其历史原因。黄宗智以《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考察了明清以来华北和长三角的农业发展。在明清时期的华北地区，雇用工人的经营式农场曾兴盛一时，在更为富庶的长三角地区也曾有过资本主义萌芽，雇工经济曾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规模家庭农场之间的比例呈拉锯之势，而最后都被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在教科书上，小农经济往往是经济落后的象征，但事实上，小农经济的亩产所得要高于经营式农场，小农经济本身具备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的韧劲。

而在《人地之间》（陶然，一頁folio，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则有另一重见解，小农经济之所以今日依然顽固，乃是因为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无法在就业所在的城市实现举家永久性迁移，因而无法放弃农村的耕地和宅基地，导致无法集中土地以实现规模化的农业生产。而要改变现有户籍制度的资源分配模式，就需要在人地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寸土寸金的大城市盖更多住房，兴建更多如学校、医院之类的公共设施，以容纳这些新的城市移民，赋予他们完整而真实的权利。如果说陆铭的《大国大城》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超越户籍制度的超大规模城市存在的合理性，那《人地之间》就是在现行框架内给出了一套符合政府运作方式又满足市场需求，充满灵活性的可执行方案。但改建城市也就意味着拆迁，拆迁真能像书中所言，能在创新模式下那样高效而公平的落地吗？这确乎是一个值得继续商榷的问题。

暴力和战争注定是人性或人类社会中难以泯灭的一部分吗？

这种恐惧与焦虑、这种视角的扭曲，难道不会随时死灰复燃么？

暴力发生，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仅是个体，还有纵容罪恶滋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

虽然进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指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暴力行为和战争死亡人数都呈下降趋势，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战争依旧此即彼伏，其规模化、组织化的程度也远胜以往，因而能对人类造成更大的破坏性。与此同时，耸人听闻的杀人事件也从未因文明的进步而消失，作案者往往以更狡猾的面目隐匿在我们身边。那么，暴力和战争注定是人性或人类社会中难以泯灭的一部分吗？

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我们足够严肃地对待战争，那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塑造的，但这一点时常被人们忽视或回避。在《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博集天卷，岳麓书社，巴扬 译）一书中，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回顾自古至今的经典战役，以多学科视角对战争的起因、方法及手段进行综合分析，试图厘清战争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人类痴迷于自相残杀背后的秘密。

时至今日，战争就发生在不远处。近期出版的两部关于俄乌战争的新书值得我们关注。A Message from Ukraine（《来自乌克兰的消息》，Volodymyr Zelensky，Crown）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乌克兰这一国家、其人民以及战事发展的亲自讲述。Invasion: The Inside Story of Russia's Bloody War and Ukraine's Fight for Survival（《入侵：俄罗斯的血腥战争和乌克兰为生存而战的内幕》，Vintage）则是《卫报》记者和《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Luke Harding自2022年俄乌战争开战以来的一线观察和记录。他描写在战场上见到的诸多受害者与反抗者，陈述战争中不可磨灭的暴行，描绘双方领导者的画像，并展望战争未来可能的走向。

究竟是什么使人痴迷于杀戮？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梁爽 译）就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之一：以宗教之名，消灭异己。书中讲述了发生在十六世纪法国一场天主教徒针对新教徒的屠杀，分析其来龙去脉及对法国历史的深远影响。虽然有人相信，类似的野蛮行径已属于过去，但“大屠杀在成为一种对肉体的暴行之前，首先在思想上对人进行改造，使他们‘看到’了一个需要被消灭的假想的他者。”这种恐惧与焦虑、这种视角的扭曲，难道不会随时死灰复燃么？柬埔寨大屠杀就是一例，它的发生距今不过半个世纪。Under the Naga Tail: A True Story of Survival, Bravery, and Escape from the Cambodian（《在那伽的尾巴下：一个关于生存、勇敢和逃离柬埔寨的真实故事》，Mae Bunseng Taing, James Taing，Greenleaf Book Group Press）以此为背景，从个体视角，讲述了少年Mae Taing如何冒着酷刑和死亡的威胁，穿越丛林和荒野，逃离大屠杀挣扎幸存下来的故事。

针对“异族”的杀戮不止发生在群体之间，《杀手的影子》（[美] 约翰·道格拉斯，上海译文出版社，李昊 译）讲述的就是上世纪美国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所犯下的连环杀人案，已知的二十余名受害者都是被他视作“敌人”的犹太人、黑人和跨种族情侣，作者揭示了凶手如何逐步形成、坚定自己的可怕信念，并最终将之付诸行动。同为连环杀人者，《我身边的恶魔》（[美] 安·鲁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徐芳芳 译）中的主角泰德·邦迪更为狡猾，也更善于隐藏，他曾虐杀多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性，罪行令人发指，却屡次逃脱，而该书作者与凶手曾同在西雅图“危机热线”做志愿者，并长期保持友谊，这使得作者能够以独一无二的视角和极为丰富的细节呈现泰德的人生。另一部有关凶案的非虚构作品《冷血》（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夏杪 译）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则更进一步，在对一起灭门案的相关人员进行长达六年的访谈和调查过程中，他对凶手投注了大量心血甚至情感，在书中以冷静而细腻的笔调呈现出凶手的境遇和内心，得以让读者一窥施暴者的精神世界。

暴力发生，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仅是个体，还有纵容罪恶滋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吞噬黑暗的人》（[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汉唐阳光，四川人民出版社，尹楠 译）讲述了一起21岁英国前空姐从东京街头消失的真实事件，该起事件一度从普通的失踪案升级成为新闻热点，直至影响英日外交，日本风俗业曾有大量女性失踪的状况才为众人所知，而在此之前，日本警察对此向来视而不见，更不曾对此采取行动。本书通过这一案件揭露了日本文化中的压抑性、日本风俗业内幕，以及日本警方和司法界的内部运作等诸多吞噬女性的黑暗之源。

上述著作背后的真实事件令人毛骨悚然，但不可否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相当精彩、值得回味的文学作品。《艺术的罪与罚：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科波拉》（[美]弗兰克·兰特里夏，南京大学出版社，刘洋 译）就此提出一系列颇为犀利的问题：艺术家、杀人犯和恐怖主义者是否彼此需要？艺术创造与暴力犯罪是否一体双生？作者在高雅和通俗艺术、虚构和真实罪案之间自由穿行，探索文学创造力与暴力之间紧密联系，指出罪犯和恐怖主义者可能继承了一种极端化的浪漫主义，从而为暴力产生的人性源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

以女性主义为方法，摆脱“献身”式的身份陷阱。

为暗处的女人们立传，道出她们以肉身与命运相搏的故事。

从看见女性的困境、专注自己的需求开始觉醒。

“像女性主义者那样解决问题”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终于注意到那些总是隐身于社会夹缝中的女性，也开启了终于看见自己的可能。摆脱“献身”式的身份陷阱，将自我和他人一样视为独立的个体，尊重自身的发展和需求。从这一点来说，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女性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战争，更是适用于所有人从僵硬的角色中解放的思维方式。

意大利-古巴女性主义作家Alba de Céspedes初版于1952年的小说Forbidden Notebook（《禁忌笔记本》，Astra House，Ann Goldstein trans. ）展现了战后女性的普遍处境和觉醒。故事的主角是家庭主妇，从她开始偷偷在笔记本上写日记开始，她很快意识到，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吞噬了她的个性，让她成为丈夫的好妻子、儿女的好母亲，但唯独遗失了她自己。

《盐镇》（易小荷，新经典·琥珀，新星出版社）讲述了川南小镇中12位女性，在婚姻和贫困、“父权”和“夫权”、暴力和流言的夹缝中挣扎求生的生命历程。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里，志书不曾留下过任何女性的名字，在城市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这些默默无闻的女性仍旧在传统的桎梏中难逃命运之轮。作者易小荷历时一年田野调查，为暗处的女人们立传，道出她们以肉身与命运相搏的故事。见证了数代女性充满血泪的人生，也对孕育苦难的环境有了更清醒的认知。

作为当前女性主义理论领域的先驱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以积极介入公共交流的形象、犀利透彻的表达持续引发了广泛热烈的影响。上野乐于与不同领域的女性开展深入探讨，也与社会大众直接交流，为大家提供了丰富的女性主义视野与方法论。《上野千鹤子的私房谈话：像女性主义者那样解决问题》（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安素 译）通过50封普通读者的来信与回信，将人们在婚姻、情欲、工作育儿、原生家庭中面临的种种困惑摊开，在这些回答中，上野千鹤子展示了一个健全的现代人应该如何处理自己身边的各种关系。希望让自己受欢迎是低水平的自爱，让世界变好的愿望建立在为“自己的利益”深度思考及行动的基础上。

30多岁的女性正处于人生分水岭，在经济下行、社会平等意识递增、非婚少子化潮流背景下，会拥有怎样的生活状态、婚恋选择和家庭关系？《身为女性的选择》（［日］上野千鹤子、［日］信田小夜子，磨铁·文治图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吕灵芝 译）是上野千鹤子与心理学家信田小夜子二十年前的对话，尖锐地直击性与爱欲在代际、两性之间的鸿沟，女性对婚姻或单身的选择与她们承担家庭照护职能的关系。单身而经济状况不佳的女性将会在父母的养老看护中被消耗，在自己的晚年失去保障，落入社会的福利底层。不否认现实，积极寻求援助或底层互助，或许是应对贫困的方式。

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何面临晚年的到来也是人生的必修课。在《终于看见了自己：女性主义的觉醒与未来》（［日］上野千鹤子、［日］樋口惠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潘郁灵 译）中，上野千鹤子和樋口惠子两位步入晚年的女性主义者，围绕“人生的放手”话题进行对话，希望有尊严地应对日常琐事，也包括心灵上作出的准备。

《妈妈教授：在学术界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美］瑞秋·康奈利、［美］克里斯汀·戈德西 ，雅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李明倩、宋丽珏 译）来自两位美国高校教授，同时也是家庭中的妻子和母亲。本书为有志于学术道路的女性给出了兼顾家庭的行动指南，涵盖了研究、教学、学术交流、为自身及家庭投入时间管理等各个方面，帮助女性确定自己的优先事项。尽管艰难，但并非全无可能，本书为女性提供了策略和信心的同时，也强调推动职场平等。同时需要男性意识到职场性别壁垒，共同变革现有制度。

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用语，如远东、蛮族、新大陆等，人们曾长期使用而未曾发现有何不妥。

偏见的产生，归根结底缘于隔阂。

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用语，如远东、蛮族、新大陆等，人们曾长期使用而未曾发现有何不妥，直至饭塚浩二等学者指出其中的欧洲中心偏见，《东洋史与西洋史之间》（新星出版社，张晶、黄博典 译）就是这样一本纠偏之作。本书基于社会经济史和人文地理，讲述了欧洲人的文化狂妄及其畅行全球的过程，从而指出了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之处。

在此语境之下，理解《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 ［美］罗伯特·马克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王冬青 译）就有了落脚点。本书借助17、18世纪的英国文学，讲述了当国际格局仍处于东强西弱时期的英国人眼中的东亚世界，描绘了当年的边陲小国面对强盛他者时的向往与惶恐之情。《大发现四百年：一部文化冲突的历史》（［美］布赖恩·M.费根，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乔苏婷 译）则展现了近代欧洲人面对异种文明的另一幅面貌。本书讲述的是所谓大发现时代欧洲人来到世界的其他角落之时，以其傲慢之姿，给这些非西方文明造成的灾难性乃至毁灭性后果。展现欧洲人傲慢之姿，或者说他们的无知的，还有《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美］墨磊宁，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朋亮 译）。本书从文字输入的角度，追溯了在默认文字必由字母组成的普遍偏见之中，非字母文字的中文汉字艰难突围，最终融入信息化时代潮流的历程。

偏见的产生，归根结底缘于隔阂。就此而言，尽管蒙古帝国铁骑横行，杀戮无数，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横跨欧亚的广袤帝国，毕竟也起到了沟通东方和西方、海洋和内陆的作用。《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美］托马斯·爱尔森，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马晓林、张斌 译）以珍珠为例，再现了蒙古帝国的奢侈品贸易所扮演的沟通者的角色，以其对历史的长时段影响。

艺术是对现实的超越，还是对现实的逃避？是对自我的呈现，还是对自我的救赎？

设计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性之一，具有显著的哲学意义。

“世界是我们持续面对的斯芬克斯，恒久矗立在我们面前被我们追问的斯芬克斯。”

艺术是对现实的超越，还是对现实的逃避？是对自我的呈现，还是对自我的救赎？面对当下人的迷惘，当代艺术家用作品呈现自己眼中的世界；面对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学者汪民安展开了自己的思考。在《绘画反对图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中，他以私人化的写作方式，呈现自己对诸多国内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思考，揭示绘画这一艺术形式对历史与社会的回应及其内部的逻辑和张力。同绘画一样，音乐也是最为常见的艺术形式之一，近期出版的另一本艺术随笔集《批判性娱乐：旧音乐与新音乐》（[美]查尔斯·罗森，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孙锴 译）汇集了著名钢琴家和音乐理论家查尔斯·罗森于1970年-1998年间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十八篇精彩文章。从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到演奏家的怯场及女性主义的音乐学，作者思考关注的主题极广，这些文章既体现了一个表演家对音乐与艺术的热爱，也充满了评论家的精妙洞见。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现代歌曲的哲学》，Simon & Schuster）则是鲍勃·迪伦的最新文集，他通过六十多篇文章分析了诸多音乐人的作品，提供了有关流行音乐本质的独特见解，并通过音乐展现其对人类处境的反思。

作为审美对象，如果说绘画与音乐时常是脱离日常的，那么设计则与日常密不可分。《设计美学》([加]简·福希，折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杨林 译)指出，美学因局限于纯粹艺术而在哲学中变得边缘化，而以设计这一重要却被忽视的主题为研究对象，则有助于扭转美学面临的颓势。作者提出，设计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性之一，具有显著的哲学意义，值得为之建立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美学模式。

不论哪种艺术形式，都离不开独特个体的创造。《行走的人：贾科梅蒂传》（[法]凯瑟琳·格雷尼尔，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寇媛媛 译）是国内首部有关著名雕塑家贾科梅蒂的权威传记。作者基于大量贾科梅蒂和家人的一手书信、贾科梅蒂友人关于他的记录以及媒体资料，记叙了贾科梅蒂的一生：反叛精神如何使他拒绝隶属任一流派，孤独前往边缘地带，如何令它扎根于他的时代，成为一名介入式的现代派艺术家，最终又为何远离现代主义，回到创作的源头。终其一生，他对待艺术与真理的态度正如他年少时所说的，“世界是我们持续面对的斯芬克斯，恒久矗立在我们面前被我们追问的斯芬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