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之所以发动第一次党锢之祸，是因为士族集团集体搞对抗。
我要大赦，你们不赦；我要抓人，你们不抓；我要整风，你们不整。于是，只能自己出面，带着宦官搞党锢。
这时候，宦官仅是皇帝争权夺利的工具。
桓帝去世，灵帝继位。
就在这个节点上，工具长了脑子。
针对外戚和士族的联合绞杀，宦官们搞了一波反清洗，而且发动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宦官不就是工具吗？他们怎么会长了脑子？
宦官卑贱是真卑贱，但亲近也是真亲近。官僚干不了的事情，宦官们都能干。所以，简单概括这伙人就是四个字：位卑权重。但宦官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愿意一直这样位卑权重下去吗？
当然不愿意。
宦官们也想获得令人敬仰的地位，也想把手中的权力制度化。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生存。
窦武、陈蕃对宦官集团发动大清洗，就是动了生存这个前提。
于是，祸起宫禁。
长乐五官史朱瑀第一个发难：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掌权的那些宦官的确该死，杀了也就杀了，但我们这些老实伺候主子的人有啥罪，为啥也要灭族？
虽然史书和士族认为朱瑀是宦官，但就冲朱瑀说的这句话，我们就能知道朱瑀并不认为自己是宦官一党。
但是，大清洗一旦发动，任谁也不会在乎朱瑀这个小人物是怎么认为的。所以，逼不得已，朱瑀成了反士族的急先锋。
外部越迅猛、内部越团结。宦官们在生存面前，表现出空前的凝聚、生长出高明的智慧，而且一通操作猛如虎，就对窦武、陈蕃这些人来了一波反清洗。
当时，灵帝仅有十二岁。
所以，第二次党锢之祸，主要是宦官集团决策、宦官集团主导、宦官集团实施。皇帝参与不多。
那等灵帝长大了、亲政了，他是不是可以放开党锢，与士族集团和解呢？
非但没有，反而变本加厉。
第二次党锢八年后，也就是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朝廷，请求解除禁锢。但是，汉灵帝不仅处死曹鸾，而且还将党锢范围扩大到“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并牵连五族。
所以，宦官们为求自保发动的第二次党锢，非常符合灵帝的意志。
甚至，汉灵帝认为宦官们的“革命”不够彻底，所以他要加码，党人不能做官，党人的亲朋好友也不能做官，党人亲朋好友的五族亲戚也不能做官。大汉朝就要彻底唾弃党人以及党人的党人。
党锢之祸，直到公元184年才被有限度的解除。但不是因为汉灵帝突然仁慈，而是因为黄巾起义。
历史上，纯粹的农民起义很难成功。农民的力量必须捆绑精英的智慧，才能打出力度。比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六国的遗老遗少不仅贡献智慧，而且贡献力量。甚至，这伙精英比农民武装的力量还要强大，直接主导了历史走向。再比如隋末农民起义，不仅干废隋帝国，而且演义英雄传。那这些英雄是哪来的？隋文帝搞行政改革，把州、郡、县三级变成州县两级。一大批郡县级干部彻底失业，随即就加入了农民起义。
所以，汉灵帝和宦官绝对不是白痴。
这伙人对形势和人心的洞察非常精准。“党人”爱做官。不让他们做大汉朝的官，那他们就做黄巾军的官。而一旦“党人”与黄巾军勾结起来，那黄巾起义也就真得无法收拾。
从两次党锢之祸，我们能够看出：不是宦官非要跟士人过不去，而是皇帝非要跟士人过不去。
汉桓帝和汉灵帝，这两个让刘备和诸葛亮叹息痛恨的皇帝，矢志不渝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打倒士族集团。跟什么亲贤臣、亲小人，没半毛钱关系。
那么，“党人”、士人以及士族集团到底干了什么坏事，非要逼得两代皇帝都要痛下杀手？
因为皇帝也有立场。从皇帝的立场出发，他根本不认同士族集团是什么“忧国忠公之臣”，而是一群不听话的国之蛀虫。
首先，士族集团的精英翘楚，也就是所谓的党人、士人们，已经严重影响到东汉王朝的长远统治。
汉承秦制。所谓秦制，就是官僚制。秦汉官僚制与两周宗法制的最大区别，就是不能世袭。你可以是郡守，但不保证你一辈子当郡守，干不好就得下岗；你是郡守，但不保证你儿子也当郡守，干完这一任就得换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这样，官僚制才能加速新陈代谢，也才能积极吸纳底层人才。但东汉末年的时候，竟出现了这种奇葩状况：
官僚制的高层，出现了“累世公卿”，不仅爷爷当三公，而且老爹三公，甚至自己和自己的儿子也能当三公。比如《三国演义》里，袁绍他们家、杨修他们家，以及周瑜他们家。
官僚制的中层，出现了“家世两千石”，两千石一般指郡守，是汉朝最大的地方官。当时的刺史，仅管监察、不管行政，而且才是六百石的小官，还没法跟郡守比。比如《三国演义》里，公孙瓒他们家、陆逊他们家。
官僚制的基层，出现了“世仕州郡”“世为郡吏”，这些人不足以威胁王朝统治，但也全是地头蛇，而且自己的位置是普通人努力一辈子也达不到的位置。比如《三国演义》里，刘备他们家、孙坚他们家。
如果东汉皇帝面临的是这么一个局面，那你说他还怎么办？整个社会已经僵化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如果皇帝再不有所动作，那干脆虚君共和算了。虚君共和，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东汉帝国的国家利益怎么办？不管是上层公卿、中层两千石，还是基层郡吏，他们眼中只有家族利益，而无国家利益。
其次，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士族集团只顾家族利益不顾国家利益，直接导致帝国财政紧张。
相比西汉，东汉的边地麻烦更棘手。
汉武帝之前，跟匈奴和平相处，这种状况最省钱。国家的钱，主要用来养皇帝、养宗室、养官员，以及养一些常备军。这就够了。汉武帝之后，开始费钱，因为得打仗，而且一打就是上百年。但总之还能找到个目标、有个期限。把匈奴打服，这就行了。等他们不服了，咱们再打。
到了东汉，麻烦是羌人。北边的匈奴，基本不再闹腾，换了一波鲜卑人，但也能控制得住。但是，羌人与匈奴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打匈奴，是正规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还能和。但打羌人，就是反恐战，而且没完没了。因为羌人里面根本找不到一个头，一般都是小团伙叛乱，偶尔搞一个大规模联合。结果就是不停地花钱。
这时候，东汉的财政真得吃不消了。
相比西汉，东汉的经济要更好，土地大量开发、人口大量增长、技术大幅进步。但东汉的财政比西汉差太多。没有汉武帝那种流氓且会精算的皇帝，是一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士族集团隐匿了大量的田产和人口。国家的税基变小、变薄，那东汉也就只能一直缺钱。
西晋大臣刘毅批评晋武帝司马炎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亡国之君卖官捞钱，捞到的钱还都放进国库；陛下您也卖官捞钱，捞到的钱却都揣自己兜里，所以你司马炎还不如汉桓帝、汉灵帝。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东汉财政真得不行，皇帝只能靠卖官捞钱，才能平衡国家开支；另一个问题是西晋财政更不行，正常收入上来的钱，连养活皇帝都费劲。
但是，我们同时能知道：汉桓帝、汉灵帝卖官鬻爵，不全是为了个人腐败。
士族集团只管自家利益，他们不管草原问题、更不管羌人问题。那这些问题，谁来管？只能皇帝来管。皇帝来管，就要找钱。但士族集团垄断地方郡县，钱收不上来。所以，逼不得已只能卖官鬻爵。
所以，从皇帝的立场出发，士族集团就是一边享受国家安宁，一边蚕食国家的税基，还一边痛骂自己卖官鬻爵。对于这伙人，皇帝能不恨吗？
第三，士族集团不仅不顾国家利益，而且还没有大局观，对于西北边防事务完全不上心。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汉武帝打匈奴、开西域，最后就是人命换葡萄的结果。所以，东汉以来，中国逐渐转向内在，对外部世界不关心、不好奇、不负责。
这完全是被地理经济限死了。
往北，出了长城，就是低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草原地区。这地方除了放牧就是放牧，远不及种地的收益高。去草原折腾半天，也就抢点儿牛羊。往东、往南，都是大海。即便穿越东海、登陆日本，穿越南海、登陆马来，然后还能干点儿啥？只能荒野求生。往西南，是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折腾到印度，还能弄两头大象吗？一直往西，是西域，大片沙漠零星点缀着的绿洲，能引进点儿新物种就不错了。
最后，大家发现，就咱们家最富裕。那得出的最理性决策，自然是别出去折腾了，就在家呆着吧，出去冒险的成本收益比太低。
带头转向内在的，就是士族集团。因为这伙人的主要利益不在西部，而在东部。所以，班超经营西域，虽然很伟大，但东汉朝廷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有风吹草动，就劝班超赶紧回家，在那边搞外交、搞战争太费钱。
甚至，他们不仅不关注西域，而且也不在乎西北，也就是与羌人交战的甘肃、陕西地区。但是，如果连这些地方都不要了，那关中还能安全吗？那里可是埋着汉朝历代皇帝。而如果连关中都不要了，那洛阳也就没法安全。
但是，士族集团只在乎自家庄园，以及自己在本乡本土的名望，一点儿也不在乎西北，更不在乎前线卖命的将士。对于边地武将和西北军事，士族集团完全是一种无所谓、不在乎的态度，认为这些人纯属在做无用功。
窦武、陈蕃等人被宦官集团反清洗的关键因素，是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站了宦官。
虽然张奂自己说被骗了，但不管他怎么说，他当时就是站了宦官。张奂的选择非常纠结。自己前线打仗，就需要后勤支援，但士族集团肯定指望不上。这些人不仅不会给自己提供支持，而且还会抹杀自己的功绩。
那怎么选？宦官也不怎么样，但比士族集团还要靠谱一些。所以，武将集团，特别是边地武将，宁愿选择站队宦官，也不选择站队士族。
因此，何进、袁绍发动宦官清洗运动之前，一定要制造声势，让边地武将提前表态。因为这伙人很可能跟张奂一样纠结后，站了宦官。
因为关系长远统治、因为关系国家财政、因为关系国家安全，所以东汉皇帝一定要跟士族集团过不去。跟外戚的仇，仅是争位子，争谁说了算的问题；跟士族的仇，则是争国家，也就是国家要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