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故事，但总被写成故事。因为史书就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记录历史。
久而久之，故事思维也就成了我们的历史思维。
故事中有好人，也有坏人。那历史中也一定有好人、有坏人。
王朝兴，因为好人；王朝衰，因为坏人。
为好人掬一把同情的泪，也为坏人唾一口污浊的痰。
但真实历史中，你很难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甚至，好人未必干了好事、坏人也未必干了坏事。
同时，史书讲故事，也不是客观地讲故事，而是带有某种立场地讲故事。
故事仅是披了滤镜，立场则是开了美颜。滤镜模糊细节，美颜放大偏见。立场先行的美颜，让我们距离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更远一步。
对于东汉末年的宦官集团，几乎一边倒的唾弃。史书上，很难找不到什么好话。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在当时，小人和贤臣很好区分。贤臣就是士族出身的官，小人就是宦官和依附宦官的官。诸葛丞相直接把宦官定性为东汉倾颓的罪魁祸首。
诸葛亮出自琅琊诸葛氏。所以，士族抹黑宦官当然不余遗力。
那宦官自己呢？
同样不余遗力，而且身体力行。
最典型的就是曹操。在任洛阳北部尉时，曹操严格执法而且过度执法，直接杖毙大宦官蹇硕的叔叔。父亲曹嵩，是宦官一党；爷爷曹腾，是超级宦官。曹操就是根正苗红的宦官之后。那宦官之后又何苦难为宦官？
因为曹操这个宦三代正积极向士族集团靠拢，所以必须纳个投名状。
你们士族集团对宦官“纤罪必诛”，但也就在地方上收拾宦官和宦官的家属。看我曹操，直接敢在天子脚下收拾宦官，而且往死收拾。
所以，连自己人都厌恶宦官集团。
那么，东汉的宦官集团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唾弃。
坏事当然数不胜数。
但这不是宦官集团招人嫌弃的主要原因。因为士族集团也没少干坏事，却同样美名不断。十常侍在手刃大将军何进的时候，痛斥说：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
你说我们这些宫禁中的宦官不干净，那朝堂公卿们又有谁是干净的？也没有。士族集团的精英，也就是所谓的贤臣们，同样找不出几个堪为时代楷模的典型。
因为干了坏事所以被人厌恶，甚至被自己人厌恶。这个逻辑就没法成立。
东汉朝堂，总计有四大势力，分别是皇帝、宦官、外戚和士人。
在这四大集团中，皇帝和外戚的关系非常微妙。这俩人，往往先是互相依赖，再是互相弄死。
东汉法统承认的皇帝是12个，第一个光武帝62岁、第二个汉明帝48岁，最后一个汉献帝54岁，除了这三个，其余皇帝的寿命，最长也不过30岁。所以，东汉一直是小皇帝登基、少皇帝临朝、壮皇帝死掉。
小皇帝不能亲自处理朝政。所以，只能太后临朝，但太后也年轻，自然搞不定。于是，只能把权力交给太后的父亲和哥哥，也就是外戚。
所以，皇帝和外戚就结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皇帝有名分、外戚有权力。
而小皇帝是会长大的，长大的皇帝就要自己处理朝政。但这时候，外戚们仍旧年富力强，而且拒不交权，甚至还想把皇帝当摆设。
于是，皇帝和外戚的关系就变成互相弄死。
皇帝自然要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但靠谁拿回权力？
靠宦官。
所以，皇帝和宦官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组关系，不仅非常好，而且一直好。即便搞定外戚，皇帝还会重用宦官。
那皇帝为什么不能依靠朝中的正直大臣，也就是士族集团的贤臣，来收回权力呢？
因为外戚把持朝政时，把该换掉的人全都换掉了。士族精英肯合作，那就庙堂之高；士族精英不肯合作，那就江湖之远。同时，宫中宫外全被外戚把控，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外戚的监视之下。所以，皇帝也不可能接触到所谓正直的大臣。
外戚梁冀直接敢把皇帝弄死。这时候的正直大臣，也就是诸葛丞相所谓的贤臣们，有谁伸张正义了？不能说一个都没有，但肯定没一个顶用的。汉桓帝清除梁冀，只能躲在厕所里跟宦官密谋。
这是皇帝与外戚、皇帝与宦官的关系，那宦官与外戚呢？皇帝与外戚是什么关系，那宦官与外戚就是什么关系。所以，这对儿关系不用多说。
接下来，就是外戚与士族的关系。总体来说是斗争与合作，但主流是合作。因为东汉的政治传统就是外戚掌权。
这个传统，自西汉时就开始酝酿。
西汉末年，大外戚王莽不仅换皇帝，而且改朝换代当皇帝。所以，西汉的外戚已经特别嚣张，甚至可以说登峰造极。
到了东汉，外戚掌权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
东汉皇帝普遍比较弱，东汉朝廷也普遍比较弱。因为地方豪族，也就是士族集团，已经崛起。所以，皇帝找媳妇，就要求带资入股。简单说就是皇后的娘家人必须给力，能支持皇帝坐稳皇位。
所以，外戚掌权就成了东汉的政治传统。
一旦上升到传统，那就自带合法性。外戚掌权，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士族集团投靠外戚、依附外戚，也就不用遮遮掩掩。
所以，士族与外戚之间的合作就要大于斗争。关键是人家外戚真有权，不合作就不是处江湖之远的问题，而是脑袋搬家的问题。
最后说皇帝、宦官与士族的关系。为啥没有分成皇帝与士族的关系、宦官与士族的关系？
因为皇帝和宦官在本质上是一回事。皇帝要搞外戚，那宦官大概率跟着皇帝一起搞；皇帝要搞士族，那宦官大概率也要跟皇帝一起搞。
说到这里，基本上也就理解皇帝与宦官的关系本质了：宦官就是皇帝的工具。
皇帝要搞事情，手底下就得有人。但正常情况下，皇帝手底下就俩人，一个叫外戚、一个叫士族。外戚，都不是帮不帮皇帝的问题，而是搞不搞皇帝的问题。士族，也就是所谓的贤臣，他们的一贯作风是阻止皇帝搞事情，同时还挖国家的墙角。
官僚制的正常流程走不通，那就走官僚制以外的非正常流程。于是，皇帝放权给宦官，然后让宦官替自己搞事情。
所以，皇帝与士族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集中表现，就是两次党锢之祸。
汉桓帝延熹九年，朝廷准备大赦天下。有个叫张成的术士，提前从宦官那里得到这个大赦的消息。为炫耀自己法力高强，张成放出消息说：最近五行克五行，大家杀人都没事，可以随便搞事情。但没人信。所以，张成让自己的儿子出去杀个人、打个样儿，非要制造一波热点。张成的儿子出去就杀人、杀完就入狱。但赦令随即下发，张成的儿子自然啥事儿没有。但这件事被司隶校尉李膺关注到了，很快查明真相。于是，李膺不顾赦令，直接杀了张成的儿子。
李膺这么干，相当于咣咣打了宦官的脸。所以，宦官集团立即反击，向皇帝告状说：李膺这些所谓名士不仅在京师太学豢养游士，而且勾结地方各郡学生，同时互相吹捧、结党营私，甚至诋毁朝廷、败坏主流价值。
汉桓帝“偏听”宦官一面之词，宣布李膺这些人为“党人”，立即发动“整风运动”。
但是，士族集团太强大。下面执行层有李膺，上面决策层有陈蕃。太尉陈蕃直接把皇帝的诏书退了回去。按正常的建制流程，皇帝的诏书必须经过三公签发才能生效，生效的诏书才能公布天下。所以，皇帝可以随便写诏书，但三公不给你发，那诏书就是废纸一张。
这时候，士族集团不仅打了宦官的脸，而且直接打了皇帝的脸。
皇帝虽然被怼得很窝囊，但也不是一点儿没办法没有。一个办法是动用“黄门北寺狱”，这地方可以直接抓人、办人；另一个是换三公，陈蕃不听话，那就换一个听话的。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抓了很多人、免了很多官。但是这一次仅是不让党人当官，没到杀人的程度。
桓帝死后，外戚大将军窦武掌权。窦武跟士族集团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外戚加士族，就要对宦官集团来一个大清洗。
但大清洗没搞成，反被宦官集团来了一大波反清洗。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真得大开杀戒。
宦官与士族之间，第一次党锢之祸相当于结了梁子、第二次党锢之祸相当于拉了仇恨。但源头就是一起术士之子杀人事件。这么一个小故事，就能掀起两次大波浪吗？
当然不可能。
延熹九年的那次大赦，宦官集团是有目的的。他们想利用这次大赦，解救自己人。很多宦官和依附宦官的人，都被士族集团给抓了。那怎么才能救下这些人呢？搞一次大赦，最合适。
士族集团也不是傻子，自然看透了宦官的诡计。所以，根本不在乎皇帝大赦天下的诏令，该杀还得杀，必须按照正义原则行事。对宦官及其门人一定要“纤罪必诛”，不管罪大罪小、一律杀头；“虽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无论官大官小、一律收监。
所以，像李膺杀张成之子的案子，就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
宦官要救自己的人，那皇帝就要大赦天下吗？
皇帝当然会。
因为宦官和宦官的党羽都是自己搞事情的工具。工具被搞没了，那皇帝还怎么玩？所以，发赦令、救宦官，从根子上说，就是皇帝的意思。
因此，不是李膺不给宦官面子，也不是陈蕃不给皇帝面子，而是整个士族集团不给皇帝面子。所以，这个“整风运动”也就必须搞。搞不定士族集团，那汉桓帝这个皇帝直接退位算了。
所以，表面上看是宦官集团与士族集团的战争，实际上则是皇帝与士族集团的战争。
宦官仅是工具。
但是，垄断意识形态制高点的士族集团，只能骂一声桓帝和灵帝是昏君，却不敢骂得太过分。那这口气出不来怎么办？骂宦官。国家败坏的这种程度，全是这帮小人的罪孽。
于是，宦官集团不仅当世遭人厌恶，而且后世遭人唾弃。但实际上，宦官只是皇帝的工具。他们自然不干净，却也不比那些士大夫更肮脏。
比之宦官这群工具人，那些具有自我意志的贤臣“好人”，或许更该为东汉的倾颓负责。这也是汉桓帝和汉灵帝一定要搞党锢的原因所在。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