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加强与全球化进程的渐趋深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着新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如何完善中国国家治理乃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无疑是当前的时代主题。回望历史，重审近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及其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过程，或许能为当下提供有益的参照。为此，2023年3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办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学术圆桌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讨。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主持此次会议，特邀清华大学王建朗教授、四川大学汪朝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金以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俊义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杜继东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董丽敏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洪庆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徐茂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侯中军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宋佩玉教授作为主讲嘉宾。
参与圆桌学者合影
陈恒教授首先向来到光启讲堂的各位学者表示欢迎，进而阐述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这一主题的意义。陈恒指出，从历史看，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其间经历的磨难挫折，值得回顾总结；从现实看，今天中国的发展如何影响世界秩序，是国际瞩目的焦点，学者需要作出回应。特别是在原先大家一致看好的全球化进程突然中断的情形下，反思显得尤为必要。他打比方说，全球化进程的中断，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各种此前难以想象的疾病与症状出现，如排外仇外的种族主义、极端傲慢的民族主义、自以为是的民粹主义、警察国家的专制主义、炫耀夸张的性别主义、否定科学的反智主义等等。陈恒认为，在此背景下，讨论这一主题，既有历史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甚至还包含了对未来的想象，他期待今天邀请到的各位资深学者，提出精彩的想法。
王建朗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展开。他首先指出，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离不开全球性的配合，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承认、尊重各国在国家治理理念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共识。接下来，王建朗从近代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入手，提示要持中把握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既不能过分突出，又不能轻视，需要注意价值与利益之间的平衡。最后，他强调在全球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注重大国外交、建立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形成最广泛的国际合作是关键所在。
汪朝光教授从主题、维度、方式、实践、展望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问题。就主题而言，他认为，当谈到国家治理时，一般指中国的国家治理，属于中国史范畴；而谈到全球治理，则属于世界史的范畴，这两种范畴的结合与互动，在主题上已经具有中国史与世界史交融的意义。这非常符合中国史和世界史边界逐渐交融的学术发展潮流。这一学术主题，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值得持之以恒地进行。
明确了这一论题的意义，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什么样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汪朝光提示，观察历史离不开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从时间维度出发，古代、近代、当代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显然有相当区别。古代的国家概念并不完整，国家治理边界含混，而全球治理，其存在与否尚存疑问。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国家治理可能才有相对严格的边界，并与全球治理体系相关联。而当代的国家治理及全球治理，与过去显然又有极大分别。这一时间脉络需要加以梳理。就空间维度而言，国家处于不同的空间之中，中国一般被认为是大陆国家，这样一种先验性的意识或概念或许在相当程度中会束缚我们的思考，因为中国其实亦有辽阔的海洋，不宜简单归类。美国同样如此，其往往被理解为海上强国，但实际亦有广袤的大陆。
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理？汪朝光认为，制度、组织、技术等因素都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容易理解的；同时，价值观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世界范围内，一定存在一些大致相同的价值观，比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需要注意的是，当回溯历史，深入讨论某一话题（价值观）时，需要就其所处时空确立判断标准，不能以今判古。
在阐述了可能的治理方式后，汪朝光从实践层面考察了近代中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状况。他认为，近代中国在全球治理参与方面有成功之处，最明显的表征即两次世界大战。就战争的发源和进程而言，一战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但近代中国毕竟站在了战胜国体系的一边，就国家、民族而言，有其意义。二战则存在明确的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德国、日本法西斯主义式的对外扩张，使其被牢牢钉在历史的处刑架上。回过头看，当时的中国实际面临着不同选择。如战前中国和德国关系密切，德国同样非常强大，在此意义上，中国存在与德国站在一边的可能性。但中国最终选择加入同盟国，这一选择无比重要，其间的解释还不够深入。仅仅从国民党政权的当政者亲美这一因素来解释，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这一选择何以发生，从中我们应该吸取到怎样的经验教训，还值得考虑。
同时，汪朝光注意到在国家治理方面，近代中国确实有不够成功的一面。他举例说，1937年以前中国从来没有严格的人口统计，所以难以建立起现代征兵制度，因这一制度实施的前提就是人口统计。日本投降时，国内人口将近1亿，但军队还有700万，证明它的动员能力相当高。而中国4亿5000万人口，也只有700万军队。何况抗日战争本是保家卫国的战争，但在国统区甚至因为拉壮丁而民怨沸腾。由此引发的问题便是，何以一个相对成功的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并没有能够相应地传导到国家治理层面？汪朝光进而将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认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通过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迅速增强国力，改变了自身命运，然而后来的法西斯扩张却毁灭了日本。日本在国家治理层面的成功之处，并没有相应传导到全球治理层面。这一与中国迥异的近代命运，值得细细体会。
最后，汪朝光展望了未来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可能情形。就国家治理而言，新兴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国家治理之中，固然相当方便，但亦值得警惕。技术之外，更多的自由度和创造力，仍值得强调与珍视。需要考虑用良治、善治的方式来使得国家治理有全方位的发展，包括精神体系、价值观的发展，而非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就全球治理体系而言，现有的全球体系大致是二战以后搭建的，以联合国、世贸组织等为中心的体系，这一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
苏智良教授以上海为例，从地方经验回应了今天的议题。今年是上海开埠180周年，他认为这180年的上海历史，大致可以分成四段，其间贯穿着“从开埠到开放”的线索。第一段大致是1843年至1893年，也就是开埠50年的历史。1843年11月8日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福尔（George Balfour，1809-1894）到达上海，宣布17日开埠，从此上海的命运发生转变。以往关于这一时段的历史叙事基本围绕“殖民化”展开，苏智良尝试提供这之外的历史解释。他指出，江海关的历史可能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线索。1843年外国商船在外滩停泊，洋人抱怨去江海关不方便，上海道台于1843年11月17日设“盘验所”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岸，外国船只来上海做生意，进港需要查验。上海能在中国的近代化中领先，港口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段则是首位城市的魔力，大致是1894年至1937年，是大规模城市迅速发展的历史。
结合历史与现实，苏智良指出，上海长期在国家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就历史而言，如1909年2月，在上海外滩的汇中饭店，召开了13个国家参与的“万国禁烟会”，这称得上中国近代第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全球性的禁毒，就从这个会议开始。再如上海公共厕所的历史，上海最早没有公厕，因为租界需要建立一些公共设施，因此才有了厕所。由于起初出门活动的基本都是男性，一开始未写明男女厕所，随着西方女性的增多，逐渐出现男女分厕，这又涉及厕所管理等问题。在近代化过程中，上海经验逐步推广到长三角地区，再流向全国。谈到当下现实，苏智良简要列举了上海所取得的成就，如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浦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及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等。他最后强调，地方问题治理的经验，也能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方案，与全球治理体系等重大问题相关联，要注意把握其中的关系。
金以林研究员从“毛泽东、蒋介石如何应对共产国际的解散”这一议题切入，钩稽史料，探究人物行为，辨析人物心理，指出应该重视“人”的因素在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张俊义研究员谈到，在长期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经历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一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秩序由原先以朝贡体系为标志的帝国秩序演变为以西方为主导的条约体系秩序。让人感兴趣的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做了哪些贡献？张俊义指出，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生发出很多研究议题，甚至催生一些方向性变化，如侯中军教授现在关注的民国以来中国对国际组织、国际体系的贡献，再如华工与一战这类原先研究者关注甚少的课题。针对时下“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潮，张俊义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并非要割裂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在故事的述说中，应当更注重中国与世界的关联。
杜继东研究员表示，国家治理是值得进行学术层面研究的议题，历史学界应有所作为。他提示了开展国家治理研究可行的方向，例如晚清的国家治理就是饶有趣味的个案，因为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的构想一直停留在纸面，而没有落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葛值得寻味。顺此而下，北洋政府的国家治理、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治理、法西斯主义对国民党国家治理的影响，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延安时期至改革开放时期），其中的成败得失都值得厘清。他还提示，近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受西方冲击非常大，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面向。最后，杜继东以“一带一路”等国家层面政策的实施，说明了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
董丽敏教授认为，国家治理不仅仅一个是学科前沿的话题，尤其需要注意到其中蕴含的深刻的现实与历史诉求。谈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及二者的关系，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就是要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为前提，需要追问中国如何以新的角色身份进入到全球治理体系之中，由此才能去追问中国治理经验与世界治理格局之间如何兼容、互动。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相关的知识更新诉求才能被进一步地被在地化处理。更具体地，这一问题或可以置换为：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治理经验怎样和全球治理体系相互动？
她从几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意识可能生发出的议题：
第一是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理念与科层制治理方式之间的张力关系。落实在实践层面，就是政党统治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处理的问题。处理不当，或者会带来僵化的官僚体制和官僚主义的问题；或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需要在理念与技术、制度与对象、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第二是国家与基层社会互动的关系问题。她指出，一方面，作为小农经济历史悠久的国家，传统帝制中国的治理基本以“皇权不下县”为特征。县下的国家权力出现真空，后来才有革命性的力量进入填补。因此基层治理，尤其是农村基层治理，是革命中国非常重要的内容，后来也形成一系列经验，如以互助组、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为核心的组织乡村社会的经验，其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推动了乡村社会治理形态的重塑与再造。这既是国家治理乡村的过程，也是国家这一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其中的复杂性目前研究得还不够。另一方面，从城市角度来说，社会主义中国还形成了一系列以单位为依托的经验，其中涉及单位这一小社会与国家这一大社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创造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市场经济为依托而形成的治理模式的经验。当然，这一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非常大的转向，如何衡量其得失，还有待考虑。
第三是特殊人群治理问题。当今社会青年、妇女群体又往往成为了问题。她认为，此前的社会主义治理实际提供了非常多值得参考的经验，重点在不将青年、妇女问题单独处理，而是将其放在整个社会进步的大逻辑中加以理解与推进。问题只是表征，解决问题需要有一整套社会、政治的运行机制。从妇女角度讲，托幼、妇女保护、同工同酬这类机制此前就发挥过作用。
因此，她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将既有的国家治理实践经验梳理清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些能够贡献给未来世界的精神性、价值性的遗产。而总结这些经验，需要在跨学科的视野中，由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一起协同推进。
洪庆明教授从期刊主编的角度出发肯定了这一讨论主题的意义。他认为，学术期刊的基本任务就是呈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考，围绕这一主题的相关讨论显然与此旨趣契合。同时，作为世界史研究者，洪庆明认为应该注意西方不同历史道路之间的差异性。宏观地看，西方的政治体制、工业化、政治文化信仰建构，是西方近1000年历史积淀的结果，大趋势相似，但其中亦有不同。如英国渐变的现代化道路与欧陆革命道路的不同，再如法国与美国在总统制上的差异。把握这种不同有助于理解中国的道路模式。回到中国自身，他认为，在谈论“中国式现代化”时，首先对概念本身应有反思。其次需要考虑，古今先贤追求进步的过程多有顿挫，然而何以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背后的机制究竟如何。最后，他强调历史学者必须具有前瞻性眼光，需要考虑未来世界的走向。
徐茂明教授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讨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具有很好的现场感与历史感，并由这一主题延伸讨论了海派文化的形成与特征。在他看来，海派文化正是中国与西方互动的产物。晚清到民国初期，“海派”一词是比较狭窄而负面的，专门批评“海派绘画”和“海派京剧”的不正宗，后来逐渐延伸为一种比较宽泛的海派文化与生活方式，到1950年代还是受到批判；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上海市委宣传部曾召开过一次海派文化研讨会，当时学界对海派文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主张去粗取精。直到本世纪初，海派文化才被赋予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等正能量内涵，从而得到全面肯定，2018年后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三大品牌之一而得到市政府的积极弘扬。在梳理海派文化形成过程的基础上，徐茂明认为，海派文化主要具有现代性、本土性、兼容性三大特征。他强调，海派文化的现代性既有江南文化传统理性的内源因素，同时也有上海开埠以来西学冲击的外源因素；同样，海派文化的本土性也是兼具传统延续与西学自身反思的因子，如一战之后西方世界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从而引发中国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西方史学家也开始将视野转向东方，积极从中国发现历史，这些学术思潮都影响到海派文化的重新定位。说到底，海派文化作为上海城市的精神特征，是上海与世界持续碰撞、互动、融汇的结晶，人们对海派文化的评价与时俱进，实际上也体现了上海乃至中国自身实力的发展与自信心的增强，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摒弃晚清士大夫的敏感、戒惧和自卑，以自信、平等和理性地看待世界的眼光与勇气，积极拥抱世界上所有的先进文化。
侯中军研究员就本次议题提出三个可供思索的问题。首先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利益问题。在民族国家时代，全球治理体系需要主权国家间的协同合作，国家治理也需要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寻找自身的利益点，第一个问题就是，主权是否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他指出，从国际法史的角度看，主权是否可以分割这一问题在近代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且至今未能解决。回溯历史，近代中国被迫割让租界，出让了管理权，实际意味着出让了主权，但在一战战胜时，日本希望直接从德国手中接过青岛，此处便存在着一个理论盲区，即行政管理权在未得到原主权国同意的情况下，能否转交。
其次是，近代中国探索国家治理、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什么？侯中军表示，至今没有看到过官方对此有过较为清晰的定义。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实际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制度层面，近代中国的演进主要围绕着这两大任务而展开。两大任务又有先后，在民族独立未能实现之前，很难说存在完整的国家治理。直接地说，近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首先要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完成。这又牵涉到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问题。
第三是殖民势力东来以后，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时的身份与地位问题。他认为，在一战以前，中国事实上参与了全球治理体系，但基本上是以被束缚者的身份参与，甚至被迫出让部分国家主权。一战是真正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构建的时间节点，在一战之前，存在区域性的国际合作组织，但那只是围绕专门的区域或业务展开，尚未形成涵盖全球的体系。随着历史发展，眼下真正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逐渐形成，应该思考，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是否能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其他国家可接受的治理经验或公共产品。
宋佩玉教授的发言主题为“近代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全球视角与中国选择”。她指出，金融问题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全球金融活动与价值观、国际规则、国际组织等因素均深有关联。具体到近代中国，其金融治理如何与国际体系相榫接，既有研究还揭示不够，中国金融史的研究者往往将国际金融史作为背景进行分析，而国际金融史研究者又觉得近代中国金融治理乏善可陈。接下来，宋佩玉从三个历史阶段具体阐释了这一问题。
第一阶段是1870年到1914年的帝国主义秩序阶段。她认为，货币是金融的核心，在这一阶段，国际货币体系是古典金本位体系。核心国始终维持着固定的汇率，避免货币的汇率波动，这也促进了各国经济增长与世界金融的整合。一国加入或退出金本位体系，是其出于自身条件考虑的最优化行为。然而，由于世界黄金存量分布不均，各国黄金储备和开采技术不同，国际货币体系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心国家，一是外围国家。古典金本位时期，中心国家以英国为主。中国无疑是外围国家，采用银本位。而且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在帝国殖民体系之下，中国一直处于食物链的底端，没有选择的权利与实力，实际处于无法解开的死结中：追随金本位的潮流，中国国内经济处于困境，没有资金可以实现目标，亦不能从外部环境获得资金支持；选择银本位，那么肯定会落后于金本位体系，同时中国并非产银国，白银流动还会受制于外。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状况大致如此。不过，宋佩玉也指出，西方的货币体系观念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经过商人、官员、知识分子的推广，在清末逐渐形成了改革币制、接轨国际的观念，其中又以前者为重，先统一币制，再考虑采用什么样的货币本位。
第二阶段是战间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使用的是金汇兑本位。一战爆发之前，英国先退出金本位，实行黄金禁运。战后国联成立，召开了许多次全球经济会议，核心就是金融问题。然而此时英国难以恢复至战前的金汇兑状况，黄金持有量大的美国、法国又不愿承担金本位的职责，国际货币体系由此处于危险状况中，甚至导致1929年的大萧条，宣告战后重回金本位尝试的失败。大萧条期间，美国罗斯福上台，开始大量收购白银。中国是银本位体系，禁止白银出口，但走私极端严重，最后局面不可收拾，不得不于1935年进行法币改革，进入纸币本位阶段。这实际上是金本位的变形，只不过背后起先与英镑挂钩，后来与美元挂钩。1934年至1941年，美国从中国收购了4亿盎司的白银，白银从此成为法币的基础。1941年之前，这一体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对抗战的胜利实际起了较大的作用。
第三阶段是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43年就已开始酝酿，英国为了保证英镑的地位，召集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讨论货币问题，制定了凯恩斯计划。美国同样召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制定了怀特计划，怀特计划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1944年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三根支柱支撑，货币体系是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直至1970年代这一体系瓦解。宋佩玉指出，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国民政府赢得大国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总共88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中国占5亿美元的份额，排第四位。然而，中国份额中的80％要用法币兑换美元支付，国民政府无法承担，难以履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义务；而1940年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点放在欧洲，对中国帮助也极其有限，也不可能对法币进行支持。从国民政府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国家货币在世界上的地位实际由该国的经济实力决定。后来内战爆发，更是彻底摧毁了法币成为战后世界主要货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