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名兵团战士，也是一名老知青，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对有关知青题材的文字会特别关注。每次看到有关兵团岁月和知青往事的回忆，我心里就难以平静，也勾起了我对那段时光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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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天，刚满十七岁的我从上海来到了新组建的云南水利三团，被分在了下属连队的炊事班，成了炊事班的炊事员。说我是炊事员，其实当时我并不会做饭，主要是王连长看我身体瘦弱，他担心我吃不了水利工地上的那份苦，才把我安排到炊事班的。
我们连队当时驻扎在基诺山（攸乐山）下，几排简易的草棚就是我们的营房，那几间经过加固处理的房子，就是我们连的伙房。当时我们的称号是兵团战士，兵团战士的任务就是修建曼岭水库，工程量之大和劳动的艰苦程度，一般人很难想象。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那人山人海和红旗招展的画面，上千人组成的水利工程大会战，真的令人震撼。
初到炊事班，班长赵方魁（北京知青）问我：“陈玉娟，你都会做什么？会做饭还是会熬菜？”“班长，我、我会洗碗。”我怯懦地回答说。其实，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做，说会洗碗，也很牵强，我在家几乎没洗过碗。
看别人熟练地淘米煮饭，洗菜熬菜（水煮菜），我却无从下手，就连烧火，我也烧不明白。跟着一位小战士（他比我还小一岁）挑了两趟水，我感觉挑水还行，我基本能胜任。可一天要挑五六十担水，也真不轻松。好在我的身体健康，虽然瘦弱了一点，但有力气，能坚持住。
赵班长看我挑水有些吃力，就对我说：“陈玉娟，实在不行你就去工地吧，咱炊事班挑水也不轻松，再说了你不会做饭，在这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啊。”“班长，我能挑水，我也能学习做饭，我不怕吃苦，我一定好好学习。”看班长要撵我走，我还真害怕了，到了水利工地我能干啥呀，听战友们说，她们抬大筐肩膀都压肿了，一天下来脚底板磨得生疼。
我们炊事班的采购员叫孙高，其实他的个头也不高，据说他的名字就是他父母的姓。孙高是北京知青，他负责为炊事班买粮买菜，凡是与吃饭有关的东西，都是他去买办。买粮倒是好说，用拖拉机到粮库拉一车大米和面粉，能吃好几天。但蔬菜要天天去买，有时在附近的村寨买菜，有时也到城里，实在没菜吃的时候，就是一锅盐巴酱油汤，汤里也有一点菜叶或葱花。
在我们炊事班，孙高是最自由的，除了买办，其他事情他都不管。有时买菜回来早了，他就替我去挑水，让我休息。他还告诉其他战友，让他们教我做饭熬菜。有了孙高的帮忙，我挑水也不感到那么苦累了。
一天王连长看我一个人挑水，他就批评赵班长：“赵方魁，人家陈玉娟一个女孩子，身体又瘦弱，你咋能安排她挑水呢？”“连长，陈玉娟是自己主动要求去挑水的。再说了，她除了会挑水，其他的也不会干啊。”赵方魁一脸委屈地回答王连长。
之后的日子里，赵班长有时间也帮我挑水，孙高也帮我挑水，我就不那么累了，空余时间也多了。有了空余时间，我就跟着会做饭的战友学习淘米做饭，学习熬菜，我很快就学会了做饭熬菜，但我还是喜欢挑水，因为我挑水，有孙高和赵班长帮忙，我也累不着。
啰嗦了这么多，再说说我们连队当时的伙食吧。当时我们的口粮是国库供应，基本都能吃饱，就是食用油太少，有时菜里连个油花都看不见。熬菜就是水煮白菜或萝卜，菜出锅的时候，放上食用盐，再淋上一勺熟油，这就是我们的菜。汤更简单，一锅开水，倒上酱油，放点葱花食盐，汤就好了，随便喝，那是真正的清汤，一个油花也没有。那时生活的艰苦程度，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
半年后，我从上海带来的罐头和荤油（猪油）都吃光了，真的是过起了清汤寡水的生活。伙食不好，没有油水，我的食欲不振，也感觉到身体缺乏营养了。
一天晚饭后，孙高偷偷给了我两个肉罐头。看着那两个肉罐头，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好久没见到荤腥了，这下总算可以慰劳慰劳肚子里的馋虫了。可我一琢磨，我不能吃独食呀，赵班长平时也很照顾我，我就借花献佛，偷偷送给了赵班长一个肉罐头。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战士们都说菜特别香，我也觉得菜很香。过后才知道，我送给赵班长的那个肉罐头他没舍得吃，他偷偷切成碎末放在了菜锅里。
后来我问孙高哪来的肉罐头，他说是从北京带来的，自己没舍得吃，一直留到现在。当时连队的食用油供应不足，他看我食欲不振，就偷偷送给了我。那一刻，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感动，眼泪不由自主地溢出了眼眶。
随后，我把那个罐头又送给了赵班长，全连战士又改善了一次伙食。后来战友们知道是我献出的罐头，大家都伸大拇指，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就是因为那两个罐头，我对孙高的好感大增，从心里喜欢这个心地善良又愿意助人为乐的北京战友。
中秋节过后，在孙高的提议下，王连长同意我们连队自力更生，种菜养猪，改善战士们的伙食，提高战士们的生活水平。
我们炊事班的战友们放弃了休息时间，每天都加班加点到很晚，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劳动，开垦了三亩菜地，修建了两个猪圈，孙高在村寨里买来了四头猪仔，还有十几只下蛋的母鸡，我成了专职饲养员和菜地管理员。
第二年夏天，战友们都吃上了我们自产的蔬菜，隔一段时间每人还能吃一个煮鸡蛋。那年过春节，我们连队杀了两头肥猪，战友们每人半碗猪肉，一连吃了三四天。
因为我们连自力更生种菜养猪，改善了战士的伙食，提高了战士们的生活水平，战友们修建水库的士气大振，团首长还对我们连队提出了表扬。王连长很高兴，他把这个功劳归功于我们炊事班，炊事班又把荣誉给了我和孙高，我俩被评为连队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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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夏天，我们连队的一头猪丢了，我去野外找猪，结果扭伤了脚脖子，是孙高把我从三里路远的地方背回到连队驻地的。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才敢下地走路。那期间，都是孙高和赵班长替我喂猪，替我经管菜地，孙高还在城里给我弄来了两贴老膏药（黑膏药）。也多亏了那两贴膏药，为我减少了疼痛，也缩短了病程。
渐渐地，我爱上了心地善良的孙高，孙高对我也有好感，只是当时我的年龄还不大，再加上水利工程任务重工期紧，连队不允许战士谈恋爱，我们只能把对彼此的爱埋在心里。
一晃就到了1974年的8月份，我们圆满完成了曼岭水库的修建任务，水利三团也撤销了兵团建制，我们近千名知青被合并到橄榄坝农场，组建了八分场，我和孙高分在了一个小队，王连长上调到景洪市工作，赵方魁班长成了我们小队的副队长。
划归到农场以后，我们的生产任务还是很重，不修建水库了，又开始栽种橡胶树了。每天晚饭后，孙高都要陪我散步，陪我聊天，还答应以后带我去看天安门。没人的时候，我俩就手牵着手，畅想着美好的未来，畅想着我们结婚后的幸福生活。
1975年春天，孙高接到了北京他父母发来的电报，让他速回北京。我和孙高依依不舍，含泪分别。那天，我把孙高送到景洪汽车站，一直看着远去的汽车绝尘而去。
孙高离开西双版纳回到北京后，就如泥牛入海，再也没了消息。
那年秋天，我因身体不适晕倒在劳动现场，被战友们抬到了医务室。后来到景洪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我血压低贫血，心脏还有毛病，建议我回上海检查治疗。带着医生开的诊断，我很快就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了上海。
从那以后，我就和孙高断绝了联系，他没有我上海的住址，我也没有他北京的通信地址。后来我给赵方魁写了一封信，问他孙高的通信地址。赵方魁倒是给我回信了，他说孙高的户口已经迁回了北京，具体情况他也一概不知。
至此，长长的思念，也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化作冰冷的泪水了。
1980年夏天，师范毕业后我做了一名中学老师，两年后，我和在区教委工作的一名高中同学结为夫妻，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般，几十年的时间似乎就在转眼间。一别几十年，到了2019年，我重返西双版纳，才和赵方魁有了了联系，通过赵方魁，我又联系上了当年的王连长和几位要好的战友。只是大家都没有孙高的任何消息。赵方魁也去过孙高家以前居住的地方打听过，只是邻居都不知道他家搬哪去了。
时隔几十年，当年参与修建曼岭水库的经历，我至今难忘。当年一起战斗的战友们，我也非常想念你们。曼岭水库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可当年青春年少的一代人已经默默地老去。
目前，我还没有孙高的任何消息，有人说他早就去国外定居了，也有人说他在香港生活，还有人说他进了监狱，这些消息都不靠谱，我难辨真假。只是一想到当年他对我的关爱和帮助，一想到我俩手牵手的情景，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真得很想念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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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友，我的初恋，你还好吗？陈玉娟一直在思念着你呢！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陈玉娟女士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