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吃面不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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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纽约时报》桥牌专栏作家艾伦·杜史高曾撰文称，世界上许多名人都是桥牌的狂热爱好者。
比如艾森豪威尔在等待盟军登陆北非时，靠桥牌消磨时间；丘吉尔在英国参加二战后，仍念念不忘桥牌。
列举了诸多名人后，他还在末尾特意提到：“中国的邓主席更是如此。”
1993年，时任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还特意来到中国，将“主席最高荣誉奖”授予邓小平。
像普通百姓一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有广泛的兴趣爱好。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总结过，邓小平有三个爱好：足球、桥牌和言菊朋的京剧。
邓小平自己也曾对围棋国手、邓小平的桥牌搭档聂卫平打趣道，自己保持健康有四个原因：打牌、游泳、吸烟、喝酒。
在邓小平的众多爱好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打桥牌和吸烟了。但在打桥牌时，邓公却有两个人尽皆知的规矩。
那么所谓的规矩究竟是什么？邓小平在抽烟方面又发生过那些趣事呢？
邓小平的烟瘾
自16世纪初，西班牙探险家发现印第安人用芦苇杆吸烟以来，烟草逐渐在全世界流行开来。
直到1964年，英国皇家医学院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吸烟会大幅度提高患癌的概率，人们这才意识到吸烟的危害。而吸烟有害健康这一概念成为常识，更是要到八九十年代了。
在此之前，吸烟被认为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医生甚至会将吸烟作为辅助治疗的手段，许多知名人物都有吸烟的习惯。
“四大瘾君子”是烟民们津津乐道的吸烟名人代表，他们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丘吉尔、斯大林。
关于邓小平何时开始吸烟已经不可考，邓榕在撰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时曾经专门考证过，她认为早在留学法国时，邓小平就已经开始吸烟。
再结合邓小平老家四川广安的风土人情，不难推测，青年邓小平还在老家读书时，应该就已经学会了抽烟。
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说：“父亲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越是艰难的往事，在邓小平口中往往越轻描淡写。
邓榕就曾问过邓小平，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在干什么？邓小平只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
对许多革命者来说，长征是最为艰苦的一个时期，邓小平也不例外。
那时候，邓小平与罗荣桓是工作搭档，两人都是老烟枪，可这时连粮食都没有，哪里还有烟抽呢？
讨论工作的间隙，他们也会共同回味抽烟的快感。一次行军途中休息时，罗荣桓再一次感慨，行军太苦了，要是有根烟抽该有多好啊！
罗荣桓的话出口，邓小平也不由犯起了烟瘾，跟着附和。随即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棵老树，树上的叶子都已枯黄。
他神秘兮兮地告诉罗荣桓，不就是烟嘛，跟他走，有烟抽。
一句话说得罗荣桓云里雾里，但听说邓小平那里有烟，他也不再犹豫，拔腿就跟了上去。
罗荣桓以为邓小平头脑活络，说不定还真从哪偷偷弄来了这“珍贵物资”。没想到邓小平领着他就走到了先前看到的颓败老树下。
他弯腰捡起几片枯得发脆的树叶，放在手里搓揉，转而又拿出一张小纸条，把树叶末子卷成一个卷，自顾点燃，狠狠吸了两口。
吐出一大口烟，他把树叶卷递给罗荣桓：“来一口。”
罗荣桓这才明白邓小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接过“烟卷”，跟着吸了两口，美得两眼放光。
别说这树叶虽然不是正经香烟，却还是能从中咂摸点滋味的。
见罗荣桓烟瘾得解，邓小平得意地摇头晃脑：“抽烟这事我在行，我就是自动卷烟厂。”
靠着这种乐观精神和坚强意志，邓小平随中央红军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又多次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始终走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
作为一个三起三落的革命家，每次受到内外打压，邓小平都能默默积蓄力量，再度崛起。在苦闷的岁月中，陪伴他的除了亲人同志，就是解忧的香烟了。
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走出了最后一段阴暗岁月，重新以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无论是出席会议，还是会见外宾，邓小平仍然保持着烟不离手的习惯。他最喜欢抽的，是上海烟草出品的熊猫牌香烟。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从那之后，中美间的官方交流日益增多，美国政客时常会来中国访问。
1974年，美国议员杰克逊来华访问，受到邓小平的接连。会见期间，邓小平热情地询问杰克逊一行，是否要吸烟。
杰克逊苦笑着摇摇头：“我们国家的卫生部不停地宣扬禁烟，财政部却在鼓励制售香烟，这两个部门吵吵嚷嚷个没完，现在财政部暂时占上风。”
邓小平听罢哈哈大笑：“他们这么闹下去，一百年也吵不出个结果。”
同年另一位美国议员曼斯菲尔德也来华访问，同样受到邓小平的热情接待。
曼斯菲尔德与杰克逊不同，他是个老烟民，这一点倒与邓小平趣味相投。甫一落座，两人就开始吞云吐雾。
邓小平抽的是烟卷，曼斯菲尔德用的是烟斗，他对邓小平抱怨道：“我们的卫生部禁止我们抽卷烟，没办法，我只能像斯大林一样学着抽烟斗了。”
邓小平微笑着回应道：“你们越禁烟，烟卷就会越畅销，没办法的嘛。”
一件小事，几句话，道尽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这就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进入80年代，吸烟对身体的危害已经成为共识，邓小平的家人开始逐渐限制邓小平吸烟。
邓小平也曾忍不住抱怨，但在公共场合，他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只要有人不喜欢抽烟，他也能忍住烟瘾。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带着香港主权归属等议题来华访问，邓小平对这次外交活动极为重视，中方事前提供的衣食住行，他都亲自过问。
当得知女王不喜欢吸烟后，有干部考虑到邓小平吸烟的习惯，向他提议：由其他领导代替会见女王。
但邓小平看来，这点嗜好再怎么诱人，也必须向国家利益让步，他果断回绝了干部的提议。
会见当天，邓小平与英国女王一谈就是四五个小时。要是在往日，这期间他至少要抽三四根烟，但在这场会晤中，他愣是一根烟没有抽。
伊丽莎白二世知道邓小平是有名的瘾君子，会晤中邓小平对自己的忍让使她大为感动。事后她还专门向中国送来一封信，信中除了赞扬中方的妥善招待，还特意提到：
“希望未吸一支烟没有使你太过难受，事实上我们不会介意的。”
后在邓小平、伊丽莎白二世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回归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还曾向邓小平赠送过一个精致的银质烟盒。
像其他国礼一样，这个银质烟盒也被邓小平上交国家，如今它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向世人诉说着那段国土回归的往事。
1988年，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来华访问。面对这位华裔女性国家元首，邓小平感到与众不同的亲切，他自然而然地想要吞云吐雾一番，于是便询问阿基诺夫人是否接受自己抽烟。
阿基诺夫人婉转地告诉他：“我不能要求您不抽烟，因为我不是这个国家的元首。但在菲律宾，内阁开会是不允许抽烟的。”
邓小平听罢立马打消了念头，整场会谈下来又是一口烟没抽。这次会谈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的设想，得到了阿基诺夫人的积极回应。
邓小平的绅士风度和强大的自制力受到各国元首的高度评价，为国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1989年前后，在家人和医生的劝说下，邓小平终于彻底戒烟。
眼看自己的爱好被一项一项“剥夺”，对于硕果仅存的“打桥牌”，邓小平就格外重视了！
桥牌打遍天下无敌手
桥牌是一项促进大脑活跃的运动，股神巴菲特曾说：“年轻人不打桥牌就错了，要是监狱里有三个会打牌的人，我愿意永远坐牢。”
最痴迷时，巴菲特每周都会拿出至少12小时来打牌。他的网络牌桌上，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是常客，可见名人们对桥牌运动的推崇。
邓小平抽烟曾被全家人共同反对，但在打桥牌这件事上，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却带头支持。
在她看来，邓小平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数不胜数，工作过后打打桥牌不但可以提神醒脑，更是舒缓压力的好办法。
邓小平也曾说过：“能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能打牌，证明我脑筋还清醒。”
1950年，邓小平出任西南局政治委员，常驻重庆。在这个有着悠久桥牌历史的城市，邓小平也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打桥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项运动。
1959年，邓小平意外摔了一跤导致腿部骨折，长期无法进行剧烈运动，桥牌更成了他仅有的娱乐消遣。
除了特殊时期，桥牌被视为资产阶级娱乐而遭禁止外，邓小平每周三、周六、周日都要在家里组牌局。
周三、周六一般在傍晚7点以后，周日更是下午3点就开始，而结束时间一般在次日凌晨1点后。
即使进入90年代后，邓小平的身体状况不足以再维持长时间久坐，每次牌局也要持续到11点左右。
在邓小平看来，打桥牌是与青年干部拉近距离的好法子。
1961年，邓小平正在北京顺义考察农村建设，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突然接到通知，让他找几名青年干部陪邓小平打牌。
刘仁知道邓小平的桥牌打得好，一般臭牌篓子根本不是对手，他当即在北京市党政干部中寻找桥牌高手。
最终时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王汉斌和北京共青团委研究室副组长王大明被派往邓小平住处与他切磋。
初次与职务、年龄都超出他们很多的邓小平见面，两人不免心理打鼓。但邓小平却出人意料地与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的名字、年龄。
得知二人都姓王后，邓小平笑呵呵地指着王汉斌：“以后你就叫大王。”接着又转向王大明：“你就叫二王。”这一番调侃使两人紧绷的神经立马放松。
初时他们还担心邓小平牌技不行，犹豫着要不要放水。打了一局后发现，邓小平技术高超不是吹的，自己还真不一定是对手。于是他们也铆足了劲，一场牌局下来大家都很尽兴。
此后“大王”和“小王”都成了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这段牌友情谊一直持续到邓小平去世。
在邓小平等人的建议下，中央在北京成立了“养蜂夹道俱乐部”，用来供党政军高级干部休息、健身。
俱乐部成立后，邓小平的牌桌也搬到了这里，人们戏称他为“俱乐部名誉主任”。由于人多座少，牌桌边总是围着一大帮看牌的人，他们被称为“歪脖子”。
据王大明回忆，有一次他们正与邓小平打桥牌，周恩来总理找邓小平处理事情，直接带着文件找到了养蜂夹道。
处理完公务后，周恩来就站在王大明身后，当起了“歪脖子”，时不时地还给出出主意，脱口而出的都是牌桌老手才晓得的“行话”。
邓小平、周恩来的平易近人使王大明、王汉斌深受鼓舞，他们果决的牌风也体现出老革命家的行事风格，对青年干部启迪良多。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结婚时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延安胶卷匮乏，为了节省胶卷，一张结婚照里既有邓小平、卓琳，还有另一对新婚夫妇孔原、许明。
这段奇特经历注定了邓家与孔家会发展出长久的革命友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亟需青年干部。此时孔原与两个儿子孔丹、孔栋都被平反不久，天天在家打桥牌消遣。
万里等人都是孔家牌桌上的常客，孔丹、孔栋岁数不大打牌却很老辣，万里这种桥牌高手都常常败下阵来。一来二去孔家兄弟俩便在北京桥牌界出了名。
事实上，孔家父子不仅打牌是好手，做起实事来更是各有所长，只是当时都还没有职务，只有孔丹在中宣部当过一阵子秘书。
听说孔丹和哥哥孔栋也都是桥牌好手，邓小平便时常把他们叫到家里打牌。
在牌桌上，邓小平从来没提过家事、政事，但赢牌时的得意、出错牌时的懊悔全写在脸上。
有时孔栋、孔丹因叫牌发牌争论起来，邓小平就坐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等看够了，邓小平会操着四川口音嚷一句：“吵啥子吔！”
有一回孔丹来得匆忙忘记带烟，牌桌上烟瘾犯了，又不好意思向“老爷子”开口，便偷偷询问邓朴方有没有烟。
邓小平终究还是听到了，直接吩咐警卫：“去拿烟来。”警卫表示家里的烟全被卓琳收走了，邓小平又吩咐他出门再买一盒。
通过与邓小平相处，孔丹、孔栋意识到，资历再老的干部也是平常人。有了这份自信，他们日后的工作也开展的得心应手。
在打牌的过程中，邓小平从青年干部的身上汲取着年轻人的蓬勃朝气，而青年干部们也从他身上学到了自信、果断的处事准则。
1978年7月，周家骝、裘宗沪、郑雪莱等几名桥牌爱好者联名向邓小平写信请愿，请求为桥牌正名，将这项运动在全国推广。对此邓小平欣然同意，指示体委处理。
从此以后，在文革中被斥为“资产阶级娱乐”的桥牌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成为了世界桥牌联合会的一员。
中国桥牌走向世界，同样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影响，对促进中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以此为契机，上海于1981年举办了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
这次比赛可谓是世界桥牌界的盛事，共有20多支队伍代表全世界各个城市前来参战，其中仅美国就有4支代表队。
美国队伍的参赛是由两位华人杨小燕、翁心梓一手促成的，翁心梓是国民党元老翁文灏的侄子，杨小燕更是著名的世界桥牌皇后，他们两人也是美国代表队的领队。
出于对邓小平的仰慕，翁心梓向中国桥牌协会会长荣高棠提出，能否与邓小平见一面或者打一次牌，邓小平获悉后欣然应允。
3月4日傍晚，邓小平准时来到养蜂夹道赴约。原本的安排是邓小平与翁心梓结对，杨小燕与另一名中国干部丁关根结对。牌局开始前，杨小燕突然起身请求要做邓小平的搭档。
“好哇，更能提高我的牌技。”邓小平爽快答应。
四个人从8点钟一直厮杀到11点多，邓小平尽兴而归，临走前还应翁心梓夫人请求，在她的藏书《周恩来选集》上签了名。
这场桥牌切磋让杨小燕大开眼界，她承认邓公牌风稳健、思路清晰，水平远在一般业余选手之上，可以同专业选手一较高下。
回到美国后，杨小燕、翁心梓都感慨：“桥牌就是一座桥，通过这座桥，几千万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与伟大祖国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了一起。”
这次桥牌比赛向海外华人展现了国家包容开放的风貌，成了统战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邓小平的牌桌规矩
不过在牌桌上，不论是搭档还是对家，都能见识到邓小平的平易近人。但要与他打桥牌，也必须遵守两项规矩。
放水是邓小平最为不屑的行为，想做他的牌友，恪守不放水的准则比牌技本身还要重要。
一次桥牌比赛中，一对来自北京医药公司的搭档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们叫牌叫得非常准。
牌友们仔细观察了一阵后，发现这对搭档确实有猫腻，于是当场判定他们退赛。不仅如此，这对搭档还受到了三年不准参赛的惩罚。
在邓小平家中，万里、祝寿和、聂卫平都是老牌搭子。一次牌局中，万里和祝寿和搭档，连战连败输得特别惨，聂卫平于心不忍，瞥见万里手中黑桃牌特别多，便叫了黑桃。
万里一听机会来了，忙不迭地加倍，直接宕了6个，一盘下来直接把比分拉近了。邓小平看在眼里，但并未当场说破，只是在牌局结束后打趣道：“他创世界纪录了。”
几个人一听也就知道聂卫平给对方放了水，还被邓小平发现了。
后来邓小平与聂卫平的妻子偶然相遇，邓小平仍对聂卫平的那次放水行为念念不忘，跟聂卫平的妻子说：“他围棋是九段，桥牌却不是九段。”
1984年起，中国桥牌协会举办了一项名为“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的比赛。第一年比赛后，有两支队伍脱颖而出，获得了此后跳过选拔赛的资格。
这两支队伍一支是邓小平组建的，另一支则是由胡耀邦领队的。
这项比赛一共举办了10年，其中9年由邓小平队摘得桂冠，只有一年被胡耀邦队击败，导致那一年奖杯从邓小平家被送到了胡耀邦家。
一提起这件事，邓小平就闷闷不乐。但是邓小平和牌友们分析后认为，那年比赛确实是自己发挥不好，怪不得胡耀邦横刀夺爱。
而邓小平牌桌上的另一条规矩是不谈家事、公事。
这一条最初是由卓琳提出的，目的是让邓小平好好休息，不要在放松时间还被琐事困扰。
对于这一提议，邓小平也非常支持。在他看来，打牌就应该纯粹打牌，不应该掺杂其他。
根据王大明的回忆，他去邓小平家打牌几十年，只有一次见到牌友们在牌桌上提起公事。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大量冤假错案等待平反，牌友们等不及，在牌桌上请求邓小平为北京市委冤案平反。
北京市委冤案发生于文革早期，这场冤案中，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含冤而逝！
对于这场冤案，邓小平也很痛心，尤其是吴晗，也是他的牌桌老搭档。但此时错误思想还未得到彻底更正，邓小平便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但不回应并不代表不关心，1979年经中央批准，新的市委班子正式为冤案平反。
1979年，邓小平缺个牌友，卓琳为他找来了文教系统的桥牌高手蔡公期。此后的15年间，蔡公期一直是邓小平的固定牌友。
来之前卓琳就对蔡公期叮嘱过邓小平的牌桌习惯，蔡公期也一直恪守牌桌不谈政事的规矩。15年来，蔡公期只有一次坏了邓公的规矩。
那次蔡公期因为处理教室住房问题迟到了几分钟，一进门邓小平随口问他：怎么来晚了？
蔡公期刚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脱身，脑袋还没清醒过来，就随口就抱怨道：“咱们的教师住房紧张，需要凑经费兴建楼房，不好办呀。”
邓小平听到抱怨，也跟着把思绪带入到了工作中：“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这些事也只能一步一步来了……”
蔡公期还在等着邓小平给点建议，看着一旁的牌友都默不作声，猛地想起来自己坏规矩了，赶紧就位收拾桥牌。
蔡公期这一坐，邓小平也跟着回过味来，不再往下说。那之后，除了聂卫平还说过两回桥牌选手参赛的半公事，再也没人提过公事。
1989年，邓小平辞去了一切党政军职务，唯一还保留着的职务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晚年邓公身体渐衰，但对桥牌兴致不减当年！
其实除了吸烟、打桥牌，邓小平的爱好还有足球、游泳、京剧等。诸多爱好加身，使得邓公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贴近生活、有血有肉的国家领袖形象！
参考资料：
王大明.爱打桥牌的邓小平：打牌时不谈国事、家事[EB/OL].中国新闻网,2009-11-11.
王全宝.“小牌友”眼中的邓小平[EB/OL].人民网——邓小平纪念网,2017-01-25.
李景贤.邓小平与烟[EB/OL].中国新闻网,2009-11-23.
吴小毛.小平同志戒烟[J].金秋,2009,(2).
邓小平打牌[J].中外文摘,20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