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强国的统治集团也对巴黎公社采取了敌对的立场。沙俄政府对组织警察监视公社和“国际”的活动家予以协助。美国大使华施贝恩留在巴黎。他伪善地对公社的活动家说，他支持他们的政治纲领。
而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华施贝恩沒有隐瞒他对公社和公社的活动的坚决否定的态度。在公社存在的最危急的日子里，美国大使用保证性的表示欺骗公社社员说，仿佛由于他努力奔走的结果，德国占领当局同意让公社社员的队伍通过德军的防线。听信了这些虚伪的诺言，公社的几队战士向德军的前哨走去，但是在那里，大多数公社社员都被扣留，并引渡给凡尔赛分子。“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所起草的特別宣言中，揭露了美国大使的背信弃义行为。国际反动派建立的封锁圈紧紧地包在公社的周围。
3月18日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成立，引起了劳动人民同巴黎的英勇的无产者的国际团结的广大浪潮。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总委员会，德国、英国、比利时、瑞士、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支部，都表示支持巴黎公社，并且声明说，公社斗争的胜利结局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利害关系。在1870年9月（在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爭的宣言中），马克思劝告法国工人和他们的领导者不要过早地发动，他指出，过早的发动将是“绝望的蠢举”。但是，在1871年3月，当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变成了事实的时候，马克思热烈地支持它。
在4月12日致德国社会主义者库格曼的信中，他怀着钦佩的心情谈到公社社员，说他们是决心“冲天”的人们。马克思指出：“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公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同时又强调了公社的极为巨大的历史意义：“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另一封信中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从巴黎斗争起已经进人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性的重大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在书信中和在通过可靠的人带给巴黎的口头通知中，马克思向公社的活动家们提出建议和指示，回答他们征询的问题，说明他们的错误，给与他们一系列的警告。在5月13日致弗兰克尔和瓦尔兰的信中，他报告了关于俾斯麦同梯也尔和法夫尔相互勾结反对公社的重要细节，并且警告公社社员说，现在德国政府“尽可能地给予凡尔赛分子种种便利，以加速占领巴黎”。在这同一封信里，马克思指示说：“公社浪费在琐屑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似乎太多了。大家知道，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如果你们有时间来弥补已失去的时间，那末这一切就不会造成什么损害。”总委员会痛斥转到凡尔赛分子那一方面去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托伦的背叛行为，批准了巴黎支部联合会关于将他开除“国际”的决定。
根据马克思的倡议，总委员会通过自己的通信书记，向所有设立“国际”支部的国家分别寄发了几百封信；在马克思执笔的这些信中，阐明了在巴黎所发生的革命的真实性质。总委员会在1871年3月、4月和5月的自己的会议中，一再讨论了巴黎的情况，拟定了援助公社社员的办法。
依照列宁的形象化的说法，马克思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作为群众斗争的参者，“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体验了公社的各种事件。
在公社的日子里，德国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的行为是真正国际主义的行为。他们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从国会的讲坛上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上，公开声明他们支持巴黎公社。他们强调指出公社的斗争对于全世界无阶级解放运动的巨大意义，揭穿了德国统治阶级的侵略政策和他们同凡尔赛反革命派的勾结。1871年3-5月，在柏林、汉堡、德累斯顿、开姆尼茲、汉诺威、慕尼黑和德国其他许多城市中，工人纷纷举行大会，声明他们支持巴黎公社的社员们。1871年5月25日倍倍尔在国会中的英勇演说，不但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印象，在这次演说中，他表示确信在不久的未来，巴黎公社社员的解放口号就会成为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号召。
“国际”俄国支部的成员们祝贺巴黎公社这个“无产者的共和国”。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赫利斯多·波特夫对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塞尔维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为这一斗爭写了一系列优美的文章。4月16日伦敦海德公园的人民群众大会的参加者向公社发出了贺信。卓越的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加里波第支援巴黎公社社员的斗争，他缺席当选为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
著名的英国政论家和学者比斯利捍卫公社的事业，在《蜂房》报上写道：“全世界的工人都能够以他们的巴黎弟兄们所表现的高贵品质而自豪；巴黎弟兄们的英勇、坚忍、秩序、纪律、聪明、智慧——真正令人惊叹。”另一位英国进步政论家弗·哈里逊发表了一篇章，预言：“公社的原则将会席卷整个欧洲，归根结底，将会改造社会的一切基础”。美国急进政论家林顿在驳斥反动报刊所制造的关于公社的无耻谣言时写道：“这是工人阶级为了反对长期被无耻地篡夺政权所举行的起义”。
在俄国，当时还没有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运动。因此，对于公社的同情的反响，在俄国主要是来自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的代表者之一——大学生一革命家尼古拉·冈察洛夫编写了一些传单，在传单中，他号召“一切正直的人们”支持公社的事业，并且论证了公社的世界意义。尼·阿·涅克拉索夫为公社的英雄们写了一首扣人心弦的短诗（《长眠了，英勇牺牲的义士们》）。格列勃·乌斯宾斯基在随笔《问心有愧》中，愤怒地斥责绞杀公社的刽子手。
公社和平存在的时期沒有继续很久。4月2日，凡尔赛军队就已经向设在通往巴黎各要冲的公社社员的前沿阵地进攻了。对于公社来说，这次进攻是一种意外情况，在公社的委员中间，可以避免国内战爭的信心占有统治的地位。
凡尔赛分子的进攻在巴黎引起了极大的愤慨。4月3日，国民自卫军的部队分成三个纵队向凡尔赛挺进。但是，在进军前沒有充分的准备。许多战士没有武器，大炮携带的很少——他们以为凡尔赛的士兵是不会严重抵抗的。这种计算落了空。一个纵队遭到蒙瓦列连炮台的致命射击，在3月18日以后，这个炮台仍然留在政府军队的手里。另一个纵队虽然到达距离凡尔赛很近的地方，但是很快就带着巨大的损失撤退了。4月4日，公社社员的其他部队也停止前进了。在这次失败以后，克呂泽烈所领导的公社的军事总部便转入消极防御的策略了。
4月初，国民自卫军进行整编。开始成立了许多志愿部队，如“巴黎复仇军”、“弗路朗斯复仇军”、“革命义勇军”等等。但是，公社司令部所拥有的大量军事物资（特别是大炮）远远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军事机构太多了，它们往往相互掣肘。为了整饬纪律而成立的军事法庭，在行动时过于温和。军事专家的不足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只有少数基干军官转到公社方面来。在公社的军官中间，有凡尔赛的秘密帮凶，用自己的行动破坏公社武装力量的战斗能力。
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条件，人们这样称呼公社的国民自卫军一一还是以眞正的革命英勇精神进行了战斗。马伊奥城关的炮手、特恩城关的战士、伊西炮台的守卫者们的英勇善战，特别驰名。巾帼不让须眉，少年不让成人。连公社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凡尔赛分子遇到了勇敢的对手。
4月6日，麦克马洪元帅被任命为凡尔赛军总司令，维努亚将军被任命为后备军团司令。4月9日，凡尔赛分子第一次向巴黎开炮，如果不算4月25日的一天停战，直到战斗结束为止，他们的炮轰沒有停过。
4月的最后几天，胜利决定性地开始倾向凡尔赛军的一方，这时，他们已经有10万人以上；在公社的军队中，只有3万5千到4万人（根据另外的资料约有6万名）。凡尔赛分子克服了“盟士们”的强烈抵抗，在所有地段向前推进。4月30日，伊西炮台（在南部战线）失守，但是过了几个小时，公社社员又占领了它。由于前线的情况普遍恶化，人们对于军事代表克呂泽烈的战术的不满情绪增强了，他被革职，并被逮捕（后来公社审判他，但是宣告无罪）。他的职务由青年基干军官、工兵上校罗谢尔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