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小时候被家人带去医院，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然而在这么一段“痛苦”的回忆中，却有一抹“甜蜜”总是让人难忘，以至于连带医院都不再那么“面目可憎”。
而那抹“甜蜜”，就是一种被称为“糖丸”的药物。
虽然是药物，却广受好评。这种由奶粉、奶油和葡萄糖制成的“糖丸”，曾经一度安抚了无数小朋友。也正是这种“糖丸”，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里，拯救了亿万幼童，使他们不必受到病魔的威胁。
然而这么一个神奇的“糖丸”，却在2016年被国家彻底叫停。
那么，这个糖丸究竟是治疗什么病症的，这个病症又有哪些危害？能把药物做成糖丸形式，谁这么有创意，其中又有哪些故事？
灾难降临
上个世纪50年代，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席卷了整个南通。一夜之间，数千名孩童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发热、腹泻、全身不适等症状。
还没等医护人员确定病因，这些身染“怪病”的孩子们病情急剧恶化，转而出现四肢抽搐、以及瘫痪的症状。
当一旁焦急等待的父母们听闻，孩子有可能终生瘫痪时，犹如晴天霹雳。一时之间，医院里哭声震天，整个南通市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最终，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共造成1680名儿童被感染。其中，446名儿童死亡，余者皆有不同程度的瘫痪症状。更可怕的是，在造成如此危害后，它并没有停止的意思。
不到两年的时间，这种怪病迅速蔓延至青岛、上海、南宁等城市，最终遍及整个中国。一时间，人人谈之色变，唯恐避之不及。
而这种“怪病”，学名叫做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这种病毒属于急性传染病，一旦感染，带来的后遗症几乎不可逆。而它的传染途径却同时包括口鼻，这在当时几乎避无可避。
因为病毒的主要侵袭对象都是幼龄孩童，而孩童又是国家的未来。所以说，国家此时也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值此危难之时，一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博士挺身而出，接下了这杆拯救亿万儿童的“大旗”。
而这名博士就是本文的主角，顾方舟。
顾方舟本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系的一名医学生。但是在目睹新中国每年都是有数以千万计的群众，因为公共卫生意识不足而死亡时，不禁扼腕叹息。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毅然放下之前的一切，转而投身公共卫生事业。而此次接过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的“大旗”，就是他甘为孺子牛的明证。
在当时，脊髓灰质炎病毒是个世界难题，而存在的疫苗就只有两种。一种是美国的、一种是前苏联的。
其中，美国的疫苗属于“死疫苗”，其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市场验证。但是，这种疫苗前前后后需要注射4针，且每针市场价为15美元。不仅如此，在注射疫苗时，还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接种，无形中再次提高了成本；
而另外一种，则是前苏联研制的“活疫苗”，这种疫苗只需要口服。最重要的是，它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然而，这种疫苗的安全性却尚未得到证实。
虽然如此，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前苏联的“活疫苗”更加符合我们。
可是当苏联了解到我国的情况后，虽然表示愿意赠出一部分“活疫苗”原液，但对其配方数据却只字不提。要知道，作为一个当时人口近6亿的大国，如果疫苗完全受制于他国，无疑是极其危险的。
所以，研制自己的疫苗，刻不容缓。
毅然自救
考虑到研制这种疫苗需要随时进行动物实验，卫生部专门在云南昆明建立了研究所，作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基地。
可是这里地处深山老林，它的前身也只是一处猿猴基地，除了一些猴舍外，根本没有人住的地方。为了可以早日开展工作，顾方舟带人亲自建立起简陋的棚屋，这才勉强安顿下来。
好在幸运的是，仅在次年他就成功分离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并将其分别“种”在基地内仅有的四只恒河猴身上，以进行动物实验。
但是由于山里条件有限，没有储存实验血清的冰柜，以至于每次实验前，都需要长途跋涉几个小时，赶到山外获取。
可是不论条件有多么艰辛，顾方舟却从未懈怠。不仅如此，他更是乐观的鼓励同事们，有志者事竟成；毕竟在他们的肩上，还担负着亿万儿童及其父母殷切的希望。
就这样，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第一批生产的疫苗终于通过了动物试验。短暂的兴奋过后，顾方舟却再次陷入两难之中，他无法继续试验了。
原来，一种新的疫苗从研制成功、到实际应用，至少要经历三期临床试验。从少数人受试，逐渐扩大到更多的人群，再通过对受试者的观察，以确定疫苗的有效性。
可是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剂自研疫苗，谁又敢拍着胸脯打包票，担保一定没问题呢？况且，我国研制的是一种被称为“活疫苗”的疫苗分类，这种分类在国际上饱受争议，其安全性无法确定。
然而顾方舟却在深思熟虑后，带头喝下一瓶疫苗溶液，他要用自己证明疫苗的有效性。事后他解释说，作为疫苗的主要研发人，如果我都没有信心，又怎么能应用到人民身上呢？
值得庆幸的是，在经历了整整一周的紧张和期待后，他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完全正常，疫苗溶液研制终于成功了！
然而，脊髓灰质炎的患者几乎都是幼龄孩童，而成年人的免疫力远远超过孩童。顾方舟以成年人的身份作为疫苗的受试者，并不代表在幼儿身上同样可以适应。
可是，谁家的孩子不是父母的宝？又有谁能愿意，让自己的宝贝去承受这种未知的风险。想来想去，顾方舟竟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
他瞒着妻子，偷偷将自己未满周岁的儿子抱了出来，给他喂下了疫苗溶液。直到几天后，熬不住内心担忧的他，才满怀愧疚的将此事告诉妻子。
得知“真相”的妻子李以莞大惊失色，她没想到丈夫竟会拿他们的孩子试验。可是埋怨的话还没说出口，就看到丈夫憔悴的面容、熬白了的头发，以及欲言又止的愧疚。她终究还是强忍内心痛苦，决定支持丈夫的决定。
后来的李以莞曾坦言：“作为一名医生，我很清楚，不经历这一关就无法保证疫苗的安全性。为了中国亿万幼童的安危，我一定要支持他。”
这恐怕也是顾方舟夫妇这一生，作出的最勇敢、最伟大的决定。但是同时，儿子服用溶液后的十天观察期里，也是他们夫妇这一生，最难熬的日子。
这段日子里，妻子李以莞几乎寸步不离，生怕离开一会儿，儿子就会突然“消失”。好在，老天终究是眷顾中国的。
十天观察期后，他们的儿子安然无恙，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反应。一向坚强的顾方舟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妻子一起抱头痛哭。
在顾方舟的带领下，研究所的其他同事也纷纷让家中孩子参与了试药，先后服下疫苗溶液。此后，他们又先后在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中，募集了450万名适龄儿童，通过了第二期、第三期临床试验。
尽善尽美
1960年，成功通过三期临床实验的疫苗终于可以投放市场。可是本来应该开心的他，却再次紧皱眉头，担忧不已。
一方面，这批疫苗溶液需要冷藏储存。而在当时的中国，很多地方并不具备这种条件。这样一来，运输的成本将无限拔高。并且，如果储存不善，又有可能使疫苗失去活性；
另一方面，他始终忘不了第一次口服溶液时的感觉。那种因为苦到极致的口感，所带来的冲击，连一个成年人都印象深刻，更别提小朋友了。
“那就做成糖丸吧！”
顾方舟当机立断，提出用奶粉、奶油、葡萄糖，以及之后的改进剂型一起，制作出球状药丸。就这样，他创造出了80、90后，童年回忆中最“甜蜜”的一瞬。
不仅如此，他还将早期需要根本不同年龄，前后服用三次的糖丸，最终改进成“三合一”糖丸。也就是说，一个幼童一生仅需要服用一枚“糖丸”，就可以完全免疫掉脊髓灰质炎的感染。
自此之后，糖丸疫苗陪伴了几代中国人。
2000年，在世卫组织的证实下，中国正式成为“消灭脊髓灰质炎国家”。从手无寸铁到积极与病毒对抗，再到成功消灭病毒，顾方舟用自己的一生，护佑了中国的未来。
既然这个“糖丸”这么厉害，那国家为什么又要将它“叫停”呢？
原来，这和疫苗的合成原理有关，它其实是“有毒”的。
我们都知道，“糖丸”是脊髓灰质炎疫苗，是混合糖丸疫苗，属于减毒活疫苗。而这种疫苗能够刺激机体，产生对抗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免疫力。
可是作为一款减毒活疫苗，它的原理其实是将被削弱过后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合成在疫苗内，然后再注入到孩童体内。利用孩童身体内本身就存在的免疫力，将进入的病毒灭杀。
其过程就好似免疫系统与病毒的一场“演习”。
当孩童身体内的免疫系统“学会”了战斗方法后，之后再有脊髓灰质炎病毒进入身体，免疫系统就会在第一时间里作出反应，将病毒斩于马下。
这种原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发生不良反应，但也不排除有些孩童体内的免疫系统比较脆弱，连削弱版的脊髓灰质炎病毒都无法抵抗；
又或者，有孩童将糖丸当成糖豆，一次性吃很多，造成体内的免疫系统崩溃。从而将原本的吃“糖丸”，变成吃“毒丸”，直接引起中毒。
这种情况虽然少见，但事实上也曾发生过几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新生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而对于孩童来说，也相当于被判了“死刑”。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情况发生 ，我国最终在2016年5月1日起，停用了糖丸，改用适龄注射疫苗的方式。
结语
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一对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呢？可是为了中国数以亿计的孩子们，顾方舟用一种“大爱”，超越了这种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