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近代史上的“三朝元老”，本想做事不做官，却做官长达60年
许世英，字静仁，清同治12年7月19日（1873年9月10日）生，安徽至德人，从光绪23年（1897年）优拔任京官起，经历晚清、北洋和民国时期，居官60余年，北洋时期还曾做到国务总理，是我国近现代政界颇有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
01和议代表先遭孙中山训斥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北洋政府的徐世昌和段祺瑞成为众矢之的，与此同时，直第军阀趁机加紧策动反皖系活动。
为了稳住阵脚，段祺瑞意图恢复已陷入停顿状态的南北和议，以求巩固地位，遂派出许世英为总代表到上海进一步试探。
1919年9月上旬的一天，许世英至莫处哀路（今香山路）29号，晋谒孙中山先生。
在客厅里刚一就座，中山先生就质问北洋政府为何要逮捕陈独秀，并严肃地指出：“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许世英屡屡欠身答道：“不该，不该，我这就打电报回去。”
果然不久，在中山先生的干预下，北洋政府将陈独秀释放出狱。
02继章太炎任民国大学校长1926年初，奉鲁军阀在日、英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向靠拢革命的国民军展开猛烈进攻，以段祺瑞为首的执政府摇摇欲坠。身为国务总理的许世英通观形势，决意辞官，3次向段祺瑞提交辞呈。
终于1926年3月4日获准携夫人曾氏及子女迁居天津。但为时不久，即南下移居上海，住在劳神父路84号，曾向报界公开表示：本人现已脱开官场罗网，获得真正的自由，今后当本着“救民亦救国，做事不做官”的精神，了却心愿。
恰在这时，章太炎辞去民国大学校长之职，去苏州定居，学校一时无主。经蔡元培举荐，许世英又走出家门，继任民国大学校长。
为了办好教学，许世英请来了许多名流执教，有李石岑、周予同、何炳松、胡朴安、吴梅、陈去病、楼桐荪、戈公振等。
这一年的秋天，北伐军已攻进江西，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屡遭挫败，陷于日暮途穷的境地。孙传芳联络张作霖的奉军南下，妄图垂死挣扎。
在蔡元培、黄炎培、褚辅成的促请下，许世英毅然与他们一道，领衔通电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倡言民治并通电全国，历数孙传芳祸国殃民的罪状，大张挞伐。
03洪水成灾四处奔波为难民1931年夏，长江、淮河泛滥成灾，各地灾民流落上海街头。当时任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长的许世英，主持全国的救灾事务。
他率员亲赴灾区探视灾情，表示：“救灾莫若先治水，请以十万万元分年实施。”
他到上海，邀集工商界头面人物组织“上海难民临时救济会”，收容难民，发衣发食，博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赞誉。
据许氏后裔说，那时许世英外出，见到难民就给几个钱，后来难民们认识了他，只要许老先生在街头一露面，很快就拥上去，伸手要钱，老先生总是把口袋里的钱全部分去，然后拍拍手登上黄包车而去。
当时，他曾写了一首《咏灾纪事》的诗，刊登在报上。诗云：
“救灾如救火，救人须救彻。查灾要查明，放赈要放活。布粟与金钱，毫厘悉膏血。苟使一念差，必丧一身节。”
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并未重视水患的治理，尽管许世英四处奔波，历尽千辛万苦，也是无济于事，赈灾委员会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所以许老先生后来在视察黄河水灾时感叹：“斯民昏垫谁为主？憔悴秋风老白头。”
04战火骤起挽联哀悼烈士魂1932年1月28日深夜，淞沪抗战打响了！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向全国通电表示：“洞胸断手，万众一心，牺牲至最后一弹一卒！”在他的指挥下，多次击退日本陆海空军的进攻。
然而老蒋消极抗战，十九路军虽拼死抵抗，却无军驰援，不得已全线撤退。
不久，上海各界人士在总商会召开“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许世英以贵宾身份被邀出席。
蒋光鼐以及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许世英和他们一一热烈握手，并展示出自己用丈二宣纸书写的巨幅挽联，用家乡话大声朗诵：
“东望琉韩，南望台澎，北望旅大，铁血巩金瓯，九世复仇还国土；一战盐泽，再战野村，三战植田，青山埋白骨，万家堕泪哭忠魂。”
读毕，已是老泪纵横了。
05临危受命出使日本记雪楼1936年2月26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上台执政，进一步法西斯化，中日关系日趋紧张。驻日大使蒋作宾回国任内政部长。谁出使日本呢？
此时，老蒋突然召见闲居上海的许世英，问他：“俊人先生认识广田弘毅吗？”
许世英答道：“认得”。就把自己在清末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时，结识日本驻沈阳领事广田弘毅的情况，作了一番介绍，并说：“新任命的日本大使有田八郎，那时是副领事。都是旧交了。”
老蒋“噢、噢”了两声，微笑着说：“所以我想请俊人先生出使日本。”
许世英临危受命。1936年3月6日，许世英偕夫人沈依仁由上海码头乘坐日轮“浅间丸”赴日履新。
许世英到日本后住进名为“雪楼”的使馆，开始了他在日本谋求谈判、消解争端的议和工作。
然而日本军方气焰嚣张，不断挑起事端，而以老蒋、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政府却一味妥协。
在这种情况下，身为驻日大使的许世英，外交上是软弱无力的，他愤怒、悲哀、惆怅，毅然书写“悬崖勒马”四字赠送给来访的日本记者，用以告诫嚣张的日本法西斯军人；他急电老蒋：“伏望钧座励士气，顺人心，以定大计。”
卢沟桥事变不久，北平沦陷，许世英仍坚持留在使馆，严阵以待。这时已投降日本沦为汉奸的王揖唐，托日本人致函许世英，希望他去北平。
他对来人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宜明大义，速即回头！”严词拒绝了汉奸王揖唐的“相邀”。
1938年春，许世英奉命返国，经香港辗转去重庆，寓居歌乐山麓张家花园，过着“鸡犬茅檐昼掩门，衰年愁思向谁论？”的寂寞生活。
06闲居香港老蒋再授新职抗战胜利，国民党许多官员纷纷从大后方“凯旋”，“还都”南京，“五子登科”，而许世英却携家眷悄然去香港隐居。在香港，他偶尔卖字，过着布衣素食的日子。他写自寿（73岁）诗聊以自慰，祈祷：
“从兹洗甲兵，到处收金锁。海宇庆澄清，欢情忘人我。”
1947年4月，张群出任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拟请许世英回来“参政”。在张群等人力荐下，老蒋同意把吴忠信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一职让给许世英，并派员去香港接许世英到南京上任。
其实，蒙藏委员会是个闲差衙门。许世英为人谨慎，随波起伏，老蒋既然有请了，尽管内心不很情愿，但还是笑嘻嘻的上任了。
不到1年的功夫，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南下，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当老蒋宣告下野退居溪口之际，许世英趁机留下一纸辞呈，随即携家眷再赴香港隐居。
07心向北京身不由己去台湾许世英到香港后，深居寓中，静观形势的发展。不久，中共通过香港的关系，致函邀请许世英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国事。
许先生接函后，为了向中共表白自己的心意，他把正在澳大利亚使馆内任秘书的幼子许公实召至身边，暗嘱他代表自己返归大陆。
1950年6月间，在《文汇报》张雅琴同志的精心安排下，许公实珍藏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亲笔信，悄然离开香港，回归祖国。
许世英送子归国后，时刻盼着北京的消息，虽稳居在家，但心总是平静不了。第二年，突然爆发朝鲜战争，随即他接到台湾老蒋发来的信函，并派来专员，接许世英及夫人沈依仁飞往台湾去了。
许世英一家寓居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0巷18号。不久，以老蒋的名义聘他为“总统府”资政。所谓资政，不过是个虚衔而已。所以许翁常常偕夫人悠然台湾山泉之间，咏诗自乐。
1955年秋，许世英的左腿膝部忽然肿起，经医院诊断，系患贝克氏囊肿症，务必截肢。许翁截肢后自谓：“我生性好静，所以字静仁，少了一条腿，是老天爷要我休息的意思！”从此深居家园，读书习字。
1964年开春以后，许世英体重减轻，自感不适。这时，他又思念起在大陆的幼子许公实，就写了一份便条托亲友转交，上面写道：
“忠以报国，敬以治事。廉以律己，恕以待人。本兹四者，身体而力行之。至老不懈，庶几寡过。”
1964年的10月13日，许世英病逝于台北市，享年92岁，葬于阳明山第一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