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因病于北京去世,这个生前备受争议的文学大家,最终在病痛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从参加南昌起义,到被视为流亡日本退党叛党;

从拥护共产党,到被视为阿谀奉承,写“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此类诗;

从文学大家,到被随便一句话就遭到各种解读,郭沫若的一生几乎都在世人的误解与争议之中度过。

在郭沫若去世后,邓小平也是将悼词中的“伟大”巧妙的改为了“卓越”,而这样的改动,却是和郭沫若的一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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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党?退党?

1966年,一大批“小战士”将郭沫若的屋子给围了个水泄不通,扬言要揪出这个“退党”的叛徒,要游街示众。

毛主席在得知这样的情况后,立刻明令保护,周总理专门派人护送郭沫若移居到新六干所去暂避风头,最终才得以化险为夷。

而郭沫若在经此一事后也写下了一首词,在词中激愤的写道:“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

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

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优越的家庭环境保障了郭沫若的学习生活,也促使了他接受了新式思想。

郭沫若在成年之后直接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的时候,郭沫若首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让他对这个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此时的郭沫若并没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郭沫若应邀前往广州,担任起了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在学校的这段时间里,郭沫若接触到了翟秋白、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

长期的相处让郭沫若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在郭沫若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交谈中,郭沫若讲到:“我逐渐确立了我的信仰,我明白了我应该为了什么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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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公然撕毁国共合作,发动了“四一二事变”,逮捕了一大批共产党人,而这样的背叛革命的行径让郭沫若所不耻。

随即以笔为矛,在南昌的朱德家中,撰写了一篇名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文章,在文中对蒋介石背叛国家、革命的行为展开了严厉批评,用词的尖锐程度不亚于陈琳的《讨贼檄文》。

同年八月,郭沫若在此参加了南昌起义,成为了周恩来和朱德的得力助手,在经此一事后,郭沫若再次申请入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而郭沫若的此时入党,自然是经过诸多共产党员的见证,因此这也为他之后的脱党风波埋下了伏笔。

在南昌起义结束后,诸多的共产党员都遭到了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还专门写过骂蒋介石的文章,自然也少不了在通缉名单之上。

于是周恩来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焰,代表中共中央安排了像郭沫若这样的一大批文人避居日本。

而作为文人之中名声在外的郭沫若,在抵达了日本之后,就遭到了日本警视厅的严密监控,这导致了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再没法与国内的党组织保持联系,这一待就是十年。

虽然在日本的郭沫若没法与国内取得联系,但他也并没有闲着,利用在日本的得闲时间,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书。

而这也成了后来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攻击郭沫若的话题,公开指责他:“故意躲避在纸堆之中,玩物丧志。”

十年时间里,郭沫若没有与党组织取得过联系,虽有苦衷,但还是被视为了自动脱党,这让当时的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共产党员,对于郭沫若这样的行为十分不耻,认为他不愿意与党和人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郭沫若都在遭受着来自多方的猜疑,甚至连国民党都主动在报刊上发文称:“悉闻郭沫若先生留日期间,深明三民之大义,能有此觉悟,实乃我党国之幸,若先生愿投身党国,定许先生一展心中所愿。”

国民党的这番发言,更是点燃了我党一些群众对于郭沫若的愤懑,特别是在郭沫若出任了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的政治部的厅长之后,还“厚颜无耻”的接受了国民党授予的中将军衔,更是对他的不满达到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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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在郭沫若自日返中之后,就被周恩来恢复了党组织工作,但鉴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周恩来觉得,要是让郭沫若就保持这样的社会误解,似乎更有利于郭沫若的安全与政治潜伏。

于是郭沫若从党的利益出发,并没有要求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甚至还主动接受了国民党的招揽,尽自己所能来为我党谋取情报。

一直等到了1958年,郭沫若才正式提出希望中央能够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而那年的报纸发布的标题是“庆贺郭沫若入党”。

这就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以为郭沫若是重新入党,而这也让他遭受许多年的非议。

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无论是郭沫若的生前还是去世后,都有不少人对郭沫若有着不小的看法,特别是在建国之后。

由于毛主席与郭沫若的关系甚好,很多人就觉得是因为郭沫若抓住了毛主席喜爱诗词这块,大肆献媚,甚至有说郭沫若写过“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样的句子。

但实际上,毛主席与郭沫若的友谊早在抗日时期,两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郭沫若刚从日本回来,在周总理的授意下担任起了第三厅厅长的职位,借此机会不仅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文人,还以此占据了文化宣传阵地,有力的配合了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

而郭沫若本人的文学水平,也自然是得到了文化界公认的。

1938夏,我党决定将郭沫若作为鲁迅先生的继承者,从而帮助郭沫若确立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而这个决定也毫无疑问的体现了,毛主席对郭沫若的信任与高度赞扬。

而在当时,文化界的人出于对郭沫若的尊敬,常常以“郭老”相称,而只比郭沫若小一岁的毛主席,也称呼郭沫若为“郭老”

郭沫若也就以“主席”来敬称毛主席,这样的称呼一直到两人的后半生中,都这样延续着。

皖南事变爆发以后,郭沫若在见到这样国民党再一次背信弃义后,在痛心愤慨之下,创作出了《屈原》、《虎符》等诸多知名的历史剧。

以此深刻揭露了,当时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却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而毛主席在亲自看了这些历史剧后,也是大为称赞道:“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所作的工作是十分优秀的。”

1944年,郭沫若写下了《甲申三百年祭》,在作品中不仅论述了明朝是为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也阐明了李自成在打下明朝后,为何守不住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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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毛主席读了之后高度重视此篇文章,要求其他党员都要阅读,更是成为了当时我党在延安的整风学习材料。

在当时,毛主席用了这样的一句话评价郭沫若:“郭沫若的作品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多,不嫌其少。”

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得以见到了毛主席,因为文学上的共鸣,两人相见几乎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郭沫若在见到毛主席没有手表,只能用一块破旧的怀表看时间后,直接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了毛主席。

而这块表也就成了郭沫若和毛主席两人情谊的见证,毛主席也是在后来经常带着这块表,还经常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聊起郭沫若赠表的这件事,并多次嘱咐这块表可不能弄丢了,而这块表也一直在毛主席身边,直到毛主席逝世。

就连后来新中国成立,郭沫若都是得以站在毛主席身边,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可为何到后面,郭沫若却总是被非议所包围呢?

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流言就是,郭沫若是个“二进宫”,曾经退过党,还在国民党手里干过活,所以要抱好毛主席这棵参天大树,才在建国后整天写那些歌颂毛主席的文章。

其实这些观点只能是因为出于对郭沫若的偏见。

在当时,中国的人民实在是太苦了,毛主席带领着这一群劳苦大众们,建造的新的生活,让他们不再遭受压迫和剥削,这对于那些满腔爱国热情的文人来说,无疑是真正的救星。

歌颂毛主席并不是出于什么政治目的,也不是别有用心,就单纯的出于对毛主任纯粹的崇敬。

就好比当时郭沫若曾经和主席一块坐过飞机,就写下了“飞机内外有两个太阳”,更是将毛主席比喻成了“红太阳”

虽然当时很多人非议郭沫若,但那些人也都用了“红太阳”来尊称毛主席,所谓的非议也只不过是自己的偏见。

而在这些非议之中最为知名,也广为流传谣言就是“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句话。

实际上,这句话也并非郭沫若所写,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沫若文集》,还是在郭沫若去世后出版的《郭沫若全集》,都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可以说算得上是无稽之谈。

不难看出,人们往往不在意真相,只在意想看到的真相。

“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

诚然郭沫若也曾做过一些有违文人风骨的事情,但哪怕是罪犯,都有得到公平审判的机会,因此每个人也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

仅凭郭沫若在从日本返回中国后,忍受着周遭人的误解,仍坚持不忘我党的任务,就值得我们尊敬。

即使是在我党为他恢复党员身份后,仍是争议不停,他也只是写诗发了发牢骚,并没有过多的抱怨,他清楚,只要党明白他就好。

1978年6月,在郭沫若病危临终之时,对自己的妻子于立群说的也是:“我这一辈子,为党和国家做的事太少了,对于党的关心照顾,我经常觉得受之有愧,等我死后,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让我待在这里。”

而在郭沫若口中的大寨,就是他在诗中经常说的“共产仙乡”,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在这里,继续为共产事业奋斗着。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在当日发布的讣告中,将郭沫若称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而在后来的追悼会中,邓小平同志将“伟大”改成了“卓越”,变成了“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虽然是一字之差,但也是千差万别,但其实这个“卓越”也正是对郭沫若这一生的最好注解。

郭沫若这个从四川乐山县里走出来的一个秀才,其实将他的一生都投身于了共产主义事业,紧跟着国家的需要。

在社会倡导白话文的时候,他去写下了《神女》等白话诗集;

在两党之争时,他果断参加了南昌起义;

在党需要一个抗日战线宣传员的时候,他忍受着一堆人的冷眼,进入了国民党操控的政治部;

在国家需要整理史料的时候,他又去投入那卷帙浩瀚的书山史海中。

都说他是个文学家,但他又何止是个文学家,他其实就是国家的“马前卒”,只要需要,他就义无反顾的会去做。

诚如邓小平同志在悼词中写道的那样:“沉重悼念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贞不渝的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战士。”

因为甘于奉献,所以彰显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