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在大陆的标签是“谈吃”，这个流传的最广，但是梁实秋在30年代，伙同另外两个清华的火炮筒——罗隆基和王造时，对国民党的抨击，更是精彩连连，他也是新月和现代评论的主笔，他的“思想统一”、“要公平不要平均”等文章依然有着巨大的力量。
梁实秋是胡适的挚友，他在历来的重要关口始终追随胡适，他们都把胡适视为“正确者”，可见此人的眼光。回头看，他们当年的选择何其正确。既保住了自己的肉体生命，甚至比肉体生命还重要的学术生命依然没有断绝，并且开枝散叶。
胡太太江冬秀曾戏称胡适“做礼拜”，因为胡适每个周日上午都要见客，胡适家中就是聚会场所，什么人都可以，一上午甚至几百人之多，胡适一生朋友众多，各种都有，自然脾气秉性也各不相同，人多了就有矛盾和冲突。但“胡适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
可见胡适先生的厚德之风。
胡适区别于其他民国学人身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的独立。从20年代开始，汪精卫就提议胡适人教育部长，被胡拒绝。后来也屡次提到让他入阁政府，胡适态度始终如一，但是驻美大使除外，“此时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辞”。甚至在1942年就传出让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被胡适以““我舍不得北大，要回去教书”，“我要保存我自由独立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官”，“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可见胡适一以贯之的独立态度。
1947年，为了争取美国支持，蒋介石希望胡适做考试院院长，胡适表示拒绝：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
胡适是傅斯年一样，同样和政府保持距离，不做政府的尾巴，只做政府的“诤臣和诤友”，以保持自己独立自由的在野地位。
胡适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他有强烈的考据癖和深厚功底。这也大大耗损了他原本就没有多少时间的私人时间，主要是《水经注》。对于胡适的这一行为，梁实秋很不以为然，在梁实秋看来，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领袖，不该如此。为此，梁实秋曾婉转的劝过胡适，他曾对胡适说：
先生青年时代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
但胡适却深不以为然。
可是，回头看，梁实秋先生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时代抛弃胡适的时候，司徒雷登也希望胡适发动一次类似于新文化运动那样的运动，但时代已经不等他了。他自己也是“懊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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