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为国家操劳一生的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的孙中山，艰难地探出手去，似乎想要抓住些什么，嘴里喃喃地说：
“婉儿快来，婉儿快来，这辈子我亏欠你最多……”
在场的所有人见此情形，无不感动落泪。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孙中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这个“婉儿”究竟是谁？孙中山到底又亏欠了婉儿什么？
“当年，我对你外祖父是有意见的”
这个让孙中山至死仍挂念的“婉儿”名叫孙婉，是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也是孙中山最小的女儿。巧合的是，孙婉出生的日期，和父亲孙中山是同月同日。
孙婉的少年时代，正处在孙中山革命最为艰难的时间段，因此孙婉很少有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对于孙婉来说，孙中山是伟大的，但作为父亲却是陌生的。
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继续在海外宣传革命，相继创办成立了兴中会越南分会、革命军事学校以及中国同盟会，并首次公开提出了“三民主义”。
这个时期孙中山很少与家人团聚。1910年，卢慕贞带着三个孩子秘密离开香港，前往马来西亚。一路上孙婉不停地问母亲，我们去哪里。母亲总是相同的回答：“去很远的地方看亲戚。”
孙婉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惶恐不安，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孙中山回到上海，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并被选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正式就职之后，卢慕贞带着孩子们回到南京，与孙中山团聚。本以为平静的生活就要到来，他们一家人可以团聚不分离，结果只过了不到三个月，所有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
面对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正式解职之后，孙中山带着一家人前往各地视察。当时孙婉已经16岁，这是她第一次随父亲在国内参观访问，在她的生命中留下了一段父女团聚的难忘时光。
为了收买人心，袁世凯准予安排孙科前往美国留学，一同前往的还有妹妹孙娫和孙婉。能有这样的机会实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机会是孙中山补偿对子女教育缺失的愧疚，同时也是袁世凯笼络人心、玩弄权术的真实写照。
1913年，孙娫因患肾病久治不愈，不得不返回澳门，在母亲身边继续医治，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孙娫的离世给全家人带来了悲痛，自此孙婉成了孙中山唯一的女儿，孙中山对待孙婉更是倍加珍爱，就嘱托当时在哈佛大学学习的王伯秋多加关心。
而立之年的王伯秋，让自幼缺少父爱的孙婉如沐春风，并对王伯秋逐渐产生了好感。黄兴将孙婉恋爱一事写信告诉孙中山，孙中山回信表示：“未来的世界不仅需要革命的激情，也需要寻常的爱情。速以身相家世告之以盼。”
而当黄兴将王伯秋的名字告诉孙中山之后，孙中山立刻坐不住了，当即拍电报给黄兴：“据我所知，王伯秋是有家室的，这怎么行？我的革命精神之一就是推翻一夫多妻。”
关于王伯秋有家室一事，孙婉恋爱之初已经知道，但她对此并不以为然。黄兴不止一次找到孙婉， 劝说其与王伯秋分手。但孙婉却坚持“自己把握婚姻，争取婚姻自由”。
孙中山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女儿给别人当二房的事实，当即拍电报给孙婉，要求立刻退婚回国。结果孙婉非但不接受，反而立刻与王伯秋成婚。
孙中山得知消息后，严令王伯秋必须离婚。王伯秋本是宋教仁和黄兴的得力助手，因为与孙婉结婚一事，一度被降格到县长。虽然王伯秋坚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重新获得孙中山的信任，但王伯秋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碰到了孙中山的底线。
在孙中山的强烈要求下，王伯秋不得不与孙婉离婚，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孙婉。
甜蜜的婚姻被父亲一手打破，孙婉更加不能理解父亲。离婚之后王伯秋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在孙婉心中，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而使王伯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对父亲的成见愈发加深。
但孙婉没有看到的是，王伯秋在官场上的起起伏伏，更多的是被政局和国事左右。多年之后，孙婉回忆起与王伯秋离婚的往事时，曾认真地对女儿说过：
“当年，我对你外祖父是有意见的。”
“当我翻悟之时，一切已如黄花逝水”
孙婉在感情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决定回广东老家陪伴母亲卢慕贞，不久便通过哥哥认识了与孙科同在广州军政府工作的戴恩赛，多次接触之后，孙婉决定和戴恩赛结婚。
结婚当天，前来道喜的人没有见到国父孙中山的身影，当宾客们听说孙中山因公务繁杂，不能亲自前来致礼时，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是孙婉拒绝了父亲出席自己的婚礼。
孙中山得知消息后，在夫人宋庆龄面前连连叹息，并嘱咐宋庆龄给孙琬写信道喜，寄上4000元礼金作为“嫁妆”。而孙婉没有给父亲回信，4000元“嫁妆”更是直接转交母亲卢慕贞，发誓不动用父亲一分钱。
尽管孙中山没能亲自参加女儿的婚礼，但孙中山在婚礼当天，还是邀请了一部分政府官员一起吃饭，并向大家宣告了这个喜讯。
孙婉与戴恩赛的婚后生活平静而充实，虽然对孙琬来说，少了些许浪漫和激情，但却增加了许多温馨和抚慰。
1924年北京事变后，孙中山决定北上，与冯玉祥、段祺瑞等人共商建设大计。在途经上海时，孙中山特意前去视察了黄埔军校，然后乘船前往香港。
孙中山虽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视察黄埔军校，但他似乎对于北上已经怀有一种不祥之兆。在与蒋介石分手前，孙中山多次谈到了死，蒋介石听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
孙中山从南方到北方，一路舟车劳顿，抵达天津当天晚上，忽然感觉身体出现异样，病情愈发严重。戴恩赛听说岳父病重后，立刻赶往北京侍奉于病榻。
1925年2月孙中山病危，除了签署遗书外，孙中山嘱咐宋庆龄，将一张自己的半身像当作纪念，留给自己至死都没见到的女儿孙婉。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的嘱托，在照片正面用中英双语写下赠语。
此时的孙中山并不知道，远在澳门的孙婉在结婚之后，已经开始尝试理解他。得知父亲病重之后，苦于自己身体患病，再加上两个孩子年纪尚小，因此未能成行。
作为孙中山的遗嘱见证人，戴恩赛有幸陪伴岳父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孙中山去世之后，他曾多次向孙婉提起，岳父在弥留之际一直拉着自己的手，嘴里喃喃地说：“婉儿快来，婉儿快来……”
4月24日，孙婉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家属，参加了临时政府为父亲举行了公祭活动。对于孙婉来说，父亲的去世犹如巨星陨落，给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怀着对父亲无限的怀念，孙婉回忆了许多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她不禁感叹自己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太短了。四年之后，孙婉赶赴南京参加奉安大典，从几十万中国人对父亲的拥戴中，孙婉感悟到了父亲的伟大。
1944年，力主抗日救国的王伯秋，给孙婉留下了一封万字长信，信中细数自己多年来事业上的起伏，并声称自己在政坛上的沉浮，并非孙家在“官报私仇”。
不久，王伯秋因病去世，孙婉闻讯数月闭门谢客，并逐渐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有了清晰的认识。
1955年戴恩赛去世后，孙婉隐居澳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孙婉逐渐理解了父亲的隐忍：
“……作为男人，他的担当太多，根本没有时间给我解释，当时的我也实在太多倔强，不屑于听到他的任何解释。当我翻悟之时，一切已如黄花逝水。”
晚年生活落魄婉拒蒋介石帮助
1949年内地解放前夕，孙婉夫妇带着女儿戴成功一同返回澳门定居，儿子戴永丰不想返回澳门，便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三年之后，戴永丰突然在宿舍暴毙而亡，岭南大学立刻发电报给澳门，戴恩赛手捧电文悲痛欲绝。
当时孙婉还在病中，戴恩赛不敢让妻子知道，只能和女儿一起抱头痛哭。不明就里的孙婉见丈夫忽然倒地，泣不成声，以为丈夫身体不妥。好在戴成功瞒过了母亲，可怜的孙婉不知道儿子已经先她离世，还每天倚门盼望儿子归来。
戴永丰的突然离世，彻底改变了戴家的家庭命运，很快父亲戴恩赛也离开了人世。为了维持家人的生活，戴成功不得不将戴公馆变卖，换了一个小居室居住。
蒋介石在政权稳固之后，为了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决定将孙中山的后人笼络到台湾。在孙科回到台湾，出任“考试院院长”等职务后，蒋介石派人专程到澳门，邀请孙婉移居台湾安度晚年。
面对蒋介石的“关心”，孙婉推说自己年老体病，写信婉拒了蒋介石的邀请。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好改为就地赠金建屋。至于拒绝赴台的真正原因，孙婉在信中并没有道出原委。
在戴成功变卖家中房产，处理了父亲留下的一批古董后，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她代替母亲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希望国家给予一点补贴。
尽管当时国内经济尚未恢复，又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但中央还是通过宋庆龄，对孙婉一家给予了帮助。后来，新华社澳门分社出资接济了孙婉及其家人。
1964年，国务院邀请孙婉及其家人到北京游览观光，可惜当时孙婉患病未能成行，只好推掉了这次好机会。随后孙婉托人将戴恩赛的一批文物送交北京，北京主动送回了25万元港币。
1971年大年三十晚上，正在看电视的孙婉起身上厕所，突然摔倒在地，家人们本以为孙婉只是摔了一下，身体没有大问题，结果到了晚上，孙婉坐骨神经疼痛难忍。
由于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就连大街上的诊所也关了门，孙婉一直坚持到年初四，家人才勉强找到一个医生上门看病。经过医生诊断，孙婉必须立刻入院治疗，但孙婉坚持不肯。
中央得知此事后，立刻派人安排孙婉住院治疗，并从北京派名医前往澳门，为孙婉特别治疗。入院之后，孙婉经过检查，确诊盆骨粉碎，考虑到孙婉年事已高，医院采取保守治疗，并未对孙婉进行手术。
自此孙婉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一直到1979年病逝。
1979年4月，戴成功遵照母亲的嘱托，前往上海看望同母异父的哥哥，并请有关部门为哥哥办理赴港与母亲团聚的手续，兄妹二人戴成功先回澳门，当年7月再一起到香港团聚。
戴成功回到澳门之后，将大哥一家的合影拿给母亲看。孙婉看到分别60多年的儿子后，眼睛顿时湿润了：“老了，老了，分手时他才几个月，现在成老头了。”
当得知儿子将会在7月与自己团聚时，孙婉再度兴奋起来，由于盼子心切，引起血压骤升，因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有关部门为孙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澳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了追悼会。
孙婉去世后，先葬于澳门，1989年又被迁葬于香港，同自己的丈夫戴恩赛永远合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