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之前，陈伯达虽然地位颇高，但是他头上挂着的一连串职务，都是副职，没有正职。直到1958年的5月25号，这一天，陈伯达才挂上了一个重要的正职：《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
1958年5月25号，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处理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个事就是决定创办一本党刊，名字也取好了，就叫《红旗》，会议上任命陈伯达为该杂志的总编辑。同时，又任命了四个副总编辑，分别是：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
早在这之前，创办一本权威性、专业性的理论刊物，早就在讨论之中了。创办这样一本理论刊物，最初是由伟人提出来的，不过，一开始陈伯达的建议是，创办一本学术性强的刊物。但是，当时并不缺学术性的刊物，而是缺一本代表我党喉舌的权威刊物。
因此，陈伯达的这个建议就被否决了。
1958年6月1号，《红旗》杂志正式刊印，《红旗》杂志的封面很简洁，白色封面上，“红旗”二字以红绸舞的形态跃然于纸上。不得不说，仅我个人而言，我是很喜欢这种简约大气的封面。
“红旗”二字犹如飘扬的红绸带一般，大气、颇具韵味。当时，这刊名要以什么样的艺术形态呈现出来，也是经过多次商榷。为此，伟人还特意书写了二十多副刊号。最后，经过陈伯达和一众编委的细品，最终选择了红绸舞的“红旗”作为刊号。
《红旗》作为一本权威的理论刊物，其首批编委的阵容十分强大，能进入红旗杂志社的首批编委，要么理论功底扎实，要么资历深厚，每一个编委的名字，都由伟人亲自确定。
当时的编委会总共有20名编委，随便拎出来一个也是独当一面的人才，譬如：王力、邓力群、胡乔木、周扬、王稼祥、范若愚，等等，都是大佬级别的人物。
而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作为这个编委会的头头，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可是他的第一个正职，因此，陈伯达把《红旗》杂志社看得很重，毕竟这是他仕途上晋升的根据地，在往后的岁月里，陈伯达他凭借着《红旗》这个平台，声名鹊起，一步一步爬上了第四把交椅的位置。
不过，随着他地位的日益显赫，兼任了不少其他的职务，对于《红旗》杂志这块自留地也是有些自顾不暇，分身乏术了。
于是，戚本禹和关锋进入红旗杂志社后，得到了陈伯达的重用，在六十年代中期，戚本禹、关锋先后被提拔为副总编辑，再加上之前的王力，杂志社的内部工作，实际上由这三个秀才在维持着。
这红旗杂志社只是在创刊后不久，召开过一次全体编委大会，后续就再也没有召集过全体委员开会了。一来编委们还有其他工作，二来大家也是分散各地；基于这两个原因的存在，想召开全体编委大会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这个大编委会下面，就另设了一个小编委会，主要成员是长期驻扎在杂志社，和长期在北京工作的编委，人数不是很多。
《红旗》正式创刊后，伟人对这本杂志十分看重，对于在《红旗》杂志上刊发的文章，他都会看。而且会细节到一个字，甚至于一个标点符号的纠错，除此之外，伟人还会把自己看重的文章，传给陈伯达，建议其在《红旗》上发表。
不过，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红旗》刚创刊的时候，影响力不是很大。直到我国和苏联交恶开始，中苏两国在理论、意识形态上进行大论战的时候，很多文章和社论，都是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
其中，又以陈伯达牵头的《红旗》杂志表现得尤为突出，逐渐成为中苏理论大战的急先锋，由此，这本杂志才逐渐有了很大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很多的社论都发表在《红旗》杂志上，这本杂志俨然成为了喉舌。六十年代也是该杂志的高光期，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统称为“两报一刊”。
在《红旗》杂志最风光的时候，能和文化部旗鼓相当，《红旗》杂志的编辑部在北京沙滩犯人一栋大楼里面，这栋大楼，一半是《红旗》编辑部，另一半是文化部。可见当时，这本杂志的份量了。
1988年7月1日，《红旗》停刊后，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成了一代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