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这是43年前一位迷茫的青年刊登在《中国青年》一封长文来信中的感慨。许多人可能没见过这篇长文，也并不晓得文章背后这位迷茫的青年人——潘晓，在改革开放准备启航的那个年代，内心有多么混乱。
1980年春, 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那时, 中国的年轻人, 开始对过去十数年进行反思；但面对变化的世界, 面对从前狂热的信仰、理想的不复存在, 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还是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中。
思想解放，不可或缺的一场人生大讨论
《中国青年》编辑部，在短短几个月间收到了数封来自全国各地青年倾诉人生烦恼的来信，在主编的同意下，杂志决定在《中国青年》上开展一场人生观的讨论。
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被派遣负责这次大讨论的选题和取材，他们走进街道，到访工厂，来到大学，深入小巷；一番走访，却偏偏被街道工厂的工人代表黄晓菊作的发言所吸引。
黄晓菊是三里河工人俱乐部文学培训班的学生，虽是一名工人，但是却有一颗爱好文学的心。
《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听了黄晓菊发言，觉得她的经历和思想独具代表性，很快就邀请她来编辑部将自己的想法和经历全部写下来，一番取材打算刊登在《中国青年》中。
来信故事大部分来自黄晓菊之外，还采纳了部分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话，最终定稿的时候编辑取两人名字的各一个字合在一起，起了“潘晓”这个笔名。
作为一名普通的青年，在1980年《中国青年》发表的这篇长文来信，引发了当时6万多人的来信参与讨论，黄晓菊的这封来信开启了80年代青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走进潘晓原型，打小体弱多病学业坎坷
走进故事原型的主人公——黄晓菊，她的迷惘与困惑，为何能代表80年代的许多青年？为何这位普通青年工人的经历有如此的代表性？
这一切都得从她那坎坷的经历中找到答案。
1957年，黄晓菊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她的母亲是北京人，是一位共产党员，年轻的时候响应国家号召，前往内蒙古包头开拖拉机；她的父亲与她母亲之间是由组织介绍的，黄晓菊的父亲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更是一位军人。
她的外祖父母参与过战争，也是共产党员，可以说，黄晓菊是妥妥的红三代。
黄晓菊是家里的长女，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的生活过得十分的艰苦。母亲奶水不够，但是却又买不起奶粉，牛奶也都很缺乏，打小就营养不良的她身体十分的羸弱。
大了一些的时候，她甚至还被诊断出黄疸型肝炎，又因为严重的缺锌，她患上了异食癖，整个村都传开了她是一个喜欢吃土的怪小孩。
母亲看黄晓菊实在是缺乏营养，一岁多的时候将黄晓菊送回北京外祖父家，条件稍有改善。可好景不长，在那个生育多的年代，母亲很快又生了两个弟弟和妹妹，多了四个孩子的家庭更是难上加难。
作为长女的黄晓菊自然要多让着弟弟妹妹，又因为自己一个人长期呆在北京，和弟弟妹妹们的情感也日益生疏。
1972年，黄晓菊初中毕业，她的身体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好，面对那个年代，初中毕业只有两大选择：1/3上高中，2/3去插队。
在上高中这件事情上，身体这个老毛病又一次的拖了她后腿，因为她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而免修体育。
绝望的她眼看高中无望，不知路在何方，她只能写信求助街道办，向组织寻求帮助。好在，在1974年组织将她分配到了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黄晓菊就这样在工厂里干了七八年之久。
黄晓菊经常坐在车间一旁，自言自语的问自己：“我真的要在厂里面干一辈子吗？”
遥望人生，不甘平凡挣扎于书本与现实中
回望她的成长路程，黄晓菊是一个红三代，她从小就接受了红色教育，她在书本上看到人们伟大的牺牲与无私的奉献，她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看过《雷锋日记》。
她佩服书中人物的坚韧不拔，无私奉献，在这些伟大故事的熏陶下，黄晓菊一直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打小的她相信人们都是如此。
孩子时的她形成了对人生最初的美好想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可是这种想法却被走进社会现实的遭遇所打破。黄晓菊经历过大革命，她目睹了红卫兵的残忍和蛮横，她见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对饥饿而面黄肌瘦。
社会上有许多人说着污言秽语，因为贫穷而哭泣的人们，底层百姓的互相刁难；这一切的一切都和书本上说的大相径庭。
黄晓菊陷入了一种矛盾，我应该相信书本还是相信我所看到的社会？阅历还不是那么深的她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这些社会现象，她很想知道答案，她便去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关于社会的书籍，可是还是找不到答案，所以她便又一次的扑进了书的海洋。
不过，这次她更多的看的是一些文学大师的经典，诸如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鲁迅等等的作品，她感受到愈发的难受。
这些文学大师用非同寻常的文学手法，竟把人间现实和人性的弱点无限般的放大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人性被一层层的剥开，那些情节与现实社会是那么的相像。
一路长大，黄晓菊也遭遇了许多人性的另一面，她最好的朋友写信举报了她，使得她入不了团；她也谈过恋爱，那是一个在“四人帮”迫害下落魄的干部子弟，可被平反后他却无情的抛弃了她；她曾经也在厂里给领导提过意见，可是打那以后她的工作再也没啥起色。
黄晓菊迷茫了，她有点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她去问了许多人。
她拦下了白发苍苍的花甲老人，也问过起早摸黑的工人师傅，也问过和她一样正念着书的青年，可是都没有得到答案。那么答案在哪里呢？
不甘浑浑噩噩，人生的意义究竟在何方？
不知是什么时候，黄晓菊好像明白了一些道理。她不甘浑浑噩噩的在厂里度过后半生，她说：“我也有理想，我喜爱文学！那是我人生最后的路灯。”
不知多少个漆黑的夜晚，黄晓菊一个人在厂里写诗，她自己报了夜校学习文学，有时候她还是会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毕竟在厂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和她有一样的兴趣爱好。
她越是孤独越是沉浸在文学当中，她慢慢的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伟大的、无私的。自私与无私之间，总是自私占据上风，无私的总是那少撮人。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靠某些伟大的人来推动，而是靠一个个普通人不断提升自我而拉动的，你做的一些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物质不物质并不能说明什么。
黄晓菊在日记中写道：“慢慢的我也学会了撒谎、奉承，我也会为了那几毛钱和菜市场上的老板纠缠好久，我似乎也俗气了不少，我可能并不算高尚吧，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物质很难高尚起来。”
“我有我热爱的事业，按道理来说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事业当中应该会觉得很满足，但是我却觉得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买书要钱，可是写文却没有钱，她要去上班来支撑她的事业。
苦恼的黄晓菊最后写了封求助信给到了《中国青年》编辑部。
结语
那封信被采用出版后，在信中的结尾这样写道：“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在那个改革开放新旧思想交错的年代，八十年代的青年思想有些混乱，这场人生大讨论帮助了许多青年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如今我们也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当代的青年，似乎也缺少那么一场大讨论找到人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