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
19世纪法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法国立法议会的议员
我希望有人愿意提供一笔大奖，不是可怜的500法郎，而是100万法郎，还有十字勋章、花冠、绶带，等等，只要谁能对一个词——国家——给出一个准确、简单而又能够理解的定义，他就可以获得这笔大奖。
如果谁真有这等本领，他可是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家！它是什么样的？它在哪儿？它在干什么？它应该干什么？
关于国家，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它是个神秘的角色，当然是这个世界上人们再三恳求的，是备受折磨的，最繁忙的，被人考虑最多的，受的指责最多的，被利用得最多的，也是最能让人激动的角色。
我无缘结识阁下，不过，我敢以一赔十打赌，过去半年时间中，你肯定曾经有过某个乌托邦念头，我还敢一赔十赌你把实现你那乌托邦的责任交给了国家。
你，亲爱的夫人，我敢肯定，你从内心深处希望疗救人类所有的缺陷，如果由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你是一点都不会内心不安的。
但是，唉！不幸的国家，就像费加罗一样，不知道该听谁的，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人们七嘴八舌，大喊大叫，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组织管理劳动和劳动者。”
“根除自私。”
“抑制资本的傲慢和暴虐。”
“进行有关肥料和鸡蛋的试验。”
“把铁路开进乡村。”
“在平原上兴修水利。”
“在山区植树造林。”
“建立模范农场。”
“创办和谐的工厂。”
“在阿尔及利亚开拓殖民地。”
“养育婴儿。”
“教化年轻人。”
“赡养老人。”
“把城里人送到乡下。”
“实现各行业利润一致。”
“向索要贷款的人发放无息贷款。”
“解放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
“改进骑用马的品种。”
“鼓励艺术，培养音乐家和舞蹈家。”
“限制贸易，同时创建商船队。”
“发现真理并将其灌输进我们的头脑。”
“国家的职责是教化、发展、提升、增强民族的心灵并使之具有灵性。”
“噢，先生们，稍安毋躁，”国家以哀求的口气说，“我会尽力满足你们，但是，我总得拥有某些资源吧。我已经准备开征五六种税了，给这个世界打上一个新的、很轻微的烙印。你们会看到，人们会很乐意掏钱的。”
然而，这下可招来了哭喊：“可耻！可耻！如果人们有这些东西，他自己也可以干成自己想干的事！因此，你根本就不配叫做国家。你不仅不能再给我们加新税，还应取消那些旧税，废除：
盐税，
酒税，
印花税，
货物入市税，
许可证，
兵役（Prestations）”。
在这喧闹声中，在国家由于没有满足这些需求而发生了好几次革命之后，我却非要说，他们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上帝！我在想什么？我就不能自己闷头想，而不说出这些不合时宜的话吗？
于是，我在这个国家就永远地声名狼藉了；现在大家都公认一个事实：我是个没有心肝、冷酷无情的人，是个乏味的哲学家，是个个人主义分子，是个资产阶级——一句话，我不过是个英美式经济学家。
啊，高尚的作家们，请原谅我，什么都难不倒你们，即使自相矛盾也难不倒你们。无疑是我错了，我真心诚意地收回我的错话。你们可以相信，我别无所求，我只想求你们真能在我们所有人之外找到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被叫做国家的东西，它供应所有人食物，给所有人提供就业，为所有企业提供资本，为所有工程提供贷款，治疗所有人的创伤，抚平所有人的痛苦，为所有困惑的人提供建议，给出所有难题的解决方案，为所有思想找到真理，为所有厌世的人找到消遣之所，为每个人供应牛奶，为每个老人供应美酒；它将提供我们一切必需品，预见到我们的所有欲望，满足我们各种稀奇古怪的需求，改正我们最荒唐的错误；自此以后，我们再也不需要什么远见、审慎、判断、睿智、经验、秩序、节俭、节制和勤奋了。
我干吗不想要这样的国家？愿上帝饶恕我！我越想越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太轻松了，我也就越是渴望无穷无尽的财富和精神资源，渴望这个宇宙的医生，渴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国库、永远不会出错的大臣，也就是你们叫做国家的那个东西，赶紧降临。
因此，我希望，你们把这个国家给我展示一下，把它说个明白。正是因此，我提议，拿一笔赏金，奖给那个可能头一个发现这一稀有之物的人。因为毕竟，我们不得不承认，人们还没有作出这一宝贵的发现；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立刻就推翻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个叫做国家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没有满足人们彼此冲突的要求。
我们也许应该说，我们为什么如此容易地就被人类心智中最怪诞的幻想骗得团团转？
人人都不愿受苦受难。而人自打一生下来就命中注定了，如果他不为生计而勤奋工作，那就得遭受匮乏之苦。因此，他只能在这两种不幸中二者择一。怎么做才能同时避开两者？迄今为止，他已找到、并且只能找到唯一的办法，就是享用他人劳动的果实；也就是按某种方式安排社会，从而使痛苦和享受不是按每个人自然应得的份额进行分配，而是把人分成被剥削者和剥削者，所有的痛苦都归前者，而所有的享受都归后者。奴隶制就是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上的，这是形形色色的掠夺行径——战争、暴力行为、贸易限制、欺骗、欺诈——的基本原则。这些行径尽管十分恶劣，却与导致这些活动的观念严丝合缝。人们可能憎恨或反抗压迫者，但他不能说压迫者是荒谬的。
感谢上帝，奴隶制已经寿终正寝，我们捍卫自己财产的天性使明目张胆的掠夺难以得逞了。然而，有一件事却没有变。人类那种不幸的原始天性使所有人都把自己的生命分成两部分：把痛苦都推给别人，把享乐都留给自己。这种可悲的倾向依旧，只不过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压迫者不再用自己的暴力直接压迫被压迫者。是的，我们的良心已对此绝对不能容忍。然而，人类仍然有压迫者与受害者之分，只不过他们中间多了一个中介，即国家，也就是法律本身。怎么做才更好地打消我们的犹疑——或者最起码——压服所有的抵制行为？于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有何要求，都以他人的名义，向国家诉苦了。我们对国家说：“我觉得，我的享受与我的劳动之间的关系不怎么让人满意。我很想从另一个人那里拿点东西，好让自己心里平衡一点。但这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变得容易一点？你能不能给我在政府机关里找到一份好工作，或者给我的竞争对手的生意捣捣鬼，或者更大方一点，把你从别的正当的所有者那里拿到的资本无息贷给我，或者用公家的钱教育我的孩子，或者给我发点补贴，或者我过了50岁后让我能有好日子过？用这种办法，我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而问心无愧，因为法律本身是为我而设的，所以我可以随便掠夺，而不用承受任何风险，也不会招人厌恶。”
于是，一边是（可以肯定），我们所有人都会向国家提出这些要求，而另一边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国家如果不增加别人的负担，就不可能满足你的需要；在等待别人对国家给出个定义的时候，我相信，我自己已经有了自己的定义。不知道能不能夺得那份大奖，我的定义就是：
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虚构的实体，每个人都竭力通过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维持自己的生活。
今天，跟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希望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没有谁会公然表露这种感情，人们总是将这一点掩藏得严严实实。然后，他会怎么干？他会设想搞一个中介；他会乞求国家，于是，每个阶级都会轮番找国家：“国家啊，你可以光明正大地拿东西，可以拿来公众的东西，然后跟我们分享。”唉，国家只好准备听从这些恶魔般的提议；因为国家就是由内阁部长、由官僚、由人组成的。这些人大都一样，心里都时刻惦记着自己的欲望，总是急切地抓住一切能使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增长的机会。于是，国家很快就明白了公众要求它扮演的角色的效应。它将成为所有人命运的仲裁者、主宰者。它会拿走很多东西，并给自己留下很多东西；它会扩大其权力涵盖的范围；最终它会占有绝大多数资源。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公众对此令人吃惊的无知。当获胜的士兵将把征服者贬为奴隶时，他的确很野蛮，但他们一点都不荒唐。他们跟我们一样，目标是牺牲他人而维持自己的生活，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而我们这些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互相掠夺也完全是掠夺。仅仅因为这是互相掠夺，人们就以为不是掠夺。他们也仅仅因为这是合乎法律程序的，是井然有序的，就没有意识到，这也是犯罪；这对公共福利没有任何益处；而我们称之为国家的这个挥霍的中介本身的开销，就要大大减少公众的福利。
我们已经在《宪法序言》中讲了一个大神话，准备教导全体人民；《宪法序言》是这么说：
“法兰西共和国之建立，乃是为了……将其全体公民之道德、教化、福利提高到一个较高水平。”
于是，虚构的法国国家，要把现实的法国人提高到一个较高的道德和福利水准。这不正是被诱惑我们享受别人的东西的那种怪诞幻想迷惑住了吗？这不就等于说，在法国人之外和之上，还存在着某个善良、文明、富裕的东西，它能够、也应该为法国人普洒甘露？这不等于假定——当然是最没有道理的了——在法国与法国人之间，也即在用于代表这些个体的概括的、抽象的概念，与无数个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父子、师生、监护人与被监护者的关系？我现在才完全明白下面的事实了。我们为什么有时打比方说什么“祖国”（直译为“父亲之国”——译者注）或者说法国是“温柔的母亲”。然而，为了最充分地揭露被塞进我们宪法中的这些陈述的浅薄，我必须揭示，这一点是可以颠倒过来的，我不能光说人家的不好，也得说说什么是好的。宪法序言如果这样说，是不是会准确一些？
“法国人之所以建立共和国，是为了把法国的道德、教化和福利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而现在，如果把主语和宾语随便互换，那么，一个公理还有什么价值？每个人都能理解下面的陈述：“母亲将哺育婴儿”，但说，“婴儿将哺育母亲”就是荒唐的了。
关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美国人则形成了另一种观念，其宪法的开头是下面这些很朴素的话：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盟，实现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防御，增进全民福利，确保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享有自由的福祉，特颁此法。”云云。
在这里，没有什么虚构的国家之类的东西，也没有公民向其求索无度的抽象的东西。他们依靠自己和自己的努力，而不指望别的什么东西。
如果我大胆地批评了我们宪法的第一句话，那么，这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仅仅是为了某种形而上学的卖弄。相反，我认为，把国家拟人化，过去是、未来也仍将是灾难与革命的祸根所在。
在这里，一边是民众，一边是国家，被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后者决心要对前者遍洒甘露，前者则有资格对后者要这要那，要求后者赐给他以人间一切福气。那么，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
铁的事实是：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有一只手。它有两只手，一只管拿，一只管送——换句话说，它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为了干第二件，必须先得干第一件。然而严格说来，国家只能拿而不能给。国家一般把它们拿到的东西给自己留下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这种事情，我们都看到过，并且用国家之手的渗漏、吸收的性质来解释。而国家给公众的比它从公众那儿拿的还要多，这种事情，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也永远不可能看到，甚至根本就难以想象。因此，当我们向国家索取的时候，我们就太愚蠢了，我们简直把自己当成了乞丐。国家在把某种东西送给社会某些成员的时候，不给整个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于是，国家发现，由于我们不断提出要求，它被置于一种很明显的恶性循环之中：
如果它克制自己不去满足有些人对它提出的需索，它就被指责为虚弱，恶意，无能。如果它企图满足这些需索，它就不得不向人们加税，带来的坏处大于好处，也就是说，招致普遍的不满。
于是，我们发现，在公众方面，有两个期望，在政府方面，有两个承诺：享受好处，而不用纳税。这种期望和承诺是互相冲突、难以两全的。
这难道不是我们历次革命的根源吗？因为在过分大方地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的国家，与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的公众之间，介入了两类人：野心家和乌托邦分子。他们完全是时势造出来的人物。我们的宪法就足以令这些煽动家对人民声嘶力竭地喊：“这些台上的家伙欺骗了你们；如果我们上台，我们将会给你们带来更多利益，而且免除你们的税负。”
人民相信了，人民燃起了希望，人民发动了革命。
那些煽动家们一旦掌权，公众就要求兑现他们那些美好的承诺。人民说，“给我一个工作，还有面包，救济，贷款，教育，殖民地，同时，要兑现你的承诺，减免我的税负。”
新建的国家一点都不比旧国家的麻烦更少，因为那些是不可能办到的。人们当然可以随便许诺，却没有办法兑现。它要竭力延长自己掌权的时间，所以就要搞大量的项目。它会从做一些小事开始：一方面，它可能稍微扩大一下基础教育，另一方面，也可能略微减免那么点酒税（1830年）。然而，它始终面临着同样的矛盾：如果它要广施博爱，就必须不断加税；如果它减免税收，它也必然会放弃博爱。
这两个承诺总是、并且必然是彼此冲突的。调和两个承诺冲突的一个办法是借钱，也就是提前支取明天；这可以给今天带来一点好处，而付出的代价则是，明天蒙受更大损害。这样的做法带来的是破产，损害的是信用。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于是，新建立的国家就对其批评者采取了一种强硬的立场：它对它的力量重新组合，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它压制各种意见，它诉诸专断的法令；它攻击它以前鼓吹的公理，它宣布，统治嘛，总是不那么受人欢迎的；简而言之，它宣称自己就是政府。
而这，正是其他政治煽动家求之不得的。他们利用人们同样的幻想，采取同样的办法，最后也能同样获得成功。结局也一样，被同一个深渊所吞没。
我们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二月革命的。当时，本文所探讨的这个幻想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在民众思想中空前地流行。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殷切地期望，这个采取共和政体的国家敞开其慷慨施舍的大门，而关闭税收的闸门。人民说，我们以前老是受人骗，这次，我自己要好好监督国家，确保自己不受人骗。
而临时政府能怎么办呢？唉，它所做的也仍然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政府所能做的：许愿，然后拖延时间。它不能不这么干，一本正经地许下一堆愿，并且将其变成权威的法令：“国民公会一开幕，就将立刻宣布……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发放救济、贷款，实行义务教育，鼓励农业垦殖，清理土地，同时也会降低盐税、酒税、印花税、肉税。”
国民公会开幕了。然而，由于这两个承诺是彼此冲突，所以，它的任务、它那些可怕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于是，临时政府的所有法令，一个接一个地被撤销了，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
当然，为了使人们的失望不至于过分强烈，临时政府也作出了一些妥协。某些承诺还是兑现了，有些承诺则是象征性地兑现了。而现在，政府则正在争取加税。
现在，展望未来的几个月，我自己都不敢想，当新任命的国家公务员跑到全国各地，对遗产、收入和农业收益征税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上帝会证明我的预感是错误的，但现在，我再次看清了政治煽动家所扮演的角色。
读一下最新的《山岳派宣言》，这个宣言是总统大选期间发表的。这个宣言很长，却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下面几句话：国家对公民应当多给少取。这些人总是采取同样的策略，或者你如果乐意，也可以说是犯同样的错误。
“国家应当为所有公民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培训”。
国家应当“根据每个公民的需求、职业和能力尽可能地为其提供恰当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国家应当“教导每个公民了解他对上帝、对他人、对本人的义务；开发他的情感、智力和能力；一句话，让他掌握自己的工作技能，理解自己的最佳兴趣，了解自己的权利。”
国家应当“使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到所有文学艺术、人类思想的遗产、精神财富和所有能提高和加强其心灵的精神享受。”
国家应当“使公民们不再受一切疾病、火灾、流血，等等（这个‘等等’的含义可也太广泛了）之困扰。”
国家应当“干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成为信贷的管理者。”
国家有义务“切实鼓励和有效保护农业。”
国家应当“收购全部铁路、运河和矿山。”
无疑，国家也得利用其具备的专业技能管理这些企业。
国家应当“促进值得赞许的企业，鼓励和帮助他们，用一切资源使它们取得成功。作为贷款管理者，国家将从根本上扶持工业和农业合作社，以确保其经营成功。”
国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得损害它今天所提供的那些服务；比如，它必须始终采取一种威胁外国的政策，原因则如这个纲领的设计者所说：
“有我们神圣的团结，有法兰西共和国的先例，我们有理由代表那些在暴君压迫枷锁下的人们，把我们的事业和希望扩展到专制统治在各民族之间所划定的边界之外。如果可能，我们希望我们光荣的军队能再次成为自由的军队。”
你看到了国家的温柔之手，你想象，在山岳派统治下，政府的善良之手和给予之手将会非常繁忙。或许你不相信政府的暴虐之手、伸进你腰包的手、掏空你口袋的手也会同样繁忙？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政治煽动家如果没有掌握在炫耀温柔之手的同时掩藏暴虐之手的技巧，他们就还没有精通自己的行当。
他们的统治确实意味着纳税人的狂欢。
他们说，“我们只对奢侈品征税，而不对必需品征税。”
为了造福于我们，国库仅仅拿走我们过剩的资金，这难道不算幸福？
还有呢。山岳派还说，“税收将失去其压迫性质，从今以后，税收也是一种博爱的行动。”
真是天堂般的日子！我总算明白了，现在的时髦是无处不可搞博爱。不过，我不能不怀疑，税务官开的收据是不是也可以叫做博爱。
为排疑解惑，宣言的起草者们说：
“我们要求立刻取消对盐、酒等基本必需品的税收。”
“改革房产税、货物入市税和牌照费。”
“免费司法审判，也就是说，简化表格，降低费用。无疑这也与官方邮费有关。”
于是，房产税、货物入市税、牌照费、印花税、盐税、酒税、邮费——所有这些都将予以取消。这些绅士们似乎已经发现了尽情使用国家那只温柔之手而不用暴虐之手的奥秘。
真的吗？我想问那些不偏不倚的读者，这难道不是十足的天真，更进一步说，这难道不是危险的天真吗？在“国家不取而多给”的矛盾变成现实之后，人民为什么还要发动一场又一场革命、还在不停地欺骗自己？
难道人们真的相信，让山岳派掌权，自己就不会变成他们用来占取别人东西的那个工具的牺牲品？
公民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两种政治制度一直在互相冲突，而两者都有很充分的理由。一种制度说，国家应该多做点事，但同时就得多拿。在另一种制度下，这两种行动都不怎么明显。我们必须得在这两种制度之间作出抉择。然而，又出来了第三种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它对国家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却什么也不给国家，这种制度是空想的，荒唐的，幼稚的，自相矛盾的，也是危险的。那些提倡这种制度的人，为了自个儿享受痛骂政府无能、并唆使你们跟着乱骂的快感，而讨好你们，欺骗你们，至少是欺骗自己。
至于我们，我们认为，国家不是、也不应当是别的什么东西，它仅仅是一种公共警察力量，它不是压迫和互相掠夺的工具，相反，它只是为每个人提供一种保障，并使正义和安全主宰所有人。
—End—
本文编选自《财产、法律与政府》，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