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识：大连钢厂的前身为日商进和商会、大华电气冶金株式会社，成立于1905年，1945年8月27日，进和商会和大华矿业株式会社被苏军接管；1947年7月1日，移交我方，归属东北军工部大连建新公司领导，进和商会改名为大连金属制造工厂，大华矿业株式会社改名为大连炼钢工厂。1948年10月31日，大连金属制造工厂与大连炼钢工厂合并，改名为大连钢铁工厂。1953年6月，改称大连钢厂。后又几经变迁，成为如今的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1953年入冬，大连钢厂新从本溪钢铁公司调来一个化验员，此人名叫逢守仁，时年29岁，中等身材，看上去娘们唧唧的。不过进厂后的表现着实不错，化验员的本职工作他干得一丝不苟，而且还不时的能提出一些改进化验流程，提高效率的建议，这些建议试行下来也的确能提高化验效率。因此，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连钢厂化验室上下都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打了五星好评，认为他“积极肯干，有工作能力”，于是厂里对他比较信任，任命他为化验室的分析组组长，也准备在今后作为年轻技术骨干加以提拔。
然而，到了1954年初春，怪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首先，有人背地里给化验室党支部书记和两名业务组长起了个恶毒的外号——“三头凶龙”；然后就有人暗地里发动了一场所谓的“签名运动”，向厂领导告发这三人的“错误”，并且扬言道：“要想化验室的工作有起色，非得把这三个人推下台，另换领导不可！”
随后，化验室就不断开始出错，先是破坏了一批贵重的原料样本（当时这批原料极为珍贵，厂党委三令五申要节约使用），隔了几天又发生生产车间按照化验室分析出的规格炼出一炉废钢的严重生产事故，当钢厂保卫科在追查原来作化验的试料时，化验室竟然没有找到，最后居然是在垃圾箱里找到了，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
此外，化验室分析组又发生了好几起违反操作规程导致的化验不准的事故，严重干扰了钢厂的正常生产。
接二连三的怪事让整个化验室上下人人自危，为了自证清白，化验室自发地提高了警惕，经过几个星期的暗中自查，所有的疑点全部都集中在被厂领导寄予厚望的化验员逢守仁身上。
贵重原料样本是经过他的手后才被发现损毁的；分析组明明出了事故，他作为组长偏偏隐瞒不报，手下组员提出质疑时他千方百计搪塞。不遵守操作规程进行化验也是他的惯常操作，而且他非但自己不遵守规程，还经常以革新工艺为由唆使他人也这么干。
汇总了化验室的自查结果后，保卫科许科长决定对逢守仁立案调查。鉴于他是从本溪来的，于是还特别派出侦察员方明等人前往本溪进行外调——
两周后，外调的侦察员从本溪返回，带回来了外调的结果，由方明向许科长汇报：
“根据本溪钢铁公司4名工人的检举和我们暗访调查证实：逢守仁1948年6月毕业于蒋匪军官学校，毕业后前往蒋匪‘沈阳城防司令部’任职，沈阳解放后逢守仁被我军俘虏，经教育释放后毫无悔意，一直仇恨我党和人民政府。曾扬言‘我刚开始一生难得的谋福的时候，就叫共产党给破坏了。将来总有一天我非枪毙这些X养的不可！’有人揭发他还藏着一张自己军校毕业时身穿美式军服的照片，妄想在‘变天’后作为继续升官的凭据。”
“1949年他混进本溪钢铁公司当化验员，有意破坏当时极为缺少的金刚钻以及难以买到的玻璃化验仪器；在炉中分析时又故意将锰含量分析错，使得炼出来的大量的钢铁不合格，给国民生产造成极大损失。但当时他的真实身份没有被揭穿，所以本溪钢铁公司只给他记了个大过处分。不过因为这件事情，本溪钢铁公司不再信任他，将他调到了远离生产的岗位搞后勤，两三年下来他再也无法继续搞破坏。”
“逢守仁不甘失败，去年的时候他设法联系上了之前从本钢调到大连的化验室同事杨玉泰，表示在本溪待得不快乐，要换个地方。杨玉泰不明真相，就告诉他大连钢厂在招技术人员的消息，随后逢守仁便到甘井子区政府开了一张居住证明信，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成功混进了我们大连钢厂。”
“是啊，居然这么顺利地让这个反革命分子混了进来，我们工作失职啊。”许科长对着方明点点头插了这一句：“那么厂子里发生的一连串事故和这个逢守仁又有什么关系吗？”
方明接着汇报：“有的，经我们侦察证实，逢守仁混入钢厂后，采取了反革命分子惯用的两面派手法，处处伪装积极，骗取了厂领导的信任后就开始了他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经我们核实，之前厂里化验室发生的一系列破坏事故均系逢守仁一手所为。关于联名控告化验室领导企图取而代之的阴谋也是逢守仁在幕后进行策划的。有足够证据表明，此时的逢守仁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合伙行动。”
许科长在听取了方明的汇报后立即召集保卫科全员开会，连夜研究案情，决定对逢守仁实施监视控制，尽快挖出这个反革命小集团。
到6月底，大连钢厂保卫科经过周密的侦察，基本掌握了逢守仁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基本情况。除了一些依靠金钱拉拢的小喽喽（均已经被监控起来）外，主要骨干是一个叫周鸿栋的人。此人今年24岁，家住西岗区泰公街9号，父亲是地主出身，母亲是资本家出身，解放后家里被抄家，因此他对新社会有刻骨的仇恨。抄家后他因为有文化，被分配到西岗区北岗桥小学当教员，但因为向学生进行仇视新社会的反动宣传而被学生家长集体揭发，最终被学校开除。年初时和逢守仁结识并狼狈为奸成立反革命小集团，经常在甘井子区的友谊公园和百货公司的三楼食堂接头密谈。于是许科长又联系旅大市公安局甘井子区分局和西岗区分局，请他们对周鸿栋的家和经常用于和逢守仁接头的地点进行监视控制。
甘井子分局和西岗分局对此大力配合，派出精干侦察员化装后轮流对友谊公园、百货公司以及周鸿栋的家进行蹲守——
7月下旬的一天，许科长将方明叫到办公室，给他看了甘井子分局和西岗分局近一个月来对周鸿栋监视的新发现：周鸿栋近期打算离开大连去北京去看望他的岳父，但看岳父肯定是幌子，可以确定是受逢守仁的指使，但是指使他去北京干什么，需要进一步侦察。
于是，方明受许科长的指派提前去了北京，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下，很快将周鸿栋的岳父家监视控制了起来，并且还以修电灯的名义按上了窃听器。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守在接收机旁边听周鸿栋要说什么了——
果然，周鸿栋到了北京后就住进了自己的岳父家，然后就有个生面孔频繁造访，此人名叫陈文亮，是北京有名的大流氓，北京和平解放后转入地下，曾经接受过美军情报头子包瑞德的指派搜集各种有关新中国的情报。
然而当李安东、山口隆一反革命组织被北京市公安局破获，陈文亮没了“组织”，但不久又投身到国民党保密局的“怀抱”，成为蒋匪留在大陆的“地下组织”代表。
周鸿栋到达北京后，和陈文亮频繁见面，周鸿栋向他介绍了他勾结逢守仁在大连钢厂搞的一系列破坏活动，获得了陈文亮的“赞赏”，随即陈文亮告诉周鸿栋准备大量伪造人民币，一方面作为活动经费，另一方面达到扰乱金融秩序的目的，并要求周鸿栋返回大连和逢守仁商议继续扩大反革命组织的事宜。
在得到以上重要情况后，方明火速返回旅大，在听取了方明的汇报后，大连钢厂和旅大市公安局火速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作办案，一定要将这个反动组织彻底消灭在旅大地区。
周鸿栋返回大连后就立即频繁联络逢守仁，根据监听到的对话确定，他们计划在大连成立一个以逢守仁为首的“总支”，负责推销陈文亮制造出来的人民币假币，扰乱金融，筹措经费以等待时机。逢守仁还提出：要把“力量”延伸到旅顺，刺探旅顺基地等国防设施，搜集军事情报。而逢守仁自己则去本溪、鞍山和沈阳等地联络他当年在军官学校的同窗，进一步扩大反革命组织的“实力”。
密谋结束后，周鸿栋返回北京再去找陈文亮，而逢守仁则向厂领导提出想再回到本溪工作的调动申请，已经得到授意的厂领导当即予以批准。因为要对他们收网了！
8月3日，一趟旅客列车从大连站开出，周鸿栋就在车上，他以为只要一离开大连就能太平无事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然而，列车在金州站停车时，一众公安战士兵分两路，分别从列车的两头登车，很快就将周鸿栋成功堵在列车上，戴上手铐押下列车。与此同时，逢守仁和陈文亮也分别被大连钢厂保卫科和北京市公安局成功抓捕归案。一轮突审下来，三人对他们所密谋的罪行供认不讳。
根据他们的供词，北京、旅大、沈阳、鞍山和本溪等地的公安机关按图索骥，将三人供出的同伙全部拿下甄别，其中大部分均承认和这三人密谋过反革命行动，但也有少部分表示毫不知情，纯粹是被污蔑的。至此，逢守仁、周鸿栋、陈文亮反革命小集团宣告全军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