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5年，男人被剥皮，妇女被强奸，一个个战士倒在血泊中，我军几万人被十几个土匪牵着跑，在山里打转，这都是当时西南匪患现状。
刘邓大军在渡江战役用了42天，西南战役用了57天，而剿匪却用了八年。抗美援朝都结束了，而剿匪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着。
这些土匪都是什么人，为什么西南剿匪如此艰难？
西南解放
1949年12月27日，解放成都后，西南局正式成立，标志着历时57天的大西南战役结束。
不甘失败的蒋介石，眼看正面战场失败已无法挽回，更无力在短期内组织一场大型战争反攻，于是加紧在大陆执行他的应变计划，大肆宣传反动政令。
蒋介石下令，在一切地方，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坚决铲除共产祸害，破坏一切共匪的军事、经济设施。
反动派的一场反扑正在酝酿着。
大西南解放后，西南局要加紧让各地区稳定起来，一大堆问题等着解决。
西南地区幅员辽阔，地缘关系复杂，一直是国民党经营的反动堡垒，长期处于军阀轮番统治的状态，而且鸦片流行，娼妓泛滥，货币市场不统一，通货膨胀严重。
在57天的战役中，除了解放军英勇作战外，很多地区基本没遇到太大的抵抗，许多国民党旧部纷纷起义、投降。
虽然减少了战争人员伤亡，同时也给西南局增加了许多负担，留下很多隐患。
面对投诚的国民党旧部，西南局给出的办法是，养起来！也就是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耐心改造，适当收编，使他们不被反动派再次利用，与人民作对。
养起来就意味着每天政府要拿出大量的粮食，再加上自己几百万解放军也要养，这样一来征粮就成了各个地区的首要任务。
所以要尽快在解放区完成新政府的组建，西南局首要任务就是要征粮、还要禁银，禁烟，这样才能尽快恢复生产。
但两难的是，这每一条政令，都是势在必行，但又会被反动派利用。
事实上西南战役每解放一个地区后，我党也不可能每个县都驻扎大量军队，而这些解放区仍然活动着一些被打散后不愿投诚的国民党残兵，时刻伺机出来捣乱。
很多地方权力的移交都是在仓促中进行的，甚至是原封不动的继续启用原来的人事班子，中共只是派几个党代表以及少量部队维持治安。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动派为了阻止各地区新政权的过渡，也在加紧他们的应变计划。
1950年初，特务们根据应变计划和蒋介石拨的30万大洋应变费，先后在贵阳雪涯洞开展三次“反共游击训练班”。
培训出县长，保安团长，骨干分子，帮会头目，社会贤达等1600多人，这些头目被委任到西南各地，成立不同名目的反共组织。
他们与当地土豪士绅勾结，同惯匪恶霸沆瀣一气，策动本来已经投降的国民党旧部再次拿起枪反共。
同时宣传不利我党的言论，造谣抹黑，制造事端，激起中共领导下的矛盾，阻碍进步思想的输入。
由于驻扎在本地的解放军本身数量不多，加上骄傲轻敌，认为区区几个蟊贼，有何惧，以致匪势迅速蔓延，达到不可控制。
土匪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迫害进步人士，当地政府奋起抵抗，干部和战士倒在血泊中，有的甚至被土匪挖眼、抽筋、剥皮。
不仅粮食和财产被土匪一扫而空，最严重时整个贵州三分之二的地区被土匪占领。
西南局随即调主力进剿，数万大军在贵州的咔拉大山里长途奔袭，摸不到土匪动向，好不容易察到匪情又多次扑空，跑了不少冤枉路。
几次剿匪下来收效甚微，很多将士出现悲观情绪，士气低落。
贵川地理位置特殊，少数民族聚居，喀斯特地貌，山多平地少，悬崖峭壁迭起，百步一座山总有一个洞，有的洞可以容纳几百上千人。
当地民风彪悍、人们思想普遍封闭保守，还处于通讯落后，耕种技术也低下，交流靠人喊，物资全靠人背马驼。
这里的人极不愿接受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买卖奴隶时有发生，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城。
土匪专门选这些偏远滞后的地区，哪里复杂他们就在哪里盘踞，对当地熟门熟路，加上他们同居民混淆在一起，这些都给土匪活动提供了便利。
而解放军对这里地形不熟，又大多来自北方，行军时又受到行政的制约，不能很好掌握匪情，经常处于孤军作战中。
由于当地人民普遍心存畏惧，在解放军和土匪两者间分不清敌我，又害怕土匪报复，所以不敢跟解放军提供情报，很多时候出现当地民众帮匪不帮解放军的情况。
剿匪计划
实践证明脱离群众的军队，即使英勇善战，也不能取得胜利。
所以解放军起先的剿匪成果小，主要还是没有很好的和当地群众建立军民关系，没有调动群众参与剿匪的积极性。
除了这些客观因素外，同时我党自身也有问题。
以贵州黔西北为例，这个地区也是匪患最严重，历时最长，受灾最深的地区。
黔西北十几个县解放后，我党开始在各地区建立行政机构，政令同样是三条:征粮、禁银，禁烟。
这些政令都遭到当地很多人的抵触。
当时迫于西南局的征粮命令，很多干部为了完成征粮，在征粮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当地实际，存在一刀切的情况，常常不分贫富，见到粮食就抬。
甚至不请示上级就对那些交不上粮的，强行游街批斗，或罚跪，或殴打，不让吃饭，不准睡觉，等蛮横不讲理的做法，损坏了党的形象。
在征粮这个问题上，中共还没来之前，国民党其实就征过一次了。
由于很多人不知道解放军是来解放他们的，就提前把粮食卖了，等新政府征粮时，人们只好又花高价把粮食买回来再上交。
为了稳定金融秩序，西南局推行人民币禁止银元流通。
战乱频仍的年代，很多人对纸币是不信任的，鉴于民国时滥印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拿着几万块钱买不到一个饼。
所以人民币印了不少，银元大家照常用，后来政府对所持有银元的户主强行冻结，没有任何补偿就了事，导致很多人破了产。
在禁烟的过程中也遇到问题，解放前西南地区一直有种鸦片的习惯，民国对鸦片也禁止过，后来觉得收税高就干脆不管。
中共对大烟是零容忍的，因为地都种了鸦片，粮食从哪里来，再说中国深受鸦片之苦，于情于理禁烟是一定的。
可是在禁烟这个过程，政府缺乏与民众沟通协商的耐心，直接就到地里把成片鸦片锄掉，事后也没有拿出实际补偿。
急于求成的种种行为，没有给人民指点出路，以至把群众逼得反而对各项政策无动于衷。
特务们正是抓住中共政策与人民的矛盾，利用新政权鞭长莫及的权力真空期，开辟了一个个反共游击阵地。
面对匪患不断袭扰，很多地区政府处于瘫痪状态，而多次进剿又无果后，
西南局吸取前期教训，调整了剿匪策略。
从之前单纯的军事剿匪，转变为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这三种方针的结合。
又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赏为三原则，起到逐步瓦解，孤立匪首的作用。
将最初面对土匪游击战，大部队在山沟里追着小股匪跑的作战方式，改为破洞攻坚，铁壁合围的战术。
经过这些剿匪策略的调整后，很快收到效果，扭转了之前的被动局面，重挫了土匪的嚣张气焰。
在具体剿匪过程中，我党首先对土匪开展政治攻势，特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赏的原则，布告各地区。
对那些顽固不化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匪帮，坚决彻底消灭之，同时让被迫为匪，无心做恶又有悔意的土匪，争取宽大自新的机会，给予可能的出路。
对携武器主动归降，秘报匪首、匪窝，或格杀匪首的土匪，既往不咎而且有赏。
这样不仅从土匪内部分化瓦解了土匪，而且打击了少数，团结、教育、挽救了多数，使土匪头目沦为光杆，从而孤立了匪首。
同时广泛发动群众的力量，让群众深刻认识到，清剿土匪与反恶霸斗争是巩固农民利益的必要出路。
在各县组织人民法庭，公开审判那些迫害农民的恶霸地主，罪恶深重的执行枪决，没收的地主非法所得财产，要兑现分发给农民，让农民得到切实的实惠。
然后党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以斗地主清查黑田的方式，为农民征粮、退租、退押打开了局面，解决了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调动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组织民兵武装，广泛依托群众建立群众网，铲除了土匪滋生的根源和条件。
彻底根治
匪首就是利用当地对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才能搞破坏，即使是起义后又叛变的国民党部队，也需要与当地封建势力勾结才能立足生存。
因此农民拿起武器武装起来，不仅配合了我军剿匪工作，也弥补了兵力上的不足，更体现出人民当家做主与土匪面对面斗争的主人翁态度。
同时让官兵认识到，土匪绝不是山里的几个蟊贼，整个大西南还有很多封建势力原封不动在那里。
他们手里握有武器，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要有再打一次淮海战役的思想准备。
另外对有功的人要进行嘉奖，鼓舞士气，增强信心，发扬我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传统。
作战过程中，解放军改变了之前大部队长途奔袭，到了匪窝时，土匪人跑而空的笨拙战术。
纠正部队经常是局限一个范围后，把土匪追到自己行政范围外就算了事，也不与友邻协同，致使土匪此剿彼窜。
同时解放军开始建立大众情报网，加强情报工作，根据土匪活动时聚散无常来去不定，消息灵通的特点，制定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战术。
进剿时对那种大股集中的土匪，解放军结合优势兵力，集中对集中。
在掌握可靠情报后，部队多路并进，为了防止土匪乱窜，扼守住交通要道，层层合围，向中心靠拢，争取不打则已，打则全歼，或歼灭大部分。
黔西北多山多洞，有些洞口悬在崖壁上，大的能够容纳成百的土匪，这些土匪把生活物资储存到洞中，依托有利地形，再把洞外悬梯毁掉，在洞口筑起石墙。
攻打时非常困难，解放军开始吃了不少亏，后来摸索出来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解放军先用大箩筐里装满辣椒、石灰和干柴，再绑上手榴弹，然后用绳子从山顶往下落。
箩筐下落到洞口时，再拉开引火爆炸开去，等洞里土匪被呛的不行时，解放军在进攻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土匪吃了几回亏后，为了防止再被一锅端，后来采取将大股土匪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方法来对付解放军的铁壁合围。
为了阻止这些小股土匪乱窜，解放军设岗设卡，依靠群众敲梆子，对村庄挨户清查户口。
同时展开政治攻势，设立土匪自新登记处，从精神上瓦解土匪的意志，争取主动来降。
实际上也取得了很大效果，在剿匪期间，成千上万的土匪主动投降登记。解放军还对各种土匪特征继续细分，区别对待，对症下药。
对那些没有固定落脚点的小股土匪，就成立精干小分队，装备精良武器，只要发现土匪，小分队不受时间和地区限制，土匪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千里寻踪，直到彻底消灭。
对那些在地区边界来回窜扰的，则建立区域联防，成立联合指挥所，电台联络，密切协同动作，树立整体观念。
一旦发现匪情，统一指挥行动，共同会剿，让土匪彻底失去在边界流窜的空间，再也不能立足。
黔西北很多土匪组织，都是靠帮会，宗族势力发展起来的，匪首多是宗派里有地位的人物。
那么捣毁这些匪窝，就得刨树要刨根，擒贼当擒王，只有打掉头目才能让匪帮作鸟兽散，不然打散的匪众又会散而复聚。
为了捉住这些头目，中共的特工伪装成便衣，熟记匪首的年龄，面貌，特征。
对那些化妆潜逃的头目千里寻踪，有时候他们躲在深山老林里，若发现林中有炊烟，或有人送粮食被褥，特工就跟踪匪首，直到将其擒住。
在剿匪战争中，解放军战士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攀悬崖，钻老林，深入龙潭虎穴，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
在军民的齐心协力下，匪患被控制住，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残匪清剿，逐步肃清了匪患，直到1958年彻底净化全境。
大西南因此恢复了稳定，人民也真正当家做了主人。
最后，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可以点个“关注”，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